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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演进及特点 |
| 第676期 作者：□文/蔡海燕 时间：2022/3/1 9:34:20 浏览：287次 |
［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扶贫政策的演进脉络从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温饱式救济扶贫、以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重点贫困地区开发式扶贫、多措并举综合开发扶贫到精准扶贫，体现总体经济发展决定扶贫政策的制定，突出时代性、突出实事求是、突出人民性的特点。
关键词：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演进；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10月4日
我国坚持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原则。但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当地的发展，致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常处在低迷地带，大范围贫困问题也随之加重。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在为脱贫付出努力，把实现民族地区减贫的目标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出战略地位，以政策、财物援助开发扶贫，发挥扶贫助力民族地区脱贫的质效，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演进
（一）温饱式救济扶贫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国的政治稳定安全，在经济上全面发起建设一个富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以期改变中国的贫困状况，实现“站起来”向“富起来”飞跃。但是，刚成立的新中国由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落后，物质生产资料匮乏，更是加深普遍贫困的广度和深度。考虑到中国国情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和当时社会稳固的问题，远离经济发展中心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际地区等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就成为党和国家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因此，党在执行扶贫行动时不能辐射到民族地区，是被当时的社会实际和物质条件所制约的。但是，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关系我国56个民族的团结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长久治安，帮助民族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党和国家在获悉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地区进行物质上的救济和出台一系列开展土地改革、实施三大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普惠性政策措施，帮助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摆脱基本需求上的绝对贫困。
（二）以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改革开放以前，全国的经济处在低迷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依旧呈现红色警报状态，约有90%的少数民族群众仍处在贫困状态。为解决这一困境，寻求新的发展生机，党在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论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力图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重新把工作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适时扭转了我国经济比例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党和政府也一直在部署和规划，并且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些优惠政策和财政的给予力度上多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1979年党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贫困”，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党和国家要严格“统筹规划和组织力量，从财政、物资和技术上给这些地区以重点扶持，帮助它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之后，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帮扶政策。1980年，党中央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1981年，在民族地区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1982年，专项扶持“三西”地区。1983年，国务院强调“要在较短时期内基本解决贫困群众的基本需要，例如温饱、饮水、住房等”。在这几项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民族地区降低了贫困发生率，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改善，为将来更好地实现经济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重点贫困地区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00年）。中国的经济在体制改革带动下迎来繁荣时期，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迅猛生长起来，但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在紧跟国家发展政策的脚步速度，依然不及东部地区，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红利缓慢，脱贫成效不突显，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向贫困地区集中。为了打破民族地区贫困的困境，党和国家把扶贫的方向标重点指向民族地区，重点开发民族地区经济作为扶贫的主战场。1986年，党和政府设立扶贫工作机构，标志扶贫工作正式进入重点贫困地区。因此，“老、少、边”地区在重点贫困地区开发式阶段成为扶贫的重点对象，扶贫政策的制定和专项扶贫项目、资金也多向民族地区倾斜和支持。在扶贫政策方面，对首次确定的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一般地区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而民族地区的标准则放宽到200元（农业区），甚至300元（牧区）。该标准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地区贫困村县农牧业发展的障碍，促进了民族地区农牧业的稳步发展。1994年，国家出台专项扶贫计划，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更是把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消除民族贫困作为扶贫工作的重心，制定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则划定为国家贫困县。在592个国家确定的重点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达257个，占43.4%，是八七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在专项扶贫资金方面，开通扶贫专项贴息贷款服务、企业专项贷款、以工代赈、创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等，重点扶持发展民族经济。在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扶贫措施下，不仅改善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贫困人口也“由1995年的2，086万人降至1999年的1，18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95年的15．6%下降到1999年的8．7%”，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和贫困问题得到发展和减轻。
（四）多措并举综合开发扶贫阶段（2001～2012年）。20世纪末21世纪初，改革开放进入发展关键期，国家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政策，在制度上更加坚定开展民族地区扶贫。党和国家实行多措并举综合开发扶贫，针对不同的贫困村的贫困状况，整村推进，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开发贫困村的特色资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开发新格局。党和国家开始制定颁发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助力民族地区经济复起。1999年，在西部发起的“兴边富农行动”继续深化，推出《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和《兴边富民行动“十二五”规划》，造血式扶贫与输血式扶贫双管齐下，带动西部农民参与“兴边富农行动”，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阈值，把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推向更高的平台，降低返贫率，为之后开展扶贫工作铺路。到了2001年，党和政府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出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重心从面到点的西部少数民族。到了2005年，党和国家把少数民族贫困村优先列入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规划，扶贫工作重心由片到面，再由面到点转变，贫困村成为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在开发贫困村实施“组合拳”式扶贫举措，综合多方面产业项目和鼓励社会参与，助力民族地区脱贫。在综合开发扶贫阶段的扶贫成绩斐然。“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从2010年的5，040万人，减少到2013年的2，562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4．1%下降为17．1%，减少17个百分点”。
（五）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在党和国家积极施策下，成功实现脱贫，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深重，扶贫工作难以开展，导致后期脱贫成效也就十分缓慢和微弱。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下乡调研湖南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后，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困难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脱贫”。2014年，习近平丰富精准扶贫的内涵，提出推行定靶向治疗，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根据村庄农户的贫因，进行一对一精准识别、帮扶和管理。2015年，党和国家出台治疗贫困地区贫因的脱贫政策“五个一批”，通过“五个一批”在民族地区贯彻落实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2017年，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工作的工作重心将集中到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将深入最难攻克时期。为此，党和国家特别颁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支持协助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问题展开统筹全局的、全方位的指导，拉开历史性攻坚深度贫困的帷幕。为此，推出“六个精准”的扶贫要求，“因地制宜、因户因人分类施策形成了‘五个一批’的大扶贫格局。”2020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决胜的关键期，对稳健的助力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以及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的问题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和掉队”。习近平强调：“‘两不愁三保障’是保障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克服绝对核心指标。”但是，少数民族处在深度贫困地区，面对脱贫和返贫两方面的工作压力，如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工作困难程度十分高，因此要把握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抓住贫困的贫根重点突破，集结一切可以团结发展的力量，形成举国上下之力全方位决胜贫困的扶贫大格局，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果实。到了2020年攻关赢得胜利，“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被全部攻克”，整体迈入全面小康。
二、民族地区扶贫演进的特点
（一）根据总体经济发展制定扶贫政策，突出时代性的特点。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实施对总体经济的发展起助推作用，这就体现了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成长离不开扶贫事业做出的贡献。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民族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变化发展呈现一致性，突出鲜明的时代性的特点。
（二）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扶贫政策，突出实事求是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突破贫困堡垒的关键。每个民族地区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而独立存在。民族的历史印记、社会经济结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因素，塑造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气质，同时也形成了面对新事物时，少数民族之间的接受度出现不一致性。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层次，对党中央提出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发展中将受到阻碍、停滞。为此，党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推广方面，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来开展，制定颁发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同时辅之以财政和普惠政策，例如在西藏推行金融扶贫减贷息；在新疆实施生态扶贫，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剩余劳动力就业等措施，大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尊重民族地区差异的科学态度。
（三）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扶贫政策，充分体现人民性的特点。党和国家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发展观，开启全国大扶贫行动，充分体现了人民性。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以救济的形式对贫困人口施以济贫，在物质上提供衣物米粮等方式防止“路有冻死骨”现象的发生，有效地缓解了绝对贫困恶化。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历史性改革，经济复苏，农村地权改革，人均收入上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内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形势依然显示红灯警告。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党和国家另辟蹊径，从民族地区本身的资源优势实现开发，并印发“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纲领性文件作为助推器，不仅开发民族特色，还助推东西部对口帮扶，防止区域发展差距悬殊，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2013年，脱贫地区镜头聚焦至“老边少穷”地区，扶贫方式趋向多元化、综合化，全方位、多角度助力贫困地区脱贫。再到精准扶贫出台，脱贫攻坚战的对象日渐精确化，关注的贫困对象精确到户，更加注重人的全方面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更加关注人的权利、福利的享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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