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家庭中可配置资产总量也在增加。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家庭在资产配置上，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较低。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因素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本文通过筛选CHFS2017年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家庭中后代人口结构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得出家庭后代人口数量对于资产配置具有反向作用，后代人口数量越多，家庭资产配置越趋于保守。

关键词：后代数量；家庭金融；CHFS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月9日

一直以来，中国家庭在资产配置上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健的手段，如储蓄、购置房产等，在风险市场的参与度比较低。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一直是各个学者的研究课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家庭的资产也在迅速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来看，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产为20.88万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长7.49%。从具体的资产配置来看，家庭资产配置仍然是以房产为主，其他金融资产为辅的形式。房产在家庭资产中占据60%以上，金融资产占比不足2成。而可投资资产总量虽然在增加，但投资方向大多为投资性房产，金融资产占比很低且资产配置结构单一，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接近九成，存款仍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金融资产。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家庭资产仍有很大的调配空间。

关于影响家庭资本配置的研究众多，国外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相关资料也比较丰富，但是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市场发展水平等众多差异，国外关于影响家庭资本配置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很好地适配中国的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能力、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关于家庭人口结构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的研究较少，2021年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中国开始实施“三孩政策”。可以预见，未来的家庭结构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家庭有多个子女的情况，笔者认为这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资源和消费力上，对于家庭资产配置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家庭下一代的人口结构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是研究下一代数量对于家庭资产在储蓄和投资方面的倾向。通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以下简称为CHFS）的数据，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家庭下一代数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较低现象进行解释。假设如下：

H1：下一代人口数量越多，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风险资产的投资越少

一、数据选择和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2017年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9个省的355个县（区、市）的1，428个村（居）委会，有效样本40，011户，相比前三轮调查，更全面详细地反映中国家庭金融的状况。

研究主要需要获取两类数据：一是家庭人口结构数据，主要涉及年龄、性别、人口数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二是家庭金融数据，主要包括家庭收入、负债状况、资产配置状况、金融资产、风险资产等。通过简单处理：筛除异常数据（如收入为0或小于0；户主年龄大于60岁或小于18岁等）、缺失关键问题的数据、存在前后矛盾的数据。

（二）变量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家庭后代数量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而影响资产配置的因素有很多，因而在控制变量设置上需要细化。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对于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投入比重，下一代人口结构是否会影响家庭在风险资产上的配置比重。

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分为三类：

被解释变量：金融风险资产占比（risk）。通过计算家庭在股票、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入占家庭总资产比例获取。问卷中，金融资产包括社保账户余额、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理财、外币资产、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借出款。本文将金融资产中的风险资产划定为股票、基金、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其他金融资产、金融理财产品。

解释变量：后代数量（child）。本文假设为后代数量越多的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的投资越少。根据统计数据，设置：没有后代为0，1个子女为1，2个子女为2，3个及以上为3。

控制变量：户主年龄（age）：选定为18～60（首尾包含）；户主教育水平（edu）：根据选项设置的9个等级赋分1～9；户主金融素养（fin）：根据问卷中H3103、H3105、H3106、H3115问题的回答，每一问设置为1分，总分值为0～4；有无负债（debt）：有负债为1，无负债为0；风险偏好（rp）：根据H3104的6个选项划分，选项1和2为风险偏好，3和4为风险中性，5、6为风险厌恶。

根据变量设置要求以及合理性，共有19，462个有效数据。具体的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表1）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将筛选后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根据最终筛选的数据来看，投资风险资产的家庭占比为10.01%，投资风险资产的家庭数量较少。从表2的分析结果来看，样本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47.2002岁，处于中年阶段，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当户主处于青年阶段，消费支出大，储蓄少，可支配投资少；中年阶段收入较高，消费支出比较稳定，可支配投资多，投资需求较高；老年阶段，出于养老等心理，偏好储蓄等稳健的资产配置方式，投资需求小。样本中应该是投资倾向高于储蓄的阶段。从户主学历水平来看，户主的学历平均值为3.8940，这也符合时代特征，主要是初中、高中学历。从金融素养来看，样本中家庭的金融素养普遍不高，平均值仅为1.3259。风险偏好的平均值为2.7516，接近风险厌恶的水平，样本中家庭大部分为风险厌恶群体。样本中的负债情况平均值仅为0.3765，根据筛选的数据来看，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37.65%，有负债的家庭较少，结合年龄变量来看，户主处于中年偏老年的阶段时，收入较高且稳定，住房负债或清除或大大减轻。

二、模型分析

（一）实证检验。模型设定：

Y＝β0+β1child+β2xi+ε

其中，解释变量为child，xi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Y为金融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后代数量对于家庭的风险投资行为具有反向作用，下一代数量越多，则风险资产投资越少。但从系数来看，作用程度不深。户主的年龄、教育水平、金融素养对于风险投资具有正向作用，这与过往研究结论相符。（表3-1、表3-2）

（二）结果分析。从上述结果来看，后代数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确实可以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代数量越多则家庭资产配置越保守，主要原因是出于抚养子女的经济支出压力，中国家庭结构下，父母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主要在子女教育以及婚姻上，即户主年龄主要分布在23～48岁，抚养一位后代的支出往往在后代婚配以后才显著减少。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当户主年龄步入中老年时期时，长期工作攒下大量储蓄，而此时子女大多已经婚配，家庭在房产上的贷款压力越来越小，家庭支出减少，此时家庭资产配置中，风险投资的比重相对于年轻时期会增加。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文使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研究下一代人口数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根据结果来看，后代数量确实对于家庭资产配置具有一定的影响，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资产配置越趋于保守。

当前，国内已开始实施“三孩”政策，未来家庭后代数量相比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会有所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家庭资产配置趋于保守，储蓄、购置房产仍然是人们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式，这对于我国目前期望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的发展方向相悖，也与呼吁“房住不炒” “购房用于解决刚需”的口号相反。因此，可以预见未来政府在刺激消费和调控房价方面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

（二）政策建议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之所以会出现孩子越多越不愿意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是因为抚养后代的周期过长、成本过高，期间存在许多不确定支出。这种观念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的完善来解决。当一个社会针对下一代成长建立起了完整的保障机制，解决了医疗、教育两大主要支出以后，父母在青壮年时期抚养后代的压力将会大大降低，积累下的资产在有社会兜底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股票、基金等风险较高的投资。

2、普及金融投资知识，指导居民进行投资活动。根据CHFS2017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家庭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并不深，而当前市场上存在许多金融投资机构，大部分投资者无法判断机构资质以及投资行为是否合法，因此产生了许多机构捐款逃跑、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情况。这也使得许多常年保守投资、保持观望的投资者不愿尝试新的投资方式。

因此，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可以在其中做好引导工作。首先，政府应当加大对于各类游走于非法边缘的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明确，取缔非法投资活动，明确合法合理的投资类别，为投资者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金融机构可以深入到各个家庭，为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进行普及，不再“视风险投资如虎”，合理引导资金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要做好监督工作，避免金融机构借职务之便恶意引导投资者进行高风险投资。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Paya I，Wang P.Wealth fluctuations and investment in risky assets：The UK micro evidence on households’ asset allocation［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6（38）.

［2］Betermier S，Jansson T，Parlour C，Walden J.Hedging Labor Income Risk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03）.

［3］刘松涛，王毅鹏，王林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家庭禀赋视角和CGSS2013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06）.

［4］蓝嘉俊，杜鹏程，吴泓苇.家庭人口结构与风险资产选择——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8（11）.

［5］卢亚娟，刘澍.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2017（09）.

［6］吴卫星，李雅君.家庭结构和金融资产配置——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

［7］刘应元，阳天伦，靳丹丹.安全感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20（07）.

［8］罗靳雯，彭湃.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和金融投资收益——来自CHFS的证据［J］.教育与经济，2016（06）.

［9］赵国庆，周学琴.金融素养能够降低家庭储蓄水平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21（01）.

［10］易行健，陈仁静，来特，杨碧云.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否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J］.上海金融，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