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时间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始源意识，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民族的时间观息息相关。文化思想中国的概念基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数的先天性与先验性，源于对1949年以来的当下中国三个30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观反思：1949年至1979年的意识形态中国、1979年至2009年的经济物化中国和2009年至2039年可能的文化思想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是文化复兴的中国：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以孔子儒学为主体，以胡塞尔现象学为重要借鉴。这样一种三维向度的时间观反思可以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意向性和本源性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孔子儒学；胡塞尔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11日

一、文化思想中国概念的提出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对数情有独钟：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数是万物的先天性存在和人的先验性存在。中国的先人对数的理解更具经验性的表达：事不过三；一而再，再而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3或30同样也具有先天性和先验性。从数3或30的先天性和先验性出发，考量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可以本质直观地发现：1949～1979年的中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中国；1979～2009年的中国是以邓小平思想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经济物化中国；2009～2039年的中国是“众神隐退”、儒学复兴的文化思想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是文化复兴的中国，文化思想中国必须基于现实，源于历史，放眼世界，基于现实必须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源于历史必须以孔子儒学为主体，放眼世界必须以胡塞尔现象学为重要借鉴。这样一种三维向度的时间观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可靠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当下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了现实性（马克思哲学）、本源性（孔子儒学）和意向性（胡塞尔现象学）。

二、文化思想中国概念的三维构成

文化思想中国必须基于现实、源于历史、放眼世界：

（一）从基于现实的考量：文化思想中国必须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这一点，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哲学是当下中国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内涵对于当下中国具有指导意义。

1、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阐述的为全人类工作的思想可以提高当下中国人的思想境界。马克思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2、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为当下中国人提供警惕现代性弊端的指导性参考。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更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扩张的危害和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阐释和分析，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避免经济动荡和危机仍然具有警示意义。这一点毋庸多言。

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的人的异化思想和作为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信仰支持。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的思想和过程：（1）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这种异化关系决定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异化的。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无法肯定自己的生存意义，相反，只能否定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物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是劳动者的自我异化。物的异化是劳动者自我异化的总结而已；（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要劳动，要自由自觉的劳动。不允许人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违反人的类本质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自然界给人提供劳动加工的对象和人类生活资料，使人的肉体能生存。但是“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世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这种异化过程在市场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值得每位中国人深思。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思想对于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当下中国人克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偏差大有裨益。

（二）从源于历史的考量：文化思想中国必须以孔子儒学为主体。这一点，不仅在于孔子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需要圣人指引、文化历史悠久的民族，孔子儒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内涵，是中华民族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须臾不可离也。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可以看作是对孔子儒学的歧出，当下中国的许多祸害亦源出于这一歧出，文化思想中国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歧出的纠偏，更是对孔子儒学深刻内涵的深切呼唤。

在孔子儒学的视域中，有三个层级：天下、国、家。国由家构成，天下区别于国，无论是在区域上或是在精神上都比国大且深远。国有一定的行政疆域和特定的国民，而天下没有特定的疆域和生民，它所面对的是圣人所关切的普天苍生、万物育养及其和谐安定，是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和谐统一。对应这三个层级，孔子儒学有三个深刻的内涵：孝治天下、礼乐治国、诗书传家。

1、孝治天下的“孝”不仅仅是子女孝敬父母或晚辈孝敬长辈，而是指以《孝经》的义理来治理天下，观照万物。《孝经》的《开宗明义章》直指《孝经》的义理：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北宋经学家孙奭所序唐明皇《孝经注》对《孝经》的义理有如下所论：“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适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僭乱，礼乐崩颓，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褒贬无作，孔子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故《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孝经》虽居六籍之外，乃与《春秋》为表矣。”可以说，《孝经》的思想和地位都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2、礼乐治国中的礼乐是儒家礼治主义者手中两张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儒家从来都认为礼乐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则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在《礼记》作者看来，如果邪恶已成，然后止之，那已是法治，与儒家理想中的礼治教化大异其趣；只有借助于礼乐这一教化手段，才能使人“徙善远罪”、“移风易俗”，进而实现礼治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要实现这样一种政治理想，也绝非易事。因为礼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带有普遍原则的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它与个体的自然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单纯以礼制强加给个体，不但不能造就个体践礼的自觉行为，而且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礼制的抵触和反感。《礼记》作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主张以一种愉快、和乐的方式培养起人们的平和中正之心，以便使其恭顺践礼。从教化的角度来说，礼和乐实际上是一件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礼制的设立，它创造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将人们的言行纳入一定的范式之中；二是以乐教为手段，通过陶冶人的内心情感来促使人们把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就政治教化而言，礼的作用是“异”，乐的作用礼与乐的政治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正所谓“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仁近乎乐，义近乎礼”。通过乐的推行，可以从心理上起到调和社会各等级之间矛盾冲突的作用。处于社会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通过乐的奇妙作用，可以实现感情上的融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融和安稳的氛围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因礼义划分等级亲疏造成的社会成员间的隔阂与不和谐。当礼乐两种手段运用相得益彰时，社会政治就能够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下和”的理想境界，于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状况也就真正得以实现了。

3、诗书传家指的是以《诗经》和《书经》的义理作为教育子女、繁衍家族的不二法门。《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书经》与《诗经》并举，教育下一代读《书经》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懂得历史才能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书香世家，家族家教的传承，靠的都是知识和文化，只有每代都涌现出博学多才的优秀后辈，这一个家族才能不被时代所湮没。中国人从古代很早的时候就明白，富不过三代，因此真正能够让他们传下去的是诗书传家，靠知识，靠文化。如果讲古典，我们中国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有很多家族，一传好多代人，靠的就是诗书传家。中华民族是一个需要圣人的民族，一位圣人：孔子，一本儒经（含孝经、礼记、诗经和书经），一个儒学道统至关重要。

（三）从放眼世界的考量：文化思想中国必须以胡塞尔现象学为重要借鉴。现象学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发端的现象学运动旨在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一个坚实稳固的基础，以便彻底化解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危机，重新寻找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客观性，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伽罗蒂在《人的远景》一书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两个危机阶段的连接点上产生的：一个是对许多最确定的真理发现怀疑的科学发展的危机阶段；一个是人类历史的危机阶段。这时人们被引起了对许多最确定的‘价值的’怀疑，而向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如人的生存有何意义和人正在经历的历史有何意义等问题。”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哲学不再需要大面额的钞票，它需要的是小零钱，诸如意向性理论：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所谓“意向性”，是指所有意识，即有所指向的意识的性质；中止判断论，也叫“悬置”或“存而不论”，指认识时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原始的意识现象上而暂时撇开外在存在的事物；现象学还原，包括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还有交互主体论、生活世界理论等等，都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特有的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对于文化思想中国的构建具有很好的借鉴。胡塞尔说得好：“那些产生于遥远、含混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上去。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只有通过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而后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放眼世界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进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胡塞尔现象学对意识的回溯以及追求明见性的思想和孔子儒学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这是中国现象学运动的终极关怀和它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初动力，也是文化思想中国概念必须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借鉴的原因和理由。

三、文化思想中国概念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当今世界，在创造力和经济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也付出了环境和精神上的巨大代价。自然的水土流失与精神上的水土流失双重并举，日益严重。社会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的缺失与不健全，导致社会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以及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这样一来，摆在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间观，进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思想中国是文化复兴的中国：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以孔子儒学为主体，以胡塞尔现象学为重要借鉴。这样一种三维向度的时间观反思可以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意向性和本源性的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博士论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孔子.论语［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3］胡塞尔.逻辑研究1\2［M］.台北：时报文化，1994\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