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对巩固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度量云南省各州市普惠金融水平，然后用面板模型对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联系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间差距较大；整体上看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缓解贫困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可以加快完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机构种类等，以推动云南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普惠金融；固定效应模型；减贫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1年11月17日

金融支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新阶段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云南省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推动贫困地区金融改革的指导政策，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得到稳步推进，对薄弱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不断加大。但是，“欠发达”的云南省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根据云南省政府2021年工作报告，云南省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GDP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30%左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繁重。鉴于云南省在我国扶贫开发中的特殊性，及实现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金融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有必要为其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以更好地衡量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而研究其对减缓贫困的作用关系，以推动云南省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有重点、有方向的协同发展。

一、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及扶贫现状分析

（一）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普惠金融是实现社会各阶层包容性发展的关键战略，除了解决不平等问题外，金融包容性还可以通过为社会贫困和弱势群体创造生产性经济机会，使减贫更加有效。在推动云南省普惠金融成长的进程中，政策扶持起了重要作用。云南地方党委和政府为支持偏远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规划意见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金融服务三农”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等政策，并就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服务的顺利进行发布了具体意见，致力于不断扩展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提高满意度。此外，2019年底，云南省拥有金融机构5，552个，与2011年的5，174个相比，增加了378个机构网点，金融机构从业人数也从2011年的65，883人增长至2019年的80，153人，新增了14，270人。由此可知，云南省的金融行业实力不断提升。

（二）云南省普惠金融扶贫现状。云南省金融机构在2015～2019年间共发放扶贫贷款4，818亿元，满足了123.5万贫困群众的资金信贷需求，全省中小企业2019年底的贷款余额为5，706亿元，全省信贷政策支撑再贷款余额144亿元。可以看出，云南省金融机构在薄弱民生范畴的信贷扶助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9年底，云南省共评估了728万信用户和415个信用村。人民银行在昆明的中心支行以农信体系为落脚点，深入开展了多次征信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也开展了一些移动支付的便民工程，创新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的发展模式，加速云南省农村支付服务站点的转型和升级，助力全省脱贫。截至2019年底，云南省建成了1.5万个惠农营业点，其中包含0.7万个普惠性金融的服务站点，可以看出云南省的金融扶贫环境得到了改善。此外，2011～2018年，云南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增长态势，2018年末，农村人均收入为10，768元，比2011年末的4，722元增加6，046元。此外，城镇人口人均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且差距不断扩大。但由于云南省农村人口众多，所以全省整体的居民收入情况更接近于农村居民情况。

二、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内容。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构建，本文参考韩晓宇（2017）所选的评价体系，结合普惠金融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内涵，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来计算。

1、渗透度。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广延性和深入性，因此本文选择每百平方千米的金融机构数、每十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每平方千米的金融从业人数、每百人拥有的金融从业人数四个变量来测量普惠金融渗透度。

2、资金使用情况。储蓄和贷款仍为云南省内金融机构中需求最大的两项业务，因此本文选取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存款、贷款余额与GDP之比两个变量来反映普惠金融资金使用情况。

（二）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测算。本文参照Sarma（2012）得到的计算方法进行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为避免指标间的差别影响，首先使用变异系数法为上述六个指标确定权重，即变异系数与其总和的比值，其中变异系数权重为各指标的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权重越大越可体现普惠金融发展，并用线性阈值法对指标归一处理。其次根据欧式距离法，由此可测算出云南省16个州市8年的IFI。由图1可看出，依据IFI国际划分方法来看云南省的IFI比较低，8年间只有昆明一直是高水平普惠金融，其余15个州市均属于低水平的范畴，但从总体来看云南省的IFI呈上升趋势。（图1）

三、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扶贫实证分析

本文重点在于考察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有效减缓贫困，因此将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展开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在度量贫困减缓的诸多指标中，收入水平是代表性较强的指标，我国对脱贫的定义也是在现行的标准下能够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此外，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生活生产需要，提升贫困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本文使用2011～2018年云南省各州市农民收入水平来衡量减贫效应，农民收入的增加即为贫困减缓。也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作为衡量贫困减缓的实证指标，用PCDI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探究云南省各州市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减缓贫困的作用情况，为此，选取前文得出的云南省2011～2018年各州市的IF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为避免变量遗漏造成的误差，本文选择以下四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①产业结构水平，用各州市GDP中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的占比来代表产业结构水平，用ISL表示。②对外开放水平，选取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计算时把美元用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用OUL表示。③财政支出水平，用各地州财政开支占GDP的比重来代表，用GOV表示。④城镇化水平，选取各州市总人口中常住城镇人口的占比来表示，用URB表示。

2、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云南省16个州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均由相应年份《云南统计年鉴》、云南各地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云南省金融运行报告》及中国银保监督会官网整理所得。

（二）实证过程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就减贫效果而言，2011～2018年间云南省各州市PCDI的均值为0.78万元，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整体较低。IFI均值仅为0.17，在最大值0.98与最小值0.04之间波动，表明各州市IFI水平有一定差异。控制变量中，ISL的波动相对较小；OUL、GOV和URB三者波动较大。

2、模型的设定。面板数据模型拥有使模型多重共线性降低、自由度增加的特点，较好地避免了各变量间的异质性，因而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选用面板模型来开展。常用的面板模型有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种，模型筛选不恰当会导致使估计出的结果与实际偏差过大，因此本文先用Stata15.1软件进行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应当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实证结果与分析。（表1）

从表1实证结果可得以下结论：

（1）普惠金融发展拥有明显的减贫作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两者的边际系数为1.94，表明IFI每提升1个单位，会使贫困减缓1.94个单位，说明增加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扩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可以促使居民获得更多金融服务，便利了贫困群体的资金融通，削减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弥补了农村地区借贷的缺口，提升了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普惠金融发展加快了贫困地区资本积累，优化地区金融资源配置，通过创造就业机会等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2）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水平的提升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主要来自二三产业而非传统的第一产业，其比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在实证结果中该比值每提高1个单位，会使得贫困减缓4.40个单位。城镇化程度也与农村居民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增加对于贫困减缓具有重要意义。

（3）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出水平提升对贫困减缓的正向作用较弱。实证结果中，对外开放程度对云南省贫困减缓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财政支出水平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云南省16个州市2011～2018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用面板模型将其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云南省发展普惠金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贫困；四个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调整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最大，城镇化水平次之，而对外开放和财政水平的作用较弱。

结合以上结论，本文为促进云南省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工作共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以金融助力产业布局的改造和优化；推动金融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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