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威廉姆森基于契约视角的交易费用理论在契约可获得性、数据可量化性、指标合意性、结论可比较性上的局限性限制了理论的精炼和发展。首先，从主体视角运用交易费用理论研究范式，以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为例，对交易的属性、规制及成本等理论构件间的逻辑关系作了分析论证和数学表述，得出已有研究范式适用于主体视角的结论，进而提出理论构件间关系的假设；其次，基于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式，设计并阐释了反映交易的属性、规制及成本等理论构件的指标体系；最后，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为样本，对理论构件间关系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支持了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式及其指标体系的适用性。研究实现了交易费用理论研究范式的视角转换，精炼了研究范式的基本数学表述，为主体视角建立了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数据可获得性、可量化性、指标合意性及结果可比较性，为企业治理、产业组织提供了新颖且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手段。

关键词：主体视角；研究范式；交易费用理论；治理机制

基金项目：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湘教发［2011］76号）；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城际产业链及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12YBB070）；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2013ZK3046）；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资助项目：“湖南特色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机制研究”（2013ZK2015）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7日

一、引言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简称TCE）创始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1991、2002a）以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等基本属性描述交易特征，并通过比较相同交易基本属性下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Governance form）所产生治理成本的高低来选择适用于该交易特征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2002b，2010）以契约（Contract）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来审视经济组织并强调对契约关系的治理。由于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自我约束等特征作为基本假设，更符合人们经济生活的实践经验，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威廉姆森TCE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Shelanski、Klein，1995；David、Han，2004；Macher、Richman，2008）。不过，由于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实证研究在数据获取、指标选择、数据量化、结果比较上遇到了诸多局限。Shelanski和Klein（1995）指出当采用访谈和调查问卷作为数据来源时：首先，所陈述的是研究者的信念而非访谈者自己的信念或评价；其次，采用分级评价方法量化数据后得到的评价结果无法进行跨行业比较；最后，用于测量的指标定义模糊容易造成混淆。David和Han（2004）也指出各类实证研究对同一理论构件的指代变量过多、缺乏一致性，没有针对理论构件提出共享的、特定的理解，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发展。由于直接计量事前及事后交易费用很困难，威廉姆森本人转而通过制度比较来对交易费用作出测量，即比较两类合同交易费用的相对水平（胡浩志，2007）。交易费用理论近期归于沉寂、概念引用多而实际应用少，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费用内涵过大、外延模糊、缺乏微观层面细化，导致测量困难（王耀光，2013）。由此可见，相比交易契约视角在规范研究上的巨大成功，实证研究由于受到视角特征的制约而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和问题，从而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

本文针对上述局限性，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新的研究视角。由于交易主体与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主要构成要素、两者间存在紧密联系，而且交易主体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客观的、丰富的、体系化的财务管理数据，因此以交易主体为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利于解决原有实证研究存在的困难。但是，交易主体视角的理论是否成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首先，视角转换后，原有的研究范式是否依然适用；其次，交易主体视角下的理论构件指标体系如何建立，例如如何评价公司资产的专用性大小？本文在提出视角转换的理论时不仅要考虑解决原有视角所面临的困难，还要考虑解决新视角建立当中的问题。本文结构如下：首先阐述交易主体视角观点、分析转换视角的合理性；其次从交易主体视角来建立TCE理论基本构件指标体系；最后在实证中检验交易主体视角对于威廉姆森TCE范式假设的依从性。

二、文献回顾

Williamson（1979）最早系统性地提出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最佳交易规制选择。Williamson（1991，2002a，2002b，2010）认为应当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取代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原则来作为契约选择的原则，这种选择平衡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关系。威廉姆森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基本构件间关系的一些核心原则，认为交易费用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的不同而改变，交易方为控制交易费用将调整治理结构以与相应的交易基本属性相对应，即区别对齐假设（discriminating alignment hypothesis）（David、Han，2004）。因此，威廉姆森TCE研究范式就可以概括为依据决定交易成本和交易规制间关系的交易属性，如何选择合适的交易规制手段，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标。

威廉姆森TCE提出后迅速在企业治理、产业组织、公共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威廉姆森综合运用组织理论、行为理论、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学研究当中，从而具备了较强的解释能力和较好的应用性，特别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的假设，使得理论基本假设具备了现实性；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即在假定前提下，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目标（刘东、张捷，2012）。由于使用了一致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便于各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借鉴。据统计，TCE实证研究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年均不足2篇，而到了2004年年均数量达到80篇，应用也从企业领域扩展到广泛的非企业领域（Macher、Richman，2008）。

然而，随着实证研究的迅速发展，研究者也发现在概念内涵、指标选取、研究借鉴、比较分析上存在诸多困难。以资产专用性为例，威廉姆森把专用性的经济含义理解为资本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特殊用途小（Williamson，1979），但在与具体交易结合时，他把资产专用性分为位置接近、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品牌专用性、符合特殊客户要求的专门资产、时间专用性等六类（Williamson，1991）。而研究者们在具体交易契约中，所面临的业务特征和情境环境千差万别，相应用于指代资产专用性的指标更是种类繁多。例如，仅就人力资本专用性来说，David & Han（2004）的综述文献中所列举的就有专用技巧、培训需要，关键客户重要性、购买者忠诚、信息保密性等九种。由于概念和指标的具体化和情境化，各类基本构件的指标种类不统一，共享的、一致的、可比较的指标体系难以形成。

威廉姆森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交易契约在提供量化数据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商业契约涉及价格、数量等企业商业秘密，详细内容一般没有披露的法律义务，因而不易通过公开途径取得；其次，商业契约内容以文字为主，并不一定从数量上清楚述及所有相关的交易组织理论基本构件，例如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因此，在实践当中往往采取调查问卷、人员访谈等形式来取得原始计量数据。然而，Macher & Richman（2008）指出调查数据是被访者所陈述观点而不是客观的评价，其定义的差异和潜在的主观性使得产业间乃至企业间的比较困难；如果要做连续性测量，区分专用性资产和一般资产比较困难，跨产业情况则更为困难。公开途径的二手数据尽管采集时间短、样本数量大，然而对于所研究目标不够精炼和剪裁。因此，数据来源、量化过程和量化效果限制了所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有效性、合意性和可比较性。

威廉姆森（1991）在说明其制度选择原理时采用了分立结构比较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制度的治理成本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制度选择，不仅规避了治理成本度量困难的问题，也规避了制度本身度量困难的问题。威廉姆森上述方法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但并非就意味着交易成本成为了制度的原因，事实上恰恰应该相反。然而，在David和Han（2004）所综述的文献中，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把治理成本作为了自变量。他们指出，经过20年的时间推移，实证研究还没有对某些基本关系逐步达成共识，而且由于缺乏对几个关键假设的支持，TCE还将继续在实证上遭到质疑。

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广为采用的邮件调查形式，调查对象包括采购经理、销售经理或制造企业代理商等（Rindfleisch、Heide，1997）。不仅存在被访者主观判断和调查问题设计者主观意图所带来的主观性问题，以及存在调查问卷需要征得诸多调查方的同意和配合、调查对象及内容范围受到限制的问题，而且所潜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观察的视角已经悄悄从合约转换到交易主体，数据所体现的不只是某一合约的相关情况（调查者事先掌握某一合约具体情况并针对此合约进行调查设计的可能性很低），而是企业某一类合约的相关情况。在金融领域的一些实证研究甚至直接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成本，例如固定成本（胡浩志，2007）。在微观层面企业理论也被运用，不过仍然运用于企业合约范畴内（王耀光，2013）。

综上所述，尽管以契约作为视角的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基本理论假设上获得成功并广为接受和应用，但是实证研究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以至萌生了一些以交易主体数据作为实证数据来源的情况。

三、分析论证与研究假说

（一）交易主体视角遵从TCE研究范式。研究范式规定了所研究领域的问题和方法（库恩，1962）。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包括“交易有哪些基本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有怎样的联系？交易属性如何影响这种联系？”提出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即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研究交易规制选择为某一类属性的交易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差异。此外，其规范在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基本要素，交易主体是交易契约的拟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和修改者，主客体在基本属性、治理制度、经济性上存在内在一致性，相应地在问题、方法以及规范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两种视角遵从一致的研究范式。下面将按照三种基本理论构建顺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加以论证。按照基本理论构建顺序，可在说明交易主体视角内涵的同时证明两种视角研究范式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交易主体的业务模式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如产品专用性、技术及需求不确定性、产品使用周期对应着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以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商为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和服务时，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内容不仅应符合电信运营商的电信网络专门用途，而且受到电信技术进步和电信市场波动的影响，还要在交付时点和维护周期上符合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建设和使用周期，一系列软硬件和服务合同明确了这些项目特征，也相应塑造了供应商的业务模式。一旦企业明确自身的使命、宗旨和任务，选择了所进入行业和发展战略，便按照一定的行业业务模式经营，并在执行交易契约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业务模式内容，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获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企业所赖以运转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交易契约基本属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企业的治理机制体现了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无论交易组织形式选择的是市场治理结构、混合治理结构，还是科层治理结构，都塑造着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乃至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此处主要指包括产品市场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其中产品市场是首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又如，当交易双方相互持股或控股时，内部治理机制就会发生改变。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与电信运营商构成了持久的、彼此影响的合作关系，双方在组织资源、资本资源、声誉资源、知识资源上形成了密切的共享机制（常耀中，2014），是一种专用性较高的混合治理结构。电信运营商对通信设备制造商的销售管理、生产流程、研发技术、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形成了一套异常复杂的监督评价体系，并与选择供应商、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直接挂钩。Kole & Lehn（1997），Renni（2006）指出外部市场竞争深刻影响着治理结构的变化，在竞争压力下经理人会做出最大化公司价值的决策、会试图减少用于控制委托代理冲突的高成本治理结构。由于电信运营商决定着通信设备制造商的市场、收入、利润和声誉，前者诉求深刻影响着后者包括战略管理、生产制度、激励约束制度、高管聘用、融资制度、乃至对外合作等各方面制度，从而促使通信设备商把电信运营商对于性价比的追求转化为自身对于交易成本的控制。毫无疑问，双方交易治理结构在企业治理机制的塑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企业治理机制优化的目标也在于达成交易治理结构要求，促进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执行、产出和分配环节的效率提高和费用降低。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最后，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在经济性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企业依据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时，同时意味着企业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内外部治理机制从而降低销售费用、提升企业价值，前述Kole & Lehn（1997）以及Renni（2006）的观点支持了这一点。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由于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采用集中采购来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具备了可能性（否则若是标准产品采购，可以随时以较低费用来交易），交易双方采用了集中采购的形式，制定专门技术标准、实施特定评价流程、集中签订合约，一方面交易过程效率更高、交易费用降低；另一方面交易主体交易成本降低。由上可知，两种选择并非各自独立完成，而是观察同一过程的不同视角，降低交易过程费用则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交易属性成为了选择规制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

综上所述，以交易契约为视角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交易主体视角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双方在交易属性、规制和费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遵从了同样的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契约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交易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主体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企业治理机制以降低交易成本，两者在属性依据、采用手段上和实现目标是一致的。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拓展。现实情况下，由于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很少有企业能在内部生产所有原材料、零部件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同时具有成本优势。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把此类企业称为单一终端企业。常见情况是本企业与供应链中的上游企业协作来为最终客户提供产品。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I，把前者企业称为供应链终端企业。本文把终端企业与最终客户间的契约称为终端契约。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芯片、天线等零部件供给会外包给供应链上游企业提供，由此产生出本企业的供应契约体系，衍生出内容和结构更为复杂的业务模式。产品供应者也从单一终端企业的科层组织（场景I）转为供应链的混合组织（或“准公司”，场景II），部分内部协调关系转为外部协调关系，如图1所示。（图1）此时，对于身处于供应链中的终端企业，交易主体视角是否仍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上保持一致？

如果把“准公司”视作一个整体来参与交易，则与场景I下的单一终端企业的交易主体相当，将受到终端契约属性约束、满足终端契约调适性要求、实现治理成本的最低，否则将被其竞争模式（场景I的单一终端企业）所替代。在实际操作中，“准公司”之所以在交易属性、治理机制和经济性上与场景I中的单一终端主体一致，是因为在场景II中，作为供应链核心的终端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供应链与自身保持一致，进而使供应链在属性、调适性和经济性上与终端契约相一致。

首先，终端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要从终端企业传导到上游企业。例如，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把电信运营商对于产品结构要求、技术与质量标准、订购批次等专门要求分解并传递到各个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因此，由一个供应链提供产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由单一企业来提供产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一致。

其次，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治理结构，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治理机制。威廉姆森（1991）认为交易治理结构调节着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使之具有调适性来有效地应对波动（Adjustment to disturbance）以完成交易。一旦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与最终客户和终端企业间的治理结构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不相匹配，就会妨害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的契约关系适应能力，使之不能应对原有边界内的扰动。例如，终端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不能保障产品技术标准达到最终客户对终端企业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所要求的水平，后者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调适作用。

最后，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经济目标，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依据终端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促使作为供应链主导者的本企业选择供应链治理机制从而降低供应链内企业间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例如，与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相对应地，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对原材料零部件实施集中采购，以适应前者对专用性、时效性、低交易费用要求。随着分工协作和市场竞争的深入，企业间竞争逐步被供应链间竞争所“替代”。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强调核心企业对于整个供应链而非仅仅自身的成本控制以提升本供应链的产品竞争力（黄群慧、黄速建，2007），即支持了这一论点。

现实情况下，由于规模效应原则，生产企业往往会有多个客户，因而会存在多个交易、多个契约。当交易主体同时执行多个交易和契约时，交易主体视角在维持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的一致性上是否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企业往往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服务于相互竞争的、业务模式相似的多个客户。即便交易客户变化，业务模式变化也很小，相应地在交易属性、规制和经济性上相似。否则，若业务模式不稳定，一方面交易专用性资产的次优使用会带来较大损失；另一方面企业将面临较大风险，原有组织和规制的调适作用可能失效。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企业实践中，除非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常常维持某种效率较高的业务模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当采用供应链协作提供产品时，供应链内部一系列契约的属性及规制受到终端契约属性及规制的深刻影响，与其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应地，供应链协作方式不会导致作为交易主体的终端企业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的较大改变，仍然与主契约保持内在一致性（或者说对齐）。因此，交易主体视角可采用原有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即使企业存在多个交易和契约，由于业务模式保持相对稳定，因而有着稳定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其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仍然遵从威廉姆森TCE的研究范式。

（三）交易主体视角的数学表述

1、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视角和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在生产过程中，在价格由市场确定下，最优目标即通过选择投入要素来实现利润函数的最大化，如式（1）所示；相应地，利润函数最大化的变体是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如式（2）所示（瓦里安，1997）。

?仔（p）=max■（y，-x）　（1）

式中，p表示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向量；x表示投入数量向量；y表示产出的数量向量；Y表示生产可能集。

c（w，y，z）＝■　（2）

式中，w表示投入要素价格向量；V（y）表示投入要求集。

首先，生产技术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基本属性。与生产技术决定投入产出关系相似，交易契约基本属性、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也决定了各自视角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视角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投入选择、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交易主体视角的治理机制也对应投入选择、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也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交易主体的价值对应利润函数。

2、交易契约视角的交易费用函数。与企业的成本函数最小化相对应，首先，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投入要求集的映射关系，前者决定了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参考瓦里安（1997）关于成本函数最小化的描述，如式（3）所示，x表示契约谈判、起草、执行、监督和修改的工作量投入向量；y表示产出量的向量，其中契约调适能力是一种正产出，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负产出；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产出向量y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契约规制耗费与调适性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交易属性决定的内在规律。由于契约的基本属性影响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V的参数。

c2（w，y）=■　（3）

3、交易主体视角的交易成本函数。与企业的利润函数最大化相对应：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生产可能集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前者决定了治理机制和企业价值的映射关系；其次，交易主体的治理机制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即调适能力）对应生产产出；最后，交易主体的价值最大化（或者说，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对应利润函数最大化。如式（4）所示，x表示内、外部治理建立、执行、监督、评价和调整的工作量投入；y表示产出的向量，是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能力向量；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为带来激励约束能力产出y向量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治理机制耗费与激励约束能力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企业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主体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影响了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Y的参数。

?仔2（p）=max■（y，-x）　（4）

综上所述，当把观察交易的视角从契约转向交易主体时，威廉姆森TCE的基本研究范式仍然发挥作用，数学表述形式内在一致。

（四）基本构件间逻辑关系假设。假设是对研究范式中所提问题的具体表述。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包含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交易费用、市场组织、混合组织、科层组织等理论构件。现实当中，差异化战略广泛使用，标准化产品的纯粹市场组织治理结构很少；同样，在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下，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的一体化的科层治理很少。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间的混合交易组织。如果把交易限定在混合治理模式下，参考David & Han（2004）所梳理和总结的威廉姆森TCE遵循的核心原则以及胡浩志（2007）对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相关计量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就交易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等基本理论构件（Theory construct）间关系提出如下理论假设1-4。为深入研究TCE实证中较少涉及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提出了假设5-6。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

下一节将对假设1-6进行实证检验。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指标选择。依据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契约视角下的基本构件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结构和交易费用等。依据前述分析，企业作为交易主体仍然适用交易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从交易主体视角看，对应的基本构件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等。企业财务指标体系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客观的、直接的、量化的体现，本文将从中选取体现基本理论构件的财务指标，如表1所示。（表1）

1、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1979）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一种资产次优使用会带来损失的特性。因此，次优使用损失大小体现了资产专用性强弱。企业对于资产的账面估价体现了资产处置的价值（用BV表示），即次优使用价值；市场对于企业的估值体现了企业最优使用时的权益价值（用MV表示），再加上企业负债（用DT表示）即得到企业最优使用时的价值。两者之差相应为次优使用损失。为使企业间的资产专用性具有可比性，本文以次优使用损失除以资产账面估价所得到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来表示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就越大。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专用性是包括技术、人力、地址、品牌、专门资产等在内的技术意义上的专用性的综合体现。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1979、1991）所指出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企业业务的不确定性也涉及到这几个方面。而无论哪方面的不确定性，最终都体现在企业价值的波动上。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系数是资产市场风险（股票价值波动）的标准度量指标（刘淑莲，2013）。Levy（1985）采用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来作为不确定性指标。本文用企业股票的β系数作为衡量不确定性Uc的指标。

3、频率。频率即威廉姆森（1979）所指的交易的重复频率。企业产品库存受到产品销售速度的影响，随后又影响了材料零部件采购的速度。因此，库存的周转速度反映了一定业务模式下的交易周期。此处用营业成本（OC）与平均存货（ST）之比来衡量频率。

4、交易成本。从交易主体视角看，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交易中要最小化交易成本。销售费用是反映一定业务模式下由于交易所产生费用的财务指标，能较好地反映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在实证中大量使用与销售相关的指标，例如发展交换关系费用、开发和监控交换关系的综合费用、交易复杂性、变换交易伙伴费用等（David、Han，2004）。基于以上兼考虑企业间指标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销售费用（SE）除以营业成本（OC）后得到的单位营业成本的销售费用作为交易成本指标。

5、治理机制。调适方式与治理机制关系密切，治理机制所发挥的激励约束作用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调适方式和调适范围。威廉姆森（1979，1991，2002a）提出一体化程度与调适作用密切相关，科层组织使用严格协调机制，混合组织次之，市场组织最少。关联交易直接决定于一体化程度，反映出交易关系协调能力的强弱。因此，采用关联交易规模（CT）与营业成本（OC）的比值来表示治理机制及其调适作用。

6、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被威廉姆森（1979）视为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有限自我约束的交易方会利用因人的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合约不完整，来窃取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可窃取租金，而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锁定会使得敲竹杠能够得逞，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坏账是事先难以合约周密预防的、事后容易产生的、法律制度难以准确判定与执行的信用风险。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供给方不易转化交易对象、会放宽信用政策来减少机会成本，从而纵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准租挤占、增大坏账风险。本文以坏账准备值（BDP）占应收账（AR）的比例来表示机会主义的程度。

（二）数据样本。不同行业的业务模式不同，相应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也不相同。因此，数据样本企业应从属于同一个行业，否则不同企业将缺乏可比性，也无助于分析行业的理论构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48家企业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来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

（三）假设检验。计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A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交易成本TC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1。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不显著的增加TC，但高AS下的显著性明显高于低AS。此外，两种情况下Uc都提高了TC，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的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TC，与理论一致。结果支持假设2。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治理结构选择Ad对TC产生显著性水平19%的负面影响，尽管不显著但却接近15%的显著性水平。David和Han（2004）所梳理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一体化程度作为自变量的实证研究中，仅有67%与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行业数据计量结果基本支持假设3。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以1%的显著性与机会主义Op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4。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较显著的增加Op，但高AS下与低AS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两种情况下都提高了Op，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Op，与理论一致。结果基本支持假设5。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尽管治理结构选择Ad能降低机会主义，不过影响较不显著。结果不能支持假设6。

（四）基本结论。实证结果整体上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在交易主体视角下，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促进交易成本提高；不确定性会增加交易成本、交易频率会降低交易成本，但是较高AS下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增大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会增加机会主义行为、交易频率高会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但较高AS下只有频率的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并不能明显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证结果在主体上（假设1-4）支持了交易主体视角与交易契约视角遵从相似范式的观点，支持了前述交易主体视角下对于基本理论构件间关系的理论分析与数学表述。不过，机会主义作为因变量与属性和规制间呈现的关系特征与交易费用作为因变量的关系存有程度差异。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充分证明了交易主体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成本的研究范式遵从了交易契约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费用研究的范式；初步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研究范式的数学表达形式；初步建立起相应的实证研究指标体系。本研究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的TCE理论基础，为TCE实证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为研究企业交易活动及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交易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式特征。（1）交易主体仍然具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在研究范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无论从何种视角来分析交易，基本属性都决定了交易活动的投入产出间映射关系，提供了可行的交易规制与对应交易绩效的集合，是交易规制选择的基础。其中，交易资产专用性是关键的属性，不仅对其他属性作用的发挥起着制约作用，而且直接对包括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在内的交易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当交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和频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较高的交易资产专用性会显著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2）交易规制的选择减少了交易成本。尽管因为基本属性复杂的影响而使得规制作用发挥得不那么显著，但仍然较容易观察到。而通过制度优化来提升交易绩效是TCE最重要的价值所在；（3）交易成本的大小范围直接受到交易基本属性的影响，交易主体将在此范围内通过规制的选择来最小化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相一致。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适用范围。首先，交易主体视角既适用于产品生产的单一企业，也适用于处于供应链中的企业。一体化组织形式与混合组织形式是相互竞争的两种组织形式，选择何种形式，要看谁能提供与终端交易契约所明确的交易基本属性约束相一致的、使交易成本更低的调适能力。而这恰好是研究范式所表达的基本逻辑；其次，交易主体视角还适用于企业为多个竞争客户服务的场景。为避免专用性资产次优使用损失和避免现有调适能力失效，在内外部条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企业会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来提供客户服务。而稳定的业务模式意味着稳定的交易基本属性和组织规制；最后，交易主体视角更适用于同一行业内企业的比较研究。当行业不同时，意味着业务模式的差异，相应基本属性对于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间关系的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对于两个行业企业间的比较研究或者跨行业企业样本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变得较少有指导性。

（三）交易主体视角与企业治理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尽管研究对象同为企业，但是前者侧重于交易活动成本控制的研究，后者侧重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代理关系优化的研究。然而，交易规制是企业面临的十分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这种外部治理机制直接关乎企业得到的评价与支付、决定了企业交易成本和收益，因而会促使企业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两者间的关系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启示：首先，在运用TCE范式来研究交易主体时，应先对业务模式作出分析，概括出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交易规制与交易绩效间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为研究某一业务模式特征采用比较研究和计量研究，则应选择业务模式相似的企业案例或样本；其次，交易的内、外部规制应结合交易的基本属性来设计和制定。对于企业来说，应分析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带来的影响，考虑交易规制所带来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降低交易成本控制的要求，包括对于上游供应企业协作关系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对于政府来讲，应考虑不同行业交易基本属性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差异，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轻企业交易负担；最后，交易主体交易活动决策和交易绩效拟定时，不仅应分析所投资项目的基本属性特征，而且应考虑当地的法律法规环境，还要考虑本行业的契约规制手段，从而正确作出项目投资决策和拟定合理的目标绩效。

（作者单位：1.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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