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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初期工业经济略论 |
| 第648期 作者：□文/张林栋 时间：2021/1/1 10:00:08 浏览：210次 |
［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恢复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2年新中国开始制定和实施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以前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企业为核心，以900多个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156项目”工程帮助中国初步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工业经济，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关键词：“156工程”；中国工业化；工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9月14日
工业化不仅是后起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跨越。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先后开展工业化，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工业经济都是一个无尽的课题。近代中国作为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最重大、最艰巨的历史任务。建国初期，我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意识到了工业化建设对于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迅速投入到中国工业经济建设的进程中。
一、“156工程”的确立与背景
“一五”计划的中心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而重工业是重中之重，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必然要求。如何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经过多次讨论，提出必须优先发展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中国正急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生产力极度落后，如果没有能源、钢铁、交通等重工业的建立，轻工业和农业是不可能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的政策，限制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因此，“一五”计划将前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作为重工业建设中心。
第一批项目是在1950年毛泽东首次访苏期间商定的。1949年底，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中苏同盟条约问题、贷款问题和两国贸易问题进行初步会晤。1950年1月，周恩来抵达苏联，于2月同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关于苏联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港口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以及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进行新建和改建50个大型工业企业，这就是“156项”工程的首批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以及钢铁等能源，军事和基础工业。第二批项目是1953年商定的。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陈云、李富春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讨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直到1953年5月，李富春同米高扬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议定书，承诺从1953年到1959年，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企业。第三批项目是1954年商定援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经过三次商定，苏联援助的项目达到156个。后来又经过两次商讨，增加了18个项目，加上之前确定的项目，共计174个项目。后来经过反复调整和实践，最后确定的项目有154项，由于“一五”计划公布的是156项，所以仍然称为“156项”工程。
二、“156项”工程的实施
在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军事企业44个，能源企业52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冶金企业20个，化工企业7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企业集中分布在我国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其中民用工业企业有50个安排在东北，32个在中部；军事企业有35个在中西部地区。以煤炭行业建设情况为例，包括：抚顺西露天矿、老虎台矿、龙凤矿、胜利矿以及东露天矿；阜新平安立井、新邱一号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大同鹅毛口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通化湾沟立井、平顶山二号立井以及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等等。
三、工业经济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阐明，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它表示的是生产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以上三者是生产活动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即生产三要素。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基石，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从而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并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是一种可供测量的客观标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具有能动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是有限的，归根结底依赖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全部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据此原理，对于每个时代的科技劳动者来说，他们也不可能自由选择他们的科技生产力，前一代的科学劳动者所创造的科技生产力构成了一种既得的力量，成为他们进行科技研究活动的基础。科技生产力不是自古就有的，是经过16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并与技术发生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的力量，到18世纪中后叶的工业革命，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大大改变了社会面貌，甚至影响欧洲的政治变革。19世纪科技活动已经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构成一个整体复杂的生产方式。尤其进入到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革新，突破了之前任何时代的生产速度，科技与社会化生产活动结合十分紧密，形成一个有机的机构系统，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也就是科技生产方式，这样先进的生产力就是科技生产力，新技术在社会大生产中的应用，也产生一些了的新问题，那么如何去考察科技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诸要条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生产力的理论构建》一文中，作者曾指出，科技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强大需求；第二，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实现其自身不断成长的内在驱动力；第三，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作者宏观的考察了社会需求、科技内在驱动力，以及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三要素，并且认为三者有机协同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笔者认为，科技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它不仅受到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且它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则详细阐述了“在知识形态上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力，主要指科技生产力，它可以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到特定的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中去，形成直接的生产力，物化为新的劳动资料，进而控制改造社会的进程”。相比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在今天，科技生产力是如何融入到经济社会之中的呢？在《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主要方式及其发展走向》一文中作者指出“根据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关联程度，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主要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前者是指科技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必须通过转化、物化、渗透和影响等途径应用于社会生产，方能起到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需要的作用，其经济效益是间接的和潜在的；而后者是指科技直接作为经济社会的企业、产业和经济部门即科技企业、科技产业和科技经济部门，具有直接生产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科技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其经济效益是直接的和显在的。显而易见，科技生产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
四、“156”工程与中国工业经济
150个工业项目及其配套设施的顺利开发，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独立的、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经济的初步基础。其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初步建立起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各类现代化基础工业。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书中，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概念进行概括，得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仅是统一的，而且广义的工业化还应该包括城市化的结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作用。郭涛在《试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挥》一文中提到，应该重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以支持工业化的较快演进，带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额上升，增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能源工业主要在东北、西北以及华南、华北等地区进行建设以及布局，这不仅巩固了东北的能源建设，而且为能源稀缺地区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例如，鞍山、本溪等钢铁公司的建立加强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包头和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与施工也使得我国内地建立起了钢铁基地。
第二，新中国的工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业生产速度加快。由于一批批新型的、高科技的工业企业建设和投产，中国的工业技术和部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生产部门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中国的工业生产速度在当时也超过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中国工业的区域布局更加合理。李富春曾经说过：“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并积极着手建立新的工业基地，逐步改变我国工业目前的地区分布的某些不合理状态。目前我国的工业和铁道，集中东北和沿海一带，这在国防上和经济上考虑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到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态。因此，对“156项”工程的布置和安排基本上是比较合理的，这些项目的施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态，使我国的工业设施分布从沿海逐渐深入到内地，从而有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
五、工业经济现实考察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不断演化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关系趋于复杂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下，以制造业的“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和以产业互联网为依托的“精准定制”将成为未来工业生产的主流，产品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趋向透明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被压缩，市场变化与竞争加剧，需要生产者弹性调整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传统自动化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智能工厂”+“智能决策”成为工厂改造提升的方向。智能工厂方面重点在于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全流程数据可视化的应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与管理，产供销全链条的综合信息管理；智能决策方面包括市场环境与消费需求的辅助决策带来的产品研发与生产工艺的改善，用户与消费习惯的数据智能化决策对于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的改善，产业链上下游业务协同带来对于库存、物流等方面的管理提升。
首先，科技生产力使得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一个全球现代化社会生产网构建已初步完成，而生产资料所有制趋于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劳动者越来越有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者正在由相对单一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变为公有、国有、个体私有、合伙、股份等多种所有制；另一方面占有股份的人数占社会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次，表现在产生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的有效运行机制：由于以智能化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各种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成为一种灵活的、操作性很强的机制。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是“白领”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随着“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比例也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这种科技生产力使得自动化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在制造业里面，自动化生产发展成熟后，由原来的人工统计的部分可以依靠计算机自动化实现，这种趋于“无人生产”模式使得产品价值得以重新考量。当今的社会化大生产更趋复杂化，科技生产力作为知识形态、精神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渗透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也时刻被继承和深加工。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任盈盈，刘思峰，方志耕.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生产力理论的构建［J］.生产力研究，2006（08）.
［2］刘冠军，邢润川.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主要方式及其发展走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06）.
［3］郑尚植，王怡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生产关系重构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7（09）.
［4］王乾坤.科技生产力的特点及转化路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
［6］汪海波，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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