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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国际化、股权性质和慈善捐赠 |
| 第659期 作者：□文/潘向林 汪志豪 时间：2021/6/16 10:49:22 浏览：316次 |
［提要］ 国际化经营企业因主营市场变动，其慈善捐赠会相应发生变化，同时企业慈善捐赠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因此研究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变动情况对政府服务企业和企业自身战略制定都具有重要性。本文使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随国际化程度提高的变动情况，揭示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股权性质和慈善捐赠之间的联系，为政府深入认识国际化企业慈善捐赠变动情况提供参考，为企业自身全球化经营战略提供指导。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股权性质；慈善捐赠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3月8日
一、引言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高表现形式，影响着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由Bowen（1953）首先提出，即“企业的经营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Carroll（1979）将企业社会责任构建为金字塔四层次结构，从底层到高层分别为“被要求的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被期望的企业道德责任以及被渴望的企业慈善责任”。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将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环境污染、社会和谐等。投射到企业上，即各利益相关方不仅期待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而且还期待企业能履行与自身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从而提升社会生活环境的舒适度。2008年汶川地震，王老吉和万科皆进行了慈善捐赠，却取得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关注度，使企业认识到了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经营战略的制定。
国际化企业经营环境多元且复杂，因此其更应该重视慈善捐赠。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欧美等西方国家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在此大环境背景下，国际化经营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国际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不仅面临国外各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压力，而且越发受到国家间意识形态对立的戕害。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内外循环双向互动，国际化企业因此可能会重新调整经营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当今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其最直观表征慈善捐赠受到国内国外各利益相关方高度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表明，企业与各相关方相辅相成，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国际化企业不仅要满足不同市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而且还要在资源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平衡不同市场的慈善捐赠。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重要的表征，但以往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国内经营视角，少有针对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以往文献多从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及制度环境层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探讨，但都仅局限于企业国内经营视角。周泽将（2014）认为随着女性更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女性高管显著提升企业慈善捐赠。姜付秀等（2019）发现学者型CEO相对于非学者型CEO显著提升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叶艳等（2017）从企业规模出发，得出企业规模与企业慈善捐赠具有U型关系。王分棉等（2019）研究得出企业经营多元化程度越高，外部关联利益相关者越多，企业慈善捐赠越多。许评等（2017）实证发现企业慈善捐赠与所得税税率呈正相关关系。周晓剑等（2019）得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慈善捐赠越多。仅少量研究涉及到国际化视角，文雯等（2017）发现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陈永强、潘奇（2016）基于资源交换理论研究发现，企业随着国际化经营程度增强，企业国内慈善捐赠减少。鉴于国企与政府关系密切，而欧美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立情况依旧严峻，因此探讨国际化企业股权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国际化经营企业、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慈善捐赠。国际化经营企业因其经营市场异质性，与所处环境关联强度有异，从而企业慈善捐赠不同。文献研究表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可分为经济理性、社会契约和制度规范三种形式，因而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因素众多。Clarkson（1995）根据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经营的关联强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关联度不同的群体，如所有者、管理者、员工、债权人、供货商、消费者、环保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多种诉求的集合点，各诉求或隐性或显性相互博弈。
企业生存发展处于各利益相关者动态博弈中。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时，其经营面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因而为国内各利益相关者所关注。首先，企业为获取政府所掌控的稀缺资源，讨好政府就成为一种可期待的选项，而慈善捐赠则是建立沟通、互动的理想桥梁；其次，企业积极进行慈善捐赠来建立道德资本，示以大众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消费者认可和支持，最终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但是，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逐渐提高，其经营市场逐渐由国内转移到国外。此时，企业经营发展主要受到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影响。一者“企业公民”理念在国内普及不到位，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认识还不成熟；二者国内企业发展历程较短，仍处于求生存求发展的原始积累资本阶段。所以，当企业因国内公众关注度下降时，企业管理者出于资源有限性考虑，减少国内慈善捐赠而腾出资源用于企业研发或满足国外新利益相关者诉求。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
假设H1：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慈善捐赠趋于减少
（二）企业股权性质对国际化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企业股权性质不同，获取政府所掌控的稀缺资源不均衡。改革转型期，政府作为调节各方资源的调度者，是企业寻求稀缺资源及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国企因天生与政府相关联，合法性毋庸置疑。权利上可优先获取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先机，可获得更多补贴，可行政手段化解经营瑕疵。义务上承担国家服务社会的后备力量，如维持地方就业、提供公共服务等。当政府需要筹措资金时，国企即会响应慈善捐赠摊派，亦会自觉进行慈善捐赠。因此，国企因承担了部分社会负担而面临预算约束，其慈善捐赠情况并无明显波动。然而，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距离政府较远，面临先天合法性劣势和资源匮乏。如同新创企业，民营企业相对于国企面临资源匮乏，需要进行积极捐赠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我是好企业”信号，以便获取资源掌控者的信任，从而提高合法性。
对于国际化经营企业而言，这种不均衡现象同样存在。国际化经营因其复杂性，国外企业更愿与国有资本企业合作，国有资本即意味着与政府合作。其一，可减少政策风险；其二，可获得更多资源倾斜、银行贷款等；其三，可获取国企掌握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上优势。而民营企业由于缺乏政府背景，因此基于资源交换理论，国际化经营的民营企业更愿意通过积极慈善捐赠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来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可获准经营某些业务、可获取政府背书及可获得政府的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
假设H2：相对于国企，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其慈善捐赠动机更强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文章选取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8数据组成企业慈善捐赠全样本，样本期间为10年。为保证样本有效性，文章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由于金融保险类企业财务标准有其特殊性，因此删除此类公司数据；（2）由于ST及PT企业面临退市风险，财务数据可能存在虚假，因此删除此类公司；（3）对于慈善捐赠数据缺失较多的企业进行删除；（4）删除数据存在异常值的企业；（5）针对企业慈善捐赠表述不清晰或者公益捐赠与赞助性捐赠混合在一起的企业数据；（6）为保证数据不受极端值的影响，文章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企业慈善捐赠（Phi）。为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借鉴山立威等（2008）的做法，将其定义为企业慈善捐赠总额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时为了避免企业慈善捐赠变量数值波动幅度，文章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自变量：企业国际化程度（Trans）。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三种方式，分别为海外营业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海外员工占企业总员工人数的比例、海外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根据以往文献，多以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文章亦采用此衡量方式。
3、调节变量：企业产权性质（Soe）。根据以往研究，企业产权性质设定为哑变量。国企为0，民营为1。
4、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对控制变量的明确，文章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盈利能力（Roa）、独董比例（InDire）、企业成长机会（Growth）、两职合一（Dual）。此外，再加上年份（Year）和行业（INDU）哑变量分别控制年份效应和行业效应。（表1）
（三）模型设定。为验证前文假设H1，文章构建模型如下：
Phi=α+β1Trans+β2Controlvars+ε1 （1）
Phi=α+β1Trans+β2Soe+β3TSoe+β4Controlvars+ε2 （2）
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假设H1，模型（2）用来检验假设H2。变量TSoe为Trans和Soe的交互项，且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的影响，文章使用stata中的winsor2命令对部分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各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文章对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样本量为1，043个。Phi的均值为-18.07，中位数为-18.10，标准差为1.814，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2.64和-11.58，数据总体比较平稳。Trans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0.966，说明不同企业之间国际化程度差别较大。Soe均值为0.428，说明样本国企数量少于民营企业数量。其他变量可参考表2。（表2）
（二）相关系数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Pearson还是Spearman，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都没有超过0.5，因此各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可以看出Trans和Phi系数为负，且显著，初步验证前文分析假设。Soe与Phi系数为正，且显著，符合理论分析。但是，由于相关系数分析仅仅是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没有考虑到其他变量共同作用的影响，因此需要继续进行回归分析。（表3）
（三）回归分析。模型（1）中仅纳入了企业国际化程度，Trans系数为-0.88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慈善捐赠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提高而减少，与相关系数分析吻合，验证了前文H1假设。利益相关者理论表明，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时，企业的经营市场主要在国内，受到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关注度较高。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为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诉求及提高自身形象以获得认可和支持，则企业会积极进行慈善捐赠。模型（2）仅纳入企业股权性质，以单独测试企业股权性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较国企高。模型（3）加入主变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系数分别为-1.667、0.835和1.274，且在1%水平上都显著，结果表明在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不比国企天然与政府关系较为亲密，合法性需求及获取稀缺资源压力较小。民营企业为寻求合法性和获取政府所掌控的稀缺资源，自然会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在当前政企关系改革转型期，直接的利益交换会引致公众质疑。而企业慈善捐赠却可以为政府和企业达成一种默契，是政企资源交换的一种理想隐性渠道。国际化企业开展对外经营因面临各种资源的短缺，更期望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因而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较国企更多。（表4）
五、结论及启示
一直以来，国家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但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进而导致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起，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具有实践意义。而以往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国内，研究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情况显得尤为需要。文章采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9～2018年10年间慈善捐赠情况，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受国内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关注度减少，企业慈善捐赠趋于减少。考虑到企业背景不同，纳入股权性质后发现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较国企高。
本文考察了国际化经营企业慈善捐赠变动情况背后的原因，对政府服务企业及企业自身国际化经营具有如下启示：（1）对于政府服务企业而言，政府要积极识别不同背景企业慈善捐赠变动情况，以便发现企业慈善捐赠波动背后的内在因素，进而针对性给出建设性意见或积极支持。更进一步来说，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一视同仁国企和民企合法性及获取稀缺资源诉求。（2）对于国际化经营企业自身而言，企业应该重视平衡国内国外慈善捐赠。当前国际化经营环境形势趋于严峻，企业面临切换回国内市场需求。企业需在国际化经营程度较高时依旧重视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以便切换市场时能够为各利益相关者认可和支持。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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