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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波动宏观效应分析 |
| 第663期 作者：□文/席悦欣 时间：2021/8/16 9:30:39 浏览：559次 |
［提要］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降低税收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和投资刺激总需求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因此，为有效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政府应该鼓励技术创新；合理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
关键词：经济波动；DSGE模型；扭曲性税收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6月15日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通过改变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调节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措施，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验来看，降低税收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和投资刺激总需求，从而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中国经济历经了几十年的飞速增长，于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政府部门根据经济变化的特征实施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利于国际宏观经济增长，为防止国内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我国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政策来实现调控经济的目标。2009年以来中国采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对小微企业和高新企业的优惠税收等政策，这些政策在平缓我国经济波动及优化税率结构方面起着关键作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要加力提效，强调结构调控。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提高降税力度是实施积极型的财政政策的关键方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工具。因此，需要对税率调整的政策效应产生的宏微观影响做深入的量化研究。
国外一些文献在RBC模型基础上引入财政政策冲击来研究其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Baxter和King（1993）、Mcgrattan（1994）等研究在RBC模型基础上引入包含政府支出及税收等财政政策随机冲击，随机冲击对资本和劳动存在影响，得出了引入了财政政策的模型解释力更强的结论。还有一些国外文献基于RBC模型来研究税收政策变化的经济效果，Jaimovich和Rebelo（2009）认为预期税收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Mertens和Ravn（2011）研究发现当消息冲击发生后，实施减税前会导致经济总量下降，而政策实施后会促进经济扩张。国内学者的研究在RBC模型基础上重在模拟经济运行特征，而关于政策效应的研究匮乏。蔡明超等（2009）考虑了政府行为，研究政府意外调整的税收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发现消费税率的增加导致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上升，而资本税率与消费呈现负相关作用。吴化斌等（2011）认为税收消息是可预见的，在RBC模型基础上构建消息推动下的模型，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消息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波动，同时发现减税政策冲击由于会导致劳动减少引起了产出下降。以上研究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还有部分学者在新凯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王立甫（2010）在考虑资本税和劳动税的基础上引入新凯恩斯模型中的价格黏性与垄断竞争假设条件，发现政府支出冲击对经济运行特征解释力较强，而正向税收冲击与总产量和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构建财政政策的DSGE模型的基础上，肖尧和牛永青（2014）研究发现动态分析税收冲击的政策效应可以有效检验税收改革的效果，而目前的经济特征中政府支出并未对经济平稳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现有文献大多在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运行特征的关系，且结合税收冲击与政府支出冲击来衡量财政政策冲击的文献较少。本文将针对我国现有研究中存在的可改进之处，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引入扭曲性税收环境和不完全竞争环境下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这样一个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税率变化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三部门DSGE模型
（一）家庭部门行为设定。本小节参考Ireland（2004）对家庭部门行为进行设定，但本文与其不同的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中引入了扭曲性税收，并且将总消费设定为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加总的形式来研究总消费水平变化。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假定经济中具有无穷生命期的代表性家庭面临如下效用函数：
■E0■βthtln（Cp，t+■Gg，t）-θ■+φln（■）（1）
β∈（0，1）表示家庭部门的随机贴现因子，■衡量公共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h表示消费偏好冲击，χ表示劳动供给弹性参数，θ表示闲暇效用参数，P表示价格水平，φ为货币需求弹性参数。消费家庭部门的效用来自于对私人消费Cp、公共消费Gg、劳动N以及名义货币M的决策。
在扭曲性税收的环境下，家庭部门在实现效用最大化时面临如下家庭预算约束：
（1+τtc）PtCt+PtIt+Bt+Mt≤（1-τtn）εtPtWtNt+（1-τtk）PtRtKt+（1+ rt-1）Bt-1+Mt-1 （2）
Kt+1＝（1-δ）Kt+It （3）
τtc表示t期家庭所面临的消费税税率，τtn代表对劳动收入征税，τtk代表对资本收入征税，ε、r、δ分别表示工资加成冲击、债券收益率、资本折旧率。变量I、B、W、R、K分别表示投资、债券、名义工资、资本价格、资本。本文工资加成冲击的引入方式参考武晓利（2014）。假设税率h、τtc、τtn、τtk以及ε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二）厂商部门。假设厂商部门存在两种部门：一种是处于垄断竞争环境中的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和处于完全竞争环境中的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
1、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最终厂商生产同质的最终产品，同时假定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处于竞争性环境下，本文设定厂商采用的技术为：
Yt=■Y■■dj■ （4）
这里令ξ＞1，代表着不同中间商品之间的相对变动，即替代弹性。在完全竞争环境下，厂商满足的利润公式能够由最终产品的收入与中间产品的成本之差来表示，最大化问题如下：
■ψt＝PtYt-■Pj，tYj，t （5）
其中，Pt代表最终产品的价格，Pj，t为中间产品价格。
2、中间产品厂商部门。接下来描述中间产品的厂商行为，厂商通过劳动与资本来生产具有差异性的中间产品，这里的劳动与资本是家庭部门提供的，本节的生产函数采用C-D函数形式，中间产商的最优化问题为在技术约束条件下最小化其成本，故结合厂商的成本函数和厂商的技术约束即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cost=WtNj，t+RtKj，t+γt［Yj，t-AtKj，tαNj，t1-α+Φ］ （6）
（三）政府部门。政府部门行为在于制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定义其既包括政府部门又包括中央银行部门。在财政平衡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债务与名义货币，政府面临如下预算约束：
PtGt+（1+rt-1）Pt-1Dt-1≤τtcPtCt+τtnPtWtNt+τtkPtRtKt+PtDt+Mt-Mt-1（7）
政府部门通过调节政府支出与税收来维持财政平衡。政府支出为Gt，本文假设此变量为外生变量，假设其循序以下随机过程：
lnGt=（1-ρg）lnG+ρglnGt-1+εg，t （8）
G＝ωY （9）
G定义为稳态时的财政支出，同时由于稳态财政支出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于是假设政府支出与产出存在一定关系，ω代表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映系数。与财政政策不同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非是直接的，本文设定货币政策采取数量规则（Ireland，1997），即通过调节货币供应数量来实施货币政策，假设货币增长率△lnmt遵循以下随机过程：
△lnmt＝ρm△lnmt-1-（1-ρm）πt+εm，t （10）
ρm为货币供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反映参数。
Gg，t可以看成居民的外生变量，这是因为公共消费水平是由政府决定的，从而假设在商品和服务的公共支出服从下面随机过程，ζt表示公共消费占产出份额的随机变量：
Gg，t＝ζtYt （11）
（四）均衡系统。最终市场出清需要达到以下的平衡公式：
Yt＝■Gg，t+Cp，t+It+Gt （12）
（五）模型参数估计。模型均衡系统中所涉及到的参数共有29个，由于变量数据并非全部可得以及存在外生冲击个数限制，故本文选择的观测变量有限，无法识别所有参数，故需要先校准部分参数随后对剩余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
为了模拟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的情况，本文参照大量国内外文献并利用官方统计经济数据对模型的部分参数进行校准。所有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由于通过现有统计数据难以计算出冲击的系数与方差，故本文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与外生冲击相关参数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本节对主要经济变量进行方差分解，将系统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为各个冲击的所贡献的百分比，可以观察出不同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解释程度。表1显示了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整体来看技术冲击和劳动所得税税率冲击可以解释很多变量的大部分波动，包括总产出、私人消费、公共消费、投资、利率等。（表1）
首先可以看到技术冲击解释了60.16%的产出波动，而劳动所得税税率冲击解释了39.71%的产出波动，这两种冲击几乎解释了全部的产出波动，说明了我国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为技术冲击，这与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劳动供给波动主要来源于技术冲击、劳动所得税税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由上一节的脉冲响应结果可以发现技术冲击可以促进劳动，而劳动收入税率冲击和货币冲击抑制了劳动。技术冲击、劳动所得税税率的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97.24%的真实货币余额波动。技术冲击解释了94.48%的工资波动。通货膨胀率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工资加成冲击也存在一定影响因素，而其他冲击并未产生很大影响，说明在政策效应中，货币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财政政策影响甚微，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目前价格水平不断上升是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
由此总结，劳动收入税税率冲击对经济变量波动的解释能力不容忽视，而资本所得税与消费税的税率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弱，由于劳动所得税税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故应合理控制劳动所得税的范围。政府支出冲击对变量波动的解释力较弱，而货币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的通过膨胀率波动，技术冲击对大部分变量的波动存在一定贡献率。
通过敏感性分析法来检验参数校准的合理性，将某个参数进行大幅度修改后对模型进行方差分解，进而对比修改参数设置前后的分析结果来进行判断方差分解结果是否强烈受制于模型参数的设置。在模型参数校准中我们将闲暇效用参数θ设为4.000，此处我们将参数赋值为2.000来分析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发现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程度略微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冲击的解释程度略微升高，变化都不是很显著。可以看到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并未受制于参数的设置，所以可以认为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我国经济情况构建了包含扭曲性税收环境的家庭部门、垄断竞争的厂商部门和广义政府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结合市场出清条件，求解出模型的均衡系统。结合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随后利用该结果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技术冲击和劳动所得税税率冲击可以解释很多变量的大部分波动，包括总产出、私人消费、公共消费、投资、利率，而资本所得税与消费税的税率冲击解释力较弱。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税收政策的实施方向应该采取合理减少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而由此造成的财政空缺可以采取适当增加消费税来满足财政需求，这样的政策方向能够促进经济飞速平稳增长。2018年8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至每月5，000元，这一举措正是减少了对劳动收入的征税。2019年4月1日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增大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力度。
（作者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Baxter M，King R G.Fiscal Policy in General Equilibriu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03）.
［2］Mcgrattan E R.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Distortionary Tax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33（03）.
［3］Prescott E C.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J］.Quarterly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2004.28（07）.
［4］Jaimovich N ，Rebelo S.Can News about the Future Drive the Business Cyc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04）.
［5］Mertens K，Ravn M O.Understanding the aggregate effects of anticipated and unanticipated tax policy shocks［J］.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1.14（01）.
［6］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J］.经济研究，2009.44（03）.
［7］吴化斌，许志伟，胡永刚，鄢萍.消息冲击下的财政政策及其宏观影响［J］.管理世界，2011（09）.
［8］黄赜琳，朱保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J］.经济研究，2015.50（03）.
［9］王文甫.价格粘性、流动性约束与中国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J］.管理世界，2010（09）.
［10］肖尧，牛永青.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J］.统计研究，2014.31（04）.
［11］Ireland，Peter N.Technology Shocks in the New Keynesian Model［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4.86（04）.
［12］武晓利，龚敏，晁江锋.家庭消费行为变迁、经济波动与居民消费率——基于Bayes估计的DSGE模型［J］.经济问题，2014（06）.
［13］刘斌.动态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入门［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14］袁申国，陈平，刘兰凤.汇率制度、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1.46（01）.
［15］龚六堂，谢丹阳.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04（01）.
［16］杜清源，龚六堂.带“金融加速器”的RBC模型［J］.金融研究，2005（04）.
［17］李成，马文涛，王彬.通货膨胀预期与宏观经济稳定：1995-2008——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9（06）.
［18］赵津，李昊楠.买房压力对拉弗曲线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19（01）.
［19］陈晓光.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08）.
［20］李春吉，孟晓宏.中国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21］郭立甫，姚坚，高铁梅.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3.25（01）.
［22］刘斌.我国DSGE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金融研究，2008（10）.
［23］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01）.
［24］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44（06）.
［25］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
［26］崔治文，王蓓，管芹芹.我国有效税率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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