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提升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因此很有必要了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如何受影响。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以清远市31个社区的居民为调查对象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对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社区参与、社区认同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社会认同是联系居民主体行为意愿与客体环境因素的桥梁，社区参与通过影响社区认同，进而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参与；社区认同；生活满意度

本文为中共清远市清城区委宣传部委托课题：“清远市清城区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规划（2021-2023年）”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2月22日

引言

提升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是我国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与其社区参与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关注居民的社区生活满意度，推进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既是完善我国社会治理及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区民主建设、推进社区自治的必要环节。

当前已有很多研究围绕如何提高生活满意度展开，但是他们更多从个体心理因素阐释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缺乏对居民生活场景的考察，对社区生活中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的探讨较少。据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了解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构建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居民社区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也称为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 well-being）。国内研究一般将其译为“主观幸福感”，是主观认知的范畴。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一般生活满意度，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是特殊生活满意度。

现有研究普遍将生活满意度看作是个体的认知感受，更多强调主观因素的影响，从个体心理因素来阐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如正念、工作安全感、工作时间和收入等因素，通过自尊、情绪耗竭、社会公平感等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

另有研究逐渐转向个体的外部环境，试图从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视角解释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如社会支持使个体获取情感、信息帮助，增强社会互动，减少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四个维度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人与环境互动的特性，将人放回社会生活中看待生活满意度。

（二）社区参与。对于社区参与的概念及内涵，学者有多元的界定。由于对于社区参与主体定义的不同，对社区参与的概念也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还有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如社区内的群众自治组织、健身团体、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等。狭义的社区参与就是指社区居民作为唯一主体的参与。

社区参与的客体则常常被理解为仅仅是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参与，即选举与监督、决策等。而有学者认为，社区参与应该是多面向多形式的，如社区活动参与、社区环境参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生活参与和社区文化、体育、教育等精神参与，甚至社区经济参与也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内容。有研究则将社区参与的形式归纳为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四种形式。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是多元的，因此有必要将社区参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来研究。

（三）社会参与与生活满意度。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推进，人们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转变，不少学者从“社区”的生活场景出发把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已有部分研究表明，居民能通过参与社区活动交流感情，建立互惠关系，提高自身情感交流需求满意度；积极参与活动能提高社会参与意识，进而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社会参与通过自我价值、孤独感等因素变化影响生活满意度；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和满意程度。

尽管结论存在共性，但此类研究往往存在两方面不足之处。一是“社区参与”的概念模糊、混淆，如有的文献将社区参与仅仅定义为“人际交往”，也有的研究关注到居民闲暇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情况，但仅仅将其归纳为非正式参与，而将正式社区参与定义为“公共事务的参与”，有的甚至把“社区参与”仅仅当成是参与活动的频率，这些研究都很难反应居民真正的参与状态。二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用利益的视角看待生活满意度，即最终落脚点都是居民的某种主观感觉是否因为参与而得到满足，尽管使用了社区参与，但似乎很难体现个体与社区发生的联系，“社区”的内涵并没有得到很好诠释，更多还是在个人领域讨论其主观感受，把社区居民当成是理性经济人去看待，将生活满意度视作生活利益是否满足。

（四）社会认同的引入。与经济人对应的则是强调“人在感情方面的特点和需求”的社会人。泰弗尔（Tajfel）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从个体层面入手，使认同建构过程成为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的衔接，强调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构过程，既肯定了结构的制约作用，又为个体行动的差异性、不确定性留出了空间。一方面特定的社会认同形成既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又影响个体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认同和自尊紧密相关，个体会由于维护自尊、降低认同威胁的需要，主动地通过“范畴化” “社会比较”等方式形成特定身份认同。通过认同，构建起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生活满意度真正回到人的社会生活中被解释。

（五）研究假设。现有关注社区参与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往往把社区参与当成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或仅仅将社区参与简单界定为对公共政治事务的参与，而在实际生活中，更多形式的参与同样是社区参与的一部分，同样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将居民的社区参与分为公共参与与活动参与，并提出以下假设：

H1a：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对其社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H1b：社区居民的活动参与对其社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感知不仅仅只与自身利益需求的满足有关，而更可能是一种情感关联，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对社区产生认同，社区的变迁从而与自己休戚相关，进而影响到自身生活满意度。因此，提出假设：

H2：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对其社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H3：社区认同在居民社区参与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扮演中介作用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清远市清城区的社区居民。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选了清远市清城区31个社区，每个社区按该社区的人口性别年龄比例，通过截访、扫楼入户等形式邀请40位18岁以上居民进行问卷填答。本研究共发放1，300份问卷，刨除错误、漏答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1，206份。样本构成见表1。（表1）

（一）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本研究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测量居民生活满意度，该量表由5个条目组成，每个题目有7个判断等级，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1～7表示，总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

（二）自变量。本研究将社区参与活动服务参与及公共参与两个方面，各设计5个条目。活动参与的题目分别是：（1）参加社区公益活动；（2）参加讲座培训、科普宣传等；（3）参加社区文化体育活动；（4）参加社区内的文娱团体；（5）日常生活中热心助人。公共参与的题目分别是：（1）积极参与社区的选举投票；（2）对居委、物业、政府部门工作成效的民主评议、意见反馈；（3）主动向物业、居委、相关部门反映社区问题；（4）主动参加各类居民会议，讨论、表决社区公共议题；（5）担任楼长、党员志愿者等协助配合物业、居委开展工作。每个题目有5个判断等级，从“从不参与”到“经常参与”，分别用数字1～5表示，总分越高表示参与越频繁。

社区认同感参考Goudy 、McCool和Martin的研究，共5个题目对社区认同感进行测量，每个题目有5个判断等级，从“比较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分别用数字1～5表示，总分越高表示认同度越高。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对问卷调查结果做单变量描述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表2）

对主要变量进行测量后，为了进一步探讨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感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公共参与、活动参与和社区认同感为主要预测变量，同时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见表3。（表3）

从模型1可见，年龄段为老年、房屋类型为租赁住房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年龄段为老年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即老年人相比其他年龄段生活满意度更高；而房屋类型为租赁住房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即租赁住房居民相比非租赁住房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低。

从模型2可见，当模型引入“活动参与、公共参与”作为自变量时，年龄段为青年对于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变成了显著，而租赁住房的显著性则消失，年龄段为老年仍为显著。模型2显示，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活动的居民相比不参与的生活满意度要高。

在模型3中，当“社区认同感”引入之后，年龄段为老年与公共参与、活动参与仍为显著，但年龄段为青年、租赁住房则变得不显著了，且公共参与的显著性减弱了。这说明社区认同程度的确是与公共参与、活动参与有一定的共变关系，是因为社区认同的影响，所以才让活动参与、公共参无法发挥出对社区生活满意度更大的影响与作用。同时，在加入了“社区认同感”这一边变量后，调整后R方在模型3增加了14.2%的解释率，这说明的确是社区认同的原因，才会对社区生活满意度的预测结果有更大的作用。

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段为老年、公共参与和活动参与、社区认同感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即老年人相比中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有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相比没参与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社区认同感高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

接下来，对社区认同程度在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探索，结果见表4。（表4）

在第一个回归检测中，社区参与中的公共参与对社区认同程度有显著影响（P＜0.001）；在第二个回归检测中，社区参与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P＜0.05）；在第三个回归检测中可以看到，自变量回归系数绝对值由第二步中的0.048、0.026变为0.034和0.02，自变量系数绝对值减小，且活动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影响消失（P=0.099，P＞0.05）。

数据显示，社区认同程度在社区参与和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社区公共参与极大程度增加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体验，社区认同程度的增加会直接促进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研究运用在清远市31个社区的调研数据，探讨了清远市居民社区参与、社区认同程度感和社区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水平，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社区参与对城镇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着眼于社区治理的视域，对于影响城镇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的两大变量，即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程度，探讨两者对社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结论是：

第一，社区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公共参与的显著性更为明显，研究假设H1a、H1b得到证实，这与马丹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即社区参与确实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在本研究中，当社区参与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时，这一作用机制仍成立。这说明社区参与的客体不仅仅只是社区的公共政治性事务，社区中举办的活动、日常性的事务也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重要部分，这些类型的参与同样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当社区参与仅仅被界定为政治事务的参与时，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解释通常就被曲解成个人在公共空间中的政治利益是否得到满足，通过把社区参与的范围进行扩大，人作为社会人的情感需求才得以重新显现。

第二，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对社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公共参与可以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社区认同感在社区参与和居民社区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2、H3得到证实。研究结果显示，居民社区认同程度越高，社区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公共事务，在日常生活中对社区有更多的接触与感知，逐渐将自己“编入”归属社区的身份。居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身份认同，也对社区产生社区认同。随着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他们可以建立社区身份认同。居民通过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如为社区的公共事务出谋划策，觉察到自己属于社区，并是社区的主人，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主人翁意识。通过引入“认同”，生活满意度中的“生活”得到更好诠释，人是社会中的人，有其社会情感上的需求，而非仅仅只有自我满足的需求，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中“老破小”的街坊型社区虽然公共设施相对欠缺，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却不低，皆因居民的认同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通过以上讨论，进一步揭示了城镇居民的社区参与、社区认同程度与其社区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建议。研究发现，城镇社区老年居民社区参与度和社区生活满意度相对中年人和青年人较高。积极促进城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公共活动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可以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要着重关注社区中中年人和青年人的社区参与情况，为其提供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增进他们的社区认同感，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城镇居民的社区活动参与、公共参与均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建立了彼此之间的熟悉感、信任感，以及社区居民身份认同感，从而为进一步的社区发展、社区参与奠定了基础。因此，社区应该主动创造机会，给予居民更多参与的机会。这要求社区治理者、社区组织等为居民提供更多适合的社区服务。社区中的党群服务中心应当多举办相应的以小区为单位的文体活动，多提供居民活动参与的机会，从而增强居民之间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在社区公共参与方面，拓展参与的途径和形式。通过公示、民意调研、投票、创意活动如绘画、手工等方式提炼社区议题，鼓励居民表达对社区的意见，从而提高居民对社区身份的认同度、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进而提升其社区生活满意度。

（作者单位：1.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中共清远市清城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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