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衡量外部大股东参与内部监督的积极性，验证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对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正向影响审计定价决策，提升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表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通过提升企业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影响审计定价决策。这一结论为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非控股股东；公司治理；审计费用；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F23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2月26日
控制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企业内部绝对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利用职务之便操纵盈余管理、投资非效益项目等机会主义行为屡见不鲜。前有“瑞兴咖啡的财务造假”案件，后有“康美药业连续多年虚增收入”的事实。外部股东虽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却不能实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亦不能识别企业虚增财务的情况。因此，非控股股东参与企业治理而提升内部监管质量的需求越发强烈。
一、文献回顾
（一）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的研究。以往研究梳理了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博弈关系，大股东之间的互动及合谋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第一种关系是非控股股东之间，特别是非控股大股东相互监督制衡。大股东之间的竞争机制会产生监督效应，有效遏制控制权带来的私有收益，主要体现在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改善投资效率、降低企业避税程度等。第二种关系是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目标及动机存在差异，产生彼此间的利益博弈及摩擦。第三种关系是内部与外部股东存在合谋的可能。当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产生的私有收益大于自身参与公司治理带来的利益时，非控股大股东更倾向与控股股东合谋，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
（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十分广泛，Simunic开创性地提出审计定价模型，认为审计定价等于会计师事务所投入的审计资源、风险溢价以及事务所利润。接着，研究又从高管个人特质、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企业外部环境展开。高管不同的学术背景、成长经历及性别差异等均会使其对审计风险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审计费用。企业追求高质量的内部治理时也会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从而提高审计费用。相反，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审计收费。国家颁布政策、外部竞争激烈时均会对审计费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国家颁布反垄断法时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审计费用。
（三）研究述评。西方学者认为多个大股东这一所有权安排是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降低了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外部监督需求，从而减少了审计费用的支出。而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由于文化及家庭观念的差异，家族企业中的非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审计收费。那么，在一般上市企业中，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审计收费有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本文即将展开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费用一般被认为是审计质量的体现，事务所收取审计费用的高与低代表提供的外部审计质量存在差异。基于审计质量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从两个角度分析非控股股东对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
从需求方角度分析，相比于控股股东和外部投资者而言，非控股股东更愿意通过强化审计质量来提升公司的外部监管质量，作为他们参与公司治理时的补充。鉴于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的存在，控股股东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股权质押、发放超额薪酬及加强控制力度等非正当行为以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损害公司价值及广大非控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审计定价决策时，非控股股东更乐意借助外部拥有专业财务知识的审计师来监督企业的经营情况，以此弥补广大外部股东审计知识和能力不足的缺陷，获得高质量的审计报告，支付高额审计费用。
从供给方角度分析，会计师事务所需要为自身提供的审计报告负责。“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件中，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审计师均需支付巨额罚款。因此，在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的背景下，审计师首先会考虑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合谋”的现象导致内部控制质量下降。在审计客户企业时，具备专业知识的审计师秉承对审计结果负责和维护自身声誉的态度，在审计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识别被审单位是否存在财务造假等现象，从而得出真实可信的审计报告。而在全过程花费的物质和精神成本都会体现在被审单位的审计费用中。根据上述分析，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审计定价
另一方面，作为审计报告的需求方，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时会减少审计费用的支出。当外部股东参与到股东大会决策时，他们实际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相信通过自身的能力能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质量，减少审计费用和代理成本，将更多资金用于扩大企业规模的重大项目中；同时，公司内部股东和管理层因非控股股东的加入主动收敛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防止过多的审计花费暴露他们美化财务报表等掏空公司的事实。据此，被审单位的审计费用会在一定水平上降低。
作为审计报告的供给方，审计师会考虑到非控股股东能够发挥内部监督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信息的真实性；通过每次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企业对外及时披露决策信息，这一行为使得审计师获得企业内部信息的难度降低，信息准确性更高，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相对减少。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公司收取的审计费用也会比以往更少。据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设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审计定价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审计定价决策进行相关研究。在获得初始样本后，为了减少研究误差，剔除了：（1）样本区间被ST或PT的公司；（2）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为负的数据；（3）财务和审计费用数据缺失的公司；（4）金融类和保险类的上市公司。研究中的非控股股东及财务数据全部来自CSMAR数据库，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借鉴牛瑞阳（2021）等的研究，本文建立模型（1）来检验非控股股东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lnTcost=α0+α1no（lnnonum）+α2CVs+∑IND+∑YEAR+ε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nTcost采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审计费用取自然对数来表示；解释变量包括上市公司除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比率no及投票数量的对数lnnonum，并以持股超过10%作为大股东的判断。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在研究中控制了公司财务特征、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以及与审计定价有关公司特征的影响，如资产负债率（LEV）为期末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公司规模（size）为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产权性质（soe），若为国企取1，否则为0；管理层持股比率（ms）为管理层的持股数量与总股数之比；独董比率（INDO）为独董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四大”审计（BIG4），若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1，否则为0；公司上市年限（AGE）等，并在回归中控制了行业（IND）与年份（YEAR）层面的固定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lnTcost的最大值为16.290，最小值为12.510，标准差为0.673，说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审计费用存在较大差异。no的标准差为0.263，而lnnonum的标准差为1.179，说明不同企业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积极性的差异较为明显，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表1）
（二）相关性分析。表2显示相关性分析结果，no、lnnonum与lnTcost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2和0.630，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初步验证了假设1a。而管理层持股比率及独董比率越高，审计定价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公司内部管理层之间存在掏空公司的行为，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暴露而追求低质量的审计报告。同时，规模越大、上市年限越久、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花费在审计上的资金越多，更偏好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表2）
（三）实证结果。企业股东大会，按照召开的时间划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表3分别列示了全样本下、年度股东大会及临时股东大会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审计定价决策的主检验结果。全样本下，no、lnnonum与lnTcos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2、0.078，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非控股股东参与年度股东大会投票时，no、lnnonum与lnTcost的回归系数为0.093和0.058，在临时股东大会下，no、lnnonum与lnTcos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4、0.089，均在1%的水平下正显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审计定价，验证假设1a，非控股股东追求高质量审计，希望借助职业审计师的能力提升监管质量。（表3）
五、中介效应
年度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一般在一个会计年度终了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召开。股东大会所议事项与公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有较多的联系，涉及到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下一年度的经营计划等重要事项。而临时股东大会是不定期的、在必要时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当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等条件满足时才会临时召开。考虑到不同企业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次数会区别巨大，本文主要进行年度股东大会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审计定价决策影响机制的研究。作为审计报告需求者，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主要是抑制控股股东的利己行为，表现为聘用职业审计师审计，创造良好的审计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的审计费用。基于此，本文选择审计师专长hm作为中介变量1，用所审计客户营业收入的行业占比来衡量。而作为审计报告的供给者，考虑到多个大股东参与企业的治理行为，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专业审计者在出具审计报告时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关注目标企业内控的各项财务指标，从而向被审单位收取高额的审计费用。基于此，选取内控质量lnDB作为中介变量2，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年度内部控制质量，以缓解主要解释变量之间所存在的量级差异。本文构建以下模型（2）和（3），再结合模型（1）检验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审计定价决策之间的作用机制。控制变量同前文所述，并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hm（lnDB）=γ0+γ1no（lnnonum）+γ2CVs+∑IND+∑YEAR+ε（2）
lnTcost=β0+β1no（lnnonum）+β2hm（lnDB）+β3CVs+∑IND+∑YEAR+ε （3）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下，no、lnnonum与lnTcost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更看重审计师的专业特长，主动寻求具备高水平的审计师来审计公司内部。而no、lnnonum与lnDB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证实多个大股东参与治理确实会降低企业的内控质量，符合前文假设。由回归结果可知，hm及lnDB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并对中介变量1和2进行Sobel z检验，结果保持一致。由此说明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偏好聘请具有高水平的审计师审计公司，同时鉴于意见不统一、存在部分股东合谋现象等原因，做决策时会降低企业内控质量，审计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以往更多，从而导致审计定价的增加。（表4）
六、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本文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对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结论为：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显著提升企业的审计定价。通过中介检验得出，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通过聘任高水平的审计师及降低内部控制质量而影响审计定价决策。
（二）启示。对于企业而言，合理优化内外部股权结构，利用非控股大股东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权衡外部大股东监管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优化内外部股东结构；对于政府而言，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改善外部大股东参与治理的制度环境；对于事务所而言，应注重股权结构变化带来的内控质量差异，保持高度的职业规范，及时识别审计风险。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付秀，蔡欣妮，朱冰.多个大股东与股价崩盘风险［J］.会计研究，2018（01）.
［2］张银灵.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水平与非效率投资［J］.财会通讯，2019（18）.
［3］Simunic D A.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8（01）.
［4］沈华玉，张军，余应敏.高管学术经历、外部治理水平与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18（04）.
［5］汤泰劼，吴金妍，马新啸，等.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审计收费——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20（01）.
［6］赵婷婷，郭小敏，纪宇，等.竞争政策与审计费用——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21（05）.
［7］牛瑞阳，陈琳，李瑞涛，等.多个大股东与审计定价——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6）.
［8］陈丹，王珊珊，刘畅.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20（09）.
［9］刘尚舒，秦丽娜，赵萌.高管薪酬粘性、大股东控制与企业价值——210家自然人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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