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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研究综述 |
| 第663期 作者：□文/王 庆 时间：2021/8/16 10:02:18 浏览：682次 |
［提要］ 根据创业动机，创业行为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浪潮下，创业研究日渐丰富与细致，但目前文献较少梳理总结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的研究进展。基于此，本文从测量方式、影响因素、创业结果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发展和经验，有利于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4月23日
一、引言
创业是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发展新引擎的重要抓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号角，关于创业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1986年，Gilad和Levine提出了创业动机的“推动理论”和“拉动理论”。在此基础上，2001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提出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概念，生存型创业是指没有其他更好的就业选择、迫于生计而进行的创业，是“拉力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是指为了抓住一个有价值的商机而展开的创业行为，是“推力型”创业。细分创业类型之后，创业研究与政策等将更具有针对性。基于此，本文对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的文献进行总结，归纳梳理现有研究发展与经验，有利于未来研究发现研究空白，进而促进该领域更进一步发展。
二、量化方式
学界关于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的涵义已基本统一，在该涵义上延伸出了不同的测量方式。在数据来源与测量中，主要有以下3类：（1）数据库自身包含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的问题与数据，例如GEM和CLDS，并且GEM有两道问题都可以区分出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2）依据雇佣规模区分创业类型。由于生存型创业是不得已的创业选择，主要目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往往难以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而机会型创业是为了抓住商业机会，主要目的是把企业规模做大、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往往会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在雇佣规模上，有研究以1人及以上为标准，也有研究以8人及以上为标准，高于雇佣标准则为机会型创业。（3）以是否有社会保险作为区分标准。由于机会型创业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更有可能购买社会保险，而生存型创业者是被迫创业，购买社会保险的可能性较小。除此以外，也有研究从宏观角度测量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但研究文献较少且测量方式尚未统一。
三、影响因素
“什么因素激活创业”是创业研究的根本问题，目前研究结论集中于个人因素、社会资本、外部环境三个方面。
（一）个人因素。企业家在决定创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机会成本，人力资本不仅影响个人成为企业家的机会，还会影响获得更好工作的机会，目前研究中人力资本主要围绕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互联网使用等探讨。低学历尤其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更可能进行生存型创业，高学历更可能进行机会型创业。工作年限对于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具有倒U型影响。由于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促进了个体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机会型创业概率。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降低了创业门槛、减轻了融资约束，但其对机会型创业的研究结论仍未达成一致。同时，由于社会保险提高了个体创业失败后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其显著促进了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除此之外，性别、人格特质等也将影响创业选择，具体而言，女性、严谨性和神经质促进了生存型创业，男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促进了机会型创业。
（二）社会资本。由于创业活动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家庭和社会资本的支持对于个人创业具有重要影响。农民社会精英家庭将更有可能进行机会型创业，人力残缺家庭更可能选择生存型创业。研究发现，父母政治身份、职位促进了子女进行机会型创业、减弱了生存型创业概率，寻租动机可能是其中的真正原因。家庭支持与社会关系间具有替代作用，社会互动促进了农村家庭机会型创业，原因可能是向亲戚朋友借款等非正规金融渠道缓解了信贷约束；体制内关系显著降低了创业动机、增强了体制内就业动机，但这对寻租空间更大的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三）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外部软环境研究集中于外部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在政策方面，由于生存型创业更受资金支持、人才发展等的影响，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和初中等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了生存型创业。除此之外，最低工资制度降低了流动人口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概率，结构性改革更加促进机会型创业。在文化环境方面，在国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积极的创业文化环境显著提高了机会型创业概率，未显著提高生存型创业概率；在国内，政府管制程度、贫富差距扩大都将降低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概率，劳动力市场扭曲减少了机会型创业概率。外部硬环境研究集中于城市规模和集聚效应类型等。城市规模对机会型创业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分析原因可能是代理变量和样本时间长度不同等；在城市集聚效应类型中，研究发现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经济促进了生存型创业，多样化外部性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四、创业结果
过往研究将创业结果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一是宏观结果。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都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但是机会型创业的积极作用会更加明显，原因可能是生存型创业成本低、技术低，主要以模仿型创业为主，可能会扰乱市场，从而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生存型创业是为了解决温饱，雇佣规模不大，就业带动效应不明显。更进一步，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不同创业类型对该区域内部、邻近区域和创业水平接近区域都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就业方面，由于存在挤出效应和增长效应两种间接效应，创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具有时间滞后性。二是微观结果。幸福感和创业绩效是目前微观创业研究的重点关注变量。在幸福感方面，研究发现机会型创业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原因可能是生存型创业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较多，这降低了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机会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通过个人收入和工作自主性提高其创业满意度，从而提高幸福感。在创业绩效方面，研究发现创业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且机会型创业效果更强。
五、研究评述
创业影响因素研究丰富多元，尤其体现在微观研究中，创业结果研究较集中；就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研究整体而言，微观更细致丰满，其中原因可能是数据可得性以及创业决策本身是微观选择。在微观研究中，流动人口、女性、农民工等是重点创业关注人群，受教育程度和幸福感等是关键变量，互联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等是创新要素，整体研究丰富。微观研究层次也较多元，例如开始有很多学者研究受教育程度整体对创业的影响，后有文献分析不同学历分别对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最后还与宏观数据结合，研究发现初等、中等、高等三种教育财政支出影响了创业类型；这些有关教育与创业类型的不同层次的研究，渐渐厘清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宏观研究中，影响因素较为分散，例如最低工资制度、结构性改革等，创业回报因素比较集中，例如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
目前，有关研究在城市规模、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等因素对机会型创业的研究结论上未达一致，未来可采用更多的样本、更稳健的测量方式、更细致的异质性分析，探索其矛盾原因。除此以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拥有了范围更大、联系更密切的社会网络，更少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更多元的就业形态和平台，这些变革会如何影响创业决策和创业类型？未来研究可在宏观或者微观层次上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移动支付、机器学习等对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效应，还可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结合，或者进行国际间比较，逐渐完善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轶，熊文，黄先开.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返乡创业［J］.东岳论丛，2020.41（03）.
［2］石丹淅，吴克明.教育促进劳动者自我雇佣了吗——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3）.
［3］毛宇飞，曾湘泉，祝慧琳.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01）.
［4］何婧，李庆海.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J］.中国农村经济，2019（01）.
［5］湛泳，徐乐.“互联网+”下的包容性金融与家庭创业决策［J］.财经研究，2017.43（09）.
［6］陈怡安，陈刚.社会保险与创业——基于中国微观调查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06）.
［7］刘鹏程，李磊，王小洁.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3（08）.
［8］魏下海，李博文，吴春秀.人格的力量：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J］.学术研究，2018（10）.
［9］杨婵，贺小刚，李征宇.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
［10］陈怡安.父母政治身份、职位背景与子女创业［J］.世界经济文汇，2017（01）.
［11］胡浩，王海燕.社会互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J］.软科学，2019.33（03）.
［12］张峰，黄玖立，禹航.体制内关系与创业［J］.管理世界，2017（04）.
［13］冯大威，高梦桃，周利.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创业：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0.35（01）.
［14］张双志，张龙鹏.教育财政支出对创业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2016（03）.
［15］李经，陈勇吏.最低工资制度对创业的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18（02）.
［16］王珊珊，李月.结构性改革能有效促进创业吗——来自结构性改革数据和全球创业观察数据的证据［J］.财经论丛，2020（05）.
［17］王春超，尹蓉娟.创业文化环境与创业行为——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为例［J］.经济科学，2018（05）.
［18］梁青青.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2）.
［19］邹文，刘志铭，杨志江.贫富差距、金融市场化与家庭创业选择——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
［20］赵新宇，郑国强.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创业活动的异质性——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19（05）.
［21］朱明宝，杨云彦.大城市有利于农民工创业吗［J］.财贸研究，2018.29（02）.
［22］陈刚.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城市规模影响创业的经验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7（04）.
［23］张萃.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J］.经济研究，2018（04）.
［24］陈娟，张菲菲，杨雪怡.区域创业、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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