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城镇化发展问题是当前政府、学术界等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中国2000～2013年间31个省域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得出14年间各省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标得分；运用经典TOPSIS法和基于熵权的TOPSIS法，从人口、社会、空间、生态、城乡协调等五个角度测算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得分；将上述三项得分平均赋权进行组合评价，得到各省域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得分和排名。通过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的比较，提出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熵值法；TOPSIS模型；协调度
基金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我国城镇化质量测评指标体系与演进机制研究”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1日
引言
城镇化也称为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新世纪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4年的54.8%，年均增长率为3.01%；然而，各地区城镇化差异依然明显。因此，制定一套权重合理、内容全面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种方法、组合评价我国目前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剖析各省域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差异及原因，以便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支撑。
一、研究现状
一般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国内的城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多见于针对某一地区一段时期的城镇化进程开展相关讨论。舒桐（2013）等采用熵值法对陕西榆林地区1990～2009年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王红、石培基（2013）以甘肃省武威市各县区为例，运用熵值法和基于熵权的TOPSIS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雒海潮、李国梁（2015）用TOPSIS法计算河南省18个省辖市城镇化4个方面的优劣程度并评价各省辖市城镇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状况。在针对全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中，赵黎明、焦珊珊（2015）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3～2012年中国城镇化质量水平。贾兴梅、贾伟（2015）运用TOPSIS法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胡彩梅（2014）等运用熵权法计算2011年中国各省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得分和排名并分析其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不难看出，国内对城镇化的研究多从单个省份入手，探究某一地区在一段时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变化，难以看出全国城镇化的空间差异；而在为数不多的探究全国城镇化水平的研究中，多以某一年份为切入点，难以看出各省域城镇化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本文以全国31个省域为例，收集2000～2013年相关数据，探究14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水平以及空间差异。
二、基于熵权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方式、居民生活状况、社会事业同步推进的过程，单纯、刻意地关注城镇人口的数量增加已经不再能够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根据文献成果回顾与总结，笔者本着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相关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建立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20项具体指标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以期客观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考虑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及可获得性，收集以上研究对象在2000～2013年间连续14年的数据，剔除部分不合格数据外最终数据样本数量为10，850条，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一）指标权重确定。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后的科学赋权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赋权方法，本文选取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其基本思路是根据评价对象所提供的信息量进行赋权，信息效用值越大，说明其变异程度大，对该指标赋予的权重也应该越大，以此区别于其他评价对象。熵值法赋权的具体步骤如下：
（1）评价指标一致化。本文评价指标体系中含有正向、负向两种类型的指标，因此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需对评价指标做类型的一致化处理。本文选取通常采用的评价指标类型一致化方法——将极小型指标、居中型指标、区间型指标转化为极大型指标：
对于极小型指标Xij，令X*ij=■，（Xij>0）
（2）采用阈值法对数据Xij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方法：X′ij=■
逆向指标处理方法：X′ij=■
（3）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
Yij=■
（4）计算指标信息熵：
ej=-k■（Yij×lnYij）
（5）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i=1-ej
（6）计算j列指标的信息熵权权重：
Wj=dj/■dj
（7）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Sij=Wj×X′ij
其中，Xij表示第i个年份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X+j和X-j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k=1/lnm，其中m为评价年数，n为指标数。经过计算得出的各层次、各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表1）
（二）指标结果分析。根据表1，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5项一级指标占比排序依次为：人口城镇化（41.06%）、空间城镇化（26.5%）、社会城镇化（23.28%）、生态城镇化（5.6%）、城乡发展协调度（3.56%）。可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主要由农村人口转移、城镇土地扩张实现，城镇化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同时，城乡发展协调程度占比不足5%，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发展失衡状况。
对各一级指标内部要素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水平（24.65%）、人口集约（11.08%）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较大；城市建设（18.97%）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较大；教育水平（6.76%）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较大；而城镇人员人均收入、消费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优于农村，因而农村人口倾向于向城镇转移。
所有单项指标中，位列前5位的分别为：建成区面积占比（18.97%）、人口密度（11.0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8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2%）、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6.17%）。这5项指标分别来自空间城镇化要素、人口城镇化要素和社会城镇化要素，这也正与一级指标层的前三大影响要素所匹配。同时不难看出，土地城镇化扩张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脚步；而相比之下，社会公共服务却无法为前两者提供相对充足的支持与保障。
三、我国省域城镇化发展质量测评
基于上文提到的熵权指标体系，本文首先依据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指标体系得分；其次，建立经典TOPSIS模型以及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测评各省域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得分；最后，将上述三种方法进行组合评价，全方位测算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综合得分，客观评价中国各省域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水平。
（一）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实证结果。利用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利用综合指数法得到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0～2013这14年间的指标评价综合得分。为直观感受14年间各省域的得分变化情况，将其绘制为折线图，如图1所示。（图1）
不难看出，从变化趋势上，我国城镇化质量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在2009年附近有一个快速提升的转折；从城镇化质量得分上看，大部分省域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大体相当，但其中上海、北京、天津的城镇化质量明显优于其他省域，而另外存在两个省域的城镇化质量略低于全体参评省域。
（二）基于TOPSIS模型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实证结果。为多角度测评城镇化发展质量，本文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指标按照经典TOPSIS法以及基于熵权的TOPSIS法分别进行计算，将协调度系数适当扩大相应倍数作为模型评价分数，得到相应具体结果。为直观感受14年间各省域的得分变化情况，分别将两种方法测度的得分绘制为折线图，如图2、图3所示。（图2、图3）
可以看出，两图的折线增长趋势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基于经典TOPSIS模型测度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变化趋势大体与基于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一致。总体来讲，我国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但基本上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由直线的斜率不难发现，大部分省域的协调度增长速度大体一致。其中，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域；而另外存在三个省域的城镇化质量略低于全体参评省域，分别为西藏、甘肃、宁夏。
四、我国省域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组合评价
综合上述基于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经典TOPSISI模型和熵权TOPSIS模型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得分，文章将上述三种方法得到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得分平均赋权，由此计算组合评价法测度的我国省域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
（一）组合评价实证结果。将上述三种方法测度的相应年份、相应省份的城镇化测评得分取均值，得到组合评价的中国31个省域2000～2013年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综合得分表，如表2所示。（表2）
将表2数据做折线图4，得到中国31个省域2000～2013年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组合评价得分变化图，见图4。（图4）
（二）组合评价实证分析。为探究全国城镇化组合评价得分的整体排名情况，选取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这4个年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计算每个省份的综合得分在当年31个省域中的排名情况，并据此划分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区，分别为：优、良、中、及（及格）、差5种类型，具体如表3～表6所示。（表3～表6）
观察表3～表6，不难看出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测评区域中，评级为“优”和“良”的两个区域所对应的省域变化不大，只有云南省一个省域出现较大了波动，评级从“良”跌落到“及格”区，其他省域在这4年之间始终保持在固定的测评等级中。同理，在组合评价得分表现较“差”的区域中，相对变动也比较少，长期处于全国落后水平的省域依然是西藏、甘肃、宁夏、青海等。
综合评级变动较大的省份集中存在于评级为“中”和“及格”的区域中。其中，内蒙、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域呈现综合得分明显上升的态势；而青海、山西、江西、广西、黑龙江的评价等级如前文测评结果一样呈现下降态势。
五、结论及建议
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与体现，受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城乡协调度等多种要素影响，同时自然资源、区域面积等地缘因素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等也必将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协调水平。探究影响城镇化高水平发展的影响因素，能够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一）国家政策支持与导向是城镇化高水平发展的先决条件。我国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发展质量和发展协调度始终处于高水平区的只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空间上呈点状分布，数量较少；低水平区和中低水平区则呈现“带状”或“连片”分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行政等级较低的地区，数量较多。可见，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以及公共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我国城镇化高水平推进。
创新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从根本上打破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束缚，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同时，加快土地经营权集中流转，增强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灵活性，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其消费需求总量，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拓宽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空间，增强城镇对经济发展的内需拉动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彻底脱离土地，进城落户生活，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二）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是城镇化推进的主要动力。探究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与变化，不难发现城镇化综合得分较高、整体推进质量较好的省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较高。以我国广东省、江苏省为例，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而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经济的活跃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流动，造就了第三产业发达的经济带，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的补充，推进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户籍制度的松动，也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在推进城镇发展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的推进无疑一直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因素。
从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视角看，城镇体系的形成以及城市的发展壮大与区域内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与资源分布以及人口、资金的流动相协调。加快推进工业化，推动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新途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中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促进人口向城镇聚集，增强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同时，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扩大城镇承载力，更好地发挥工业化对城镇化的牵引作用。
（三）良好的区位条件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便捷的交通、快速的物流、丰富的本地资源等都等价于更低廉的成本，由此在市场体制下，区域和城镇的区位条件发挥着更加明显的作用。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无疑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关文献显示，到2000年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已经由1990年时的北高南低格局转变为东高西低格局，省际城镇化水平差异变化由南北差异转向东西差异。而就本文对我国31个省域2000～2013年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同方面的测度，不难看出沿海省域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云南等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却始终踌躇不前。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立足当地实际，设计符合区域特点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突出规划引领，坚持科学规划，适当发展重点的中心城，积极发展中心城辐射中心，提升城镇建设水平，形成完善的城镇发展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城镇建设投入力度，用好用足国家支持城镇化建设的各项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资本投入城镇化建设。大城市周边区域要进一步突出区位优势和特色，明确功能定位，统筹发展规划，不断强化产业支撑和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大城市周边乡镇要考虑中心城市的布局分工，实现与中心城市总体规划协调一致，支撑和引领城镇化发展。
（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强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要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提高创新意识，根据自然资源区域空间分布特点，通过采用新工艺、改进新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加强环境立法等相关制度保障，实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实现经济与环境友好发展，推动城镇化系统与自然资源系统和谐共融的新型模式，提高中国生态城镇化协调度，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强的后盾。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舒桐，张阳生，李佳.榆林地区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J］.资源与产业，2013.8.15.
［2］王红，石培基.武威市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性分析［J］.干旱区地理，2013.36.5.
［3］雒海潮，李国梁.河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与空间差异分析［J］.地理科学，2015.35.6.
［4］赵黎明，焦珊珊.中国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决策参考，2015.22.11.
［5］胡彩梅，韦福雷，李秀春，李天苗.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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