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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少子化社会保障措施比较 |
| 第662期 作者：□文/梁舒宁 时间：2021/8/1 16:58:16 浏览：261次 |
［提要］ 少子化是困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大问题，是老龄化的推力之一，日本与中国上海目前都面临着少子化的危机。为应对少子化，日本从缓解少子化进展和降低影响两方面入手推出多种社会保障措施；中国也积极响应，提出大致举措。本文希望通过对比分析总结经验，为中国缓解少子化危机的制度建设与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少子化；国际比较；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7月26日
近年来，少子化这一人口学现象频频被提及，伴随着高龄化一起逐渐成为困扰东亚中、日、韩三国的人口难题。少子化不仅是一个人口学问题，其成因复杂，来源于社会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对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都将产生显著影响。少子化的范围之广和程度逐渐加深的态势已经引起多方重视。本文选取日本这一最早将少子化视为社会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和上海这一社会保障水平处于中国最前沿的城市作为例子，通过对比分析总结经验，为中国缓解少子化危机的制度建设与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日本、上海少子化状况比较
因少子化的衡量标准为群体占总体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少子化与老龄化可以看作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日本少子化形成较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二战后，日本人口结构波动较大，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上海的少子化形成晚于日本，但发展速度极快，根据对应年份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从1990年至2020年这30年里上海市0～14岁儿童的占比从18.2%跌落至9.8%，在少子高龄化问题得到重视后，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回升。
1974年，日本经济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出现负增长，在此影响下，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2.05，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此后，日本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89年日本出现了“1.57危机”，总和生育率降至1.57，成为二战后最低水平，引起了日本全国震动。步入21世纪后，日本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人口出生率并未随之升高，人口出现负增长。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19年日本人口在一年内减少了50万人，可见日本少子化问题中生育水平低是一个突出问题。
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与中国整体总和生育率变动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1957～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中国整体的出生婴儿死亡率较高、生育率较低；其后因推行补偿性生育政策有所回升又快速下降。1980～2010年资料表明，上海始终为中国出生率最低的省（市），1980年时就仅有1.10，低于更替水平的2.1和全国水平的2.31。
根据上述数据与分析，日本与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前期波动更大、后期趋于平稳。日本少子化早于上海出现，总和生育率高于上海，变动幅度小。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大，但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表1）
二、日本、上海少子化成因
（一）少子化成因分析。少子化现象的出现与延续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
1、经济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无论是上海还是日本，其少子化进程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停滞，经济的低迷使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影响了家庭的收入，进而导致少子化。而少子化的现实又使内需无法扩大、劳动力市场萎缩，加剧了经济的不景气。有劳动经济专家估算，在日本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至少需要花费1，800万日元。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孩子带来的回报远小于生、育的成本，因此不愿生、不能生的思想蔓延。
上海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一方面有供养能力的人忙于工作无暇生育和照顾孩子；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不足的人为在高消费的上海生存而捉襟见肘。另外，上海社会对后代子女要求的提高增添了生育的开支，如早教班、学区房、兴趣班等，更抬高了本就不低的生活成本，给年轻一代和外来人口带来沉重的负担，降低了生育率。
2、社会文化因素
（1）传统家庭关系改变。首先，以生育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逐渐瓦解。在过去，女性进入育龄后即开始生育，平均到五十岁以上才能结束生子、育儿的任务，在平均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生育几乎占据了女性成年后的一生。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寿命逐渐延长，生育任务在人寿命中的比重下降，育儿不再是家庭的唯一中心。其次，人们对于传宗接代的执着程度逐渐下降、人口迁徙更频繁等因素也加速了传统的以生育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的瓦解。
同时，随着妇女解放思潮的传播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的女性就业率逐渐提升，面临着传统观念带来的家庭责任和工作间的难以避免的抉择。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67%的女性怀孕后不得不辞职。在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样的更加开放的城市，女性脱离家庭的禁锢成为常态，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女性走上社会开始工作，拥有自己的收入并比以往更多地掌握话语权，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传统性别分工施加给女性的压力使一些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而结婚、生育，但也有很多女性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因此选择放弃结婚、生育。
（2）晚婚晚育观念。适龄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是少子化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据统计，2016年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4岁，比1985年推迟了近4岁，男性初婚年龄为31.1岁，比30年前提高了2.9岁；生育年龄则更晚，女性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为30.7岁，同样比1985年延后4岁。上海也有相似的情况，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达到30.73岁，超过女性最佳怀孕年龄。这一变化与个人主义传播、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受教育年限增长密切相关。
3、制度因素。有别于日本，制度因素是上海少子化发展的一大推力。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的计划生育率就达到99%。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逐渐放开，但政策的实施和其惯性仍然推动了上海人口结构转变。尤其是计划生育严格执行期间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已然改变了数十年来人们的生育观念，使制度因素对上海少子化的推动作用更加持久。
三、日本、上海应对少子化社会保障措施及启示
（一）日本应对措施。日本对少子化非常重视，在应对方面从缓解少子化进展和降低少子化影响两个方向入手进行了很多尝试。在缓解少子化进展方面，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减轻生育及抚养负担，主要包括育龄女性支援、育儿经济补贴、托保设施建设和家庭观念宣传。
第一，对育龄女性，2014年日本推出并实施了《怀孕和生育支援示范计划》、2015年推出《产前和产后支援计划》，这些计划为育龄妇女提供了从怀孕到养育阶段不间断的支持。针对女性职工，日本也提供相应的支援，1994年的“天使计划”、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及其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提出了“两立支援政策”支援就业女性同时工作与育儿。同时，日本对女性职工妊娠期的劳动保护也格外重视，日本《育儿休业法》规定了女性生育的休假时长、重返岗位累计工龄等，还提供了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就职支持、招聘信息等服务以为女性职工创造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的环境；企业为支援女性兼顾工作与生育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常见的如：育儿休假、供妊娠期妇女和产妇使用的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的托儿所、休假后重回工作岗位的支援等。此外，日本还鼓励男性雇员承担育儿责任，对给予男性职工育儿假的企业进行补贴，以分散女性职工的育儿压力。
第二，经济上，国家和企业都给予支援。国家层面上，日本政府为鼓励生育通过《儿童补贴法》等规定面向家庭发放儿童津贴。1972年，日本政府针对家庭的第三个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在5岁以前提供儿童津贴，标志着儿童津贴制度在日本正式确立。其后，儿童津贴逐渐走向普惠化，2010年新的法案根据家庭收入条件和儿童年龄划分了每个月5，000～15，000日元不等的补贴档次；2018年不论家庭收入如何，3～5岁儿童在政府认定的幼儿园就读即可免除所有教育费。企业提供自主的家庭津贴和儿童津贴、生育临时补贴以及育儿及教育方面的贷款。
第三，除了经济上的直接帮助，日本还建设了保育设施，如“家庭支援中心”等，将家庭、社区、幼儿园等设施和资源组合，缓解育儿压力，为育儿提供支持。
第四，在思想上日本也做出了尝试，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宣传生命与家庭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立法确定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基本方针，扭转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思想潮流，呼唤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以提高生育率。
（二）上海应对措施
1、现状。上海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少子化对策多与国家保持一致，现有的少子化应对措施相较于日本而言并不完善，主要依赖外来人口中年轻劳动力和高龄劳动力延迟退休来补足缺口，在女性职业保护、儿童津贴发放、育儿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不足，从数据来看收效甚微。
2、日本少子化应对的社会保障措施对上海的启示。（1）要根据目前少子化的特点与进程，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适应当前少子化情况与国内国际大环境，为少子化的应对指明方向。（2）要充分考虑少子化对社会保障给付与负担的影响，不断深化社会保障财税体制改革，给少子化应对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3）要积极进行宣传引导与教育，让全社会意识到育儿是社会以及男女应该共同肩负的使命，使多方力量加入少子化应对中，减轻女性和政府的育儿负担。
四、结语
少子化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上海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日本应对少子化的经验，可以对上海应对少子化有所帮助。应对少子化危机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共同努力防止或延缓少子化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顾蕾.日本少子化问题应对的困境［N］.中国妇女报，2021-04-07（007）.
［2］梁燕.“少子化”的生育“焦虑”［J］.标准生活，2021（02）.
［3］李智，张山山，倪俊学，全星，刘锦桃.1982-2010年中国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J］.中国卫生统计，2015.32（06）.
［4］任晓菲.中日少子化问题比较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1（03）.
［5］郑妍妍，李磊，刘斌.“少子化”“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3（06）.
［6］梁颖.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J］.人口学刊，2014.36（02）.
［7］王伟.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J］.日本学刊，2019（01）.
［8］王晓峰，全龙杰.少子化与经济增长：日本难题与中国镜鉴［J］.当代经济研究，2020（05）.
［9］商钟岚.日本少子化对策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9.32（05）.
［10］李清萍.关于推进中国高龄者就业的若干思考——以日本经验为借鉴［J］.中国西部，2020（06）.
［11］徐兴文，刘芳.低生育率时代典型国家家庭政策的实践与启示［J］.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3）.
［12］张心玥.日本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劳动保障世界，2020（20）.
［13］李可书，张星.日本妇女权益保障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新疆社科论坛，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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