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还是释放社会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主要力量，中等收入群体问题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总结目前国内外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从概念的界定、识别标准和测算、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意义与提升路径选择等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从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进行评述。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内涵；路径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省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2022J0401）阶段性成果；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行为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19BTJ021）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2月20日

一、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内涵

中等收入群体，总体上来看是指一定时期内收入及生活水平稳定保持在中等或相对平均水平的居民群体。2002年，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确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可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保证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课题，是实现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当下，全球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求结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加快转换。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人群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有关文献加以整理归纳，并分析目前学者对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研究成果，阐述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识别标准与测算、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意义与提升路径选择。

二、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西方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与测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中产阶级规模的研究上。

西方理论界以新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学说和新韦伯主义中产阶级学说为基准，对中产阶级进行了界定。这两种理论学派对中产阶级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财产关系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但也有明显的差异。马克思以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经济关系为出发点剖析中产阶级，从而指出社会财产的积累将引起中产阶级的利益游走和分化，而中产阶级就是通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层的经济力量变动中进行分化，而产生了自身的政治意识和价值倾向的；而韦伯从市场的角度界定中产阶级，他指出人类在市场经济中的力量与处境直接决定着他所从属的社会阶级地位，市场会自动发挥社会分层职能。这两种学说各自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分别对中产阶级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观念。

对于中产阶级的识别标准与测算方法分为两大类，即绝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方法、相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方法。绝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方法采用一定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财产状况等判断准则加以衡量。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为准则，美国以年收入在2.5万～10万元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而Milanovic和Yitzhaki（2002）、Bhalla（2009）、Birdsall（2010）、Homi Kharas（2010）、Ravallion（2010）以日均收入为准则，亚洲发展银行（2010）、Castellani和Parent（2011）以日均消费水平界定中产阶级。相对识别标准和测算方法以收入中位数水平的一定区间范围进行识别与测算。当今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的差异，对中产阶级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际识别准则与测算方法，但世界各国都将收入水平作为识别和衡量中产阶级最主要的指标。同时，中产阶级的识别标准应是客观的、动态的，即依据具体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的时期而发生动态的变化。

对于中产阶级的作用方面，最早的理论可以追述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他提出“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石才能构成最好的政体”。美国学者米尔斯认为白领阶层作为新中产阶级客观上带来了美国现代社会的稳定。中产阶级也对世界经济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据Acemoglu、Zilibotti（1997）研究表明，中产阶级往往拥有较强的创造力。Doepke and Zilibott（2007）认为，中产阶级非常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储蓄，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以及储蓄。同时，也有丰富的实证研究。Natalie Chun和RanaHasan（2011），Zhang Yuan、Guanghua Wan和Niny Khor（2011），Norman Loayza（2012）论证了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总之，提升中产阶级比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中产阶级规模变化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有，Pressman（2006）认为人口因素、结构因素、微观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公共政策的变化会导致中产阶级规模的减少，Bhalla（2001），Moser、Ichida（2001），Dollar、Kraay（2002）也证明了经济增长是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三、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较晚，研究思路与方法大多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整理发现，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概念的界定、识别标准与测算、现状与发展趋势、意义与路径选择的角度进行研究。

（一）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界定。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和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之处，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动态增量的概念，而中产阶级则是静态存量的概念。吴敬琏指出现代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并非强调产的概念。李培林（2007）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既是收入分配的概念又是经济发展的概念。界定指标主要包括职业标准和低收入水平标准。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识别标准与测算。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将家庭收入水平作为识别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指标。狄煌（2003）采用了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李培林（2008）采用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龙莹（2012）、朱长存（2012）、曹景林（2015）以收入中位数法测算；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2005）、常兴华和李伟（2012）综合考量国际标准，以及中国区域和城乡间的人均收入差异等因素，进行了估算；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2）考虑了城镇化水平与GDP增速进行识别与测算。刘渝琳、司绪等（2021）用生存分析识别，预测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持续期和退休风险。

（三）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发展趋势。国内学者对于我国中等总收入群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已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观点。陆学艺（2002），纪宏和陈云（2009），朱长存（2012），陈娟和孙敬水（2009），章上峰、许冰和胡祖光（2009）等都指出我国的中等总收入群体刚处在起步阶段，且规模小，所占比重低。胡雪峰和王鹤（2009）认为高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刘蜻、张车伟和毛雪峰（2009）认为人均收入分配呈现出双峰或多峰状态。罗楚亮（2010）、龙莹（2012）则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下降，收入两极分化程度却不断提高，城镇两极分化程度大于农村地区。针对上述问题与社会发展趋势，学者们从各个视角剖析了成因，李春玲（2008）认为其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税收负担及对教育投入不够等问题造成。李强（2001，2003）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中国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的直接原因。龙莹（2015）等基于CHNS数据库采用相对分布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提高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叠加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从而降低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与路径选择。李强（2001），周晓虹（2006），祝永安（2007），李春玲（2011），李培林、朱迪（2016）等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探讨了中等收群体的重要作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提供了许多政策建议：曹明、郭栋（2005）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比重。陆学艺（2005）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等问题，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陶冶（2006）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最有效途径。周晓虹（2002）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李培林（2007）提出应建立个人财产申报统计制度，降低中等收入群体过重的税负。李春玲（2018）认为要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需要“扩中”，而且还需要“调结构”。王阳、常兴华（2018）等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政策路径为促进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及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四、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研究较多，为开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中等收入相关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缺少统一的标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划分依据，如何选取一套科学、合理的测度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和研究；第二，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与农村的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差距，在城镇和乡村是否按照不同的收入标准来划分存在一定争议，有待进一步深入、规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动态演变的，既有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也有从现有中等收入群体退出的，目前缺乏这两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路径研究，有较大的进一步研究空间。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Bhalla S.The Middle Class Kingdoms of India and China［J］.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2009.

［2］Pressman S.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7.

［3］Dollar，D.，A.Kraay.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

［4］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2）.

［5］李培林.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思路［J］.中国人口科学，2007（05）.

［6］龙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动态变迁与收入两极分化：统计描述与测算［J］.财贸研究，2012.23（02）.

［7］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

［8］刘渝琳，司绪，宋琳璇.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J］.统计研究，2021（05）.

［9］朱长存.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与分解——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收入分布方法［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