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当前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吐故纳新”的深刻变革。本文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代际对比分析，认为应采取差异化的政策路径促进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并就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随机森林；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农户参与度调查的湖北省宅基地‘三权分置’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D006）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3月16日

农民工在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党和各级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生存和福利问题。2008年，国务院发文以“战略任务”字眼强调农民工问题在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性。随后，国家开始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薪资等突出问题，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农民工群体同样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出生年份在1980年之前还是之后，可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主观幸福感是表征农民工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相关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主观幸福感的内涵及测度、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一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学者们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出发，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不仅与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健康等传统因素有关，还与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不平等社会支持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此外，现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代际差异，但对于差异的主要方面尚处于争论之中。

当前，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吐故纳新”的深刻变革，由于年龄原因，老一代农民工向农村回流，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主力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代际视角出发，重新考察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提升农民工福利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建立了包含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家庭人口、社会交往、社会公平和社会阶层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2）引入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模型，为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拓宽思路。

一、研究设计

（一）随机森林模型的基本原理。由于本文的响应变量主观幸福感有5个取值，属于多分类问题，选择基于分类树的随机森林模型。该模型首先利用最优化方法寻找分割变量xj和阈值分割点sj，将样本观测数据按照xj大于或小于阈值sj而分成两个数据集合R1和R2，分别以观测到的最常见的响应变量类别作为预测值。然后，再在新的数据集R1中用同样的方法寻找新的分割变量xk和阈值分割点sk，将其进一步分成R3和R4。对R2、R3、R4采取上述方法进行递归分割，直至满足给定条件时停止。由于单棵分类树的精度和预测效果一般较差，为了提高模型性能，通常利用建立多棵树进行集成学习，最终得到一个最优预测函数■i=f（·），即为随机森林模型。

在模型建立之后，进一步绘制出两代农民工的变量重要性图和偏依赖图，并基于此进行变量重要性和偏依赖性对比分析。变量重要性图是将每个特征变量的重要性数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然后依此绘制出的纵置条形图。通过此图我们可以直观地判断所要考察的特征变量对于响应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数值越大说明影响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变量的偏依赖图则是指在消除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某特征变量与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图像，通过此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所考察的特征变量影响响应变量的方式和方向。

（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调查对象为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家庭户，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582个。调查数据全面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状况及社会变迁的趋势，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口学等研究领域，产出了众多优秀科研成果。

对调查数据进行筛选处理，获得农民工样本1，993个，进一步根据定义将其分为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两部分，样本数分别为880个和1，113个。

（三）变量选择。本文从CGSS2017数据库中选取性别、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等级、医疗保险等16个变量设置为特征变量（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设置为响应变量（被解释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见表1。可以发现，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水平仅存在0.01的差距，老一代农民工略高。（表1）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重要性对比分析。剔除性别、婚姻状况等6个不重要的变量，剩余年龄、省份、教育程度等10个变量对响应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结合10个变量的重要性排序，以老一代农民工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

1、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省份、教育程度、心理健康、家庭人口等变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其中教育程度对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省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2上升到第1。新生代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对居住、生活、工作的地域有较强的个性选择。

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8上升到第4。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阶段建设我国经济的主体力量，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我国劳动力质量升级，同时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心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9上升到第8。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面临巨大的就业和经济压力的同时，还承受着社会的误解和歧视，因此要更加重视其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疏导，增强其幸福感。

家庭人口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4上升到第3。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生育率的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规模逐渐减小，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需要家人的陪伴，因此家庭人口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2、年龄、身体健康、社会交往、社会公平、社会阶层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其中身体健康和社会阶层在两代农民工样本中重要性数值相差较大。

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1下降到第2，年轻人对年龄的关注度没有年长者那么高，这是人之常情。

身体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7下降到第9。得益于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疾病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他们来说身体健康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社会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6下降到第7。数据缺陷可能导致出现反常结论，在CGSS2017问卷中社会交往变量采用社交/串门的频繁程度来度量，该问题的设置实际上假定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采取传统社交方式，而现实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们中的很多人更喜爱网络社交等新型社交方式，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公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5下降到第6。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新生代农民工遭受了社会的歧视性待遇，但仅凭个人能力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从心理上强迫自己接受现实，“躺平”思想也进一步导致社会公平因素的重要程度下降。

社会阶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程度由第3下降到第5。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是年轻人，而老一代农民工则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的视野更为开阔，对于自身的阶层定位更加清晰明确，因而他们的幸福程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联性不强。

3、家庭经济等级对于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相同，均排名第10。这启示我们应该从多个渠道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而不单单只注重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提高。

（二）变量偏依赖性对比分析。图1为两代农民工的9个重要特征变量（不考虑省份变量）与响应变量之间的偏依赖曲线对比图。（图1）

1、总体形态上看，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都呈“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先降低后升高。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状况略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中，25～32岁左右的人幸福感偏低，低于25岁或高于32岁的人幸福感较高；而老一代农民工中，45～60岁的人主观幸福感偏低，4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主观幸福感较高。

2、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农民工所受教育年限越久，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各方面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对于农民工的生涯发展及幸福感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偏依赖曲线在4～5区间（初中～职业高中）内斜率最大，说明职业高中教育对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很大作用，因此应该重视职业高中教育。

3、身体健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方式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基本呈一条直线，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加完善的医疗条件，身体健康程度提升所带来的幸福感的边际增量很小，即幸福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所导致的。而老一代农民工中，身体健康程度小于或等于4时幸福感很低，在2～4区间内幸福感缓慢递增，超过4时幸福感提升非常明显，可以看出，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对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有益的。

4、心理健康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呈现先水平后递增的趋势，家庭人口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都呈现递增趋势。这表明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适当增加的家庭人口均可以带来更高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因此可以从心理健康和生育政策这两方面入手寻求提高主观幸福感的解决方案。

5、家庭经济等级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方式也略有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等级与主观幸福感一直呈现正向关系，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呈现倒“U”型关系。这反映了两代人幸福观念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更大，因而他们在决策时更加趋于理性，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的要求更高。

6、社会交往变量的偏依赖曲线都呈现在1～3区间内递减、3～5区间内递增趋势，而社会公平变量的偏依赖曲线都呈现在1～2区间内递减、在2～5区间递增趋势。这说明在极端情况下，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已降至冰点，这时社交活动的少量增加或社会公平的些许提升可能无效或起到相反的作用，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和优惠关怀力度，才能提升其幸福感。

7、社会阶层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方式在两代农民工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偏依赖曲线开始呈“U”型，在取值为8时达到峰值而后变成一条直线。而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偏依赖曲线开始时是一条直线，之后持续递增。结果也印证了两代农民工幸福观念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阶层提升方面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对于他们而言，平凡的生活显然更有吸引力，处于社会的顶层也就意味着压力和责任，而这些会给他们带来困扰，进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代际视角出发，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从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来看，两代农民工略有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略高。（2）从重要性程度来看，年龄、省份、教育程度等10个因素对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代际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教育程度、身体健康和社会阶层3个因素。（3）各个因素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方式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

通过分析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应采取差异化的政策路径促进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新生代农民工，要重点关注教育程度、心理健康、家庭人口和家庭经济等级等因素。一是政府要重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接受教育所付出的基本费用，可适当给予减免待遇或纳入财政支付，以减轻农民工的经济压力。二是堵疏结合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一方面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约束企业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及时、暖心的心理疏导服务，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三是给予农民工生育补贴，增强其生育意愿。四是通过现金或物资补贴等方式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经济支持，缓解其生活压力。（2）对老一代农民工，应重点关注身体健康、社会交往、社会公平和社会阶层等因素。一是要继续深化医保体制改革，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和磋商机制，使农民工享受平价医疗，同时将更多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二是要建立农民工社交平台，组织实施丰富多样的团体活动，从情感方面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三是要努力推进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在全社会倡导公平公正新风尚；四是要顺应老一代农民工阶层流动的意愿，为其提供更多学习和晋升的机会。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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