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绝大部分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区域的人口规模大概占全球总人口的63%，但是经济总量不足三分之一，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中进行投资，面对的问题会比在欧美发达国家更加繁琐复杂。本文首先对我国OFDI现状进行分析说明，基于我国2004～2012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OFDI；引力模型；经济制度质量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4日

一、我国OFDI现状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即开始对外进行资本输出，不过由于受当时投资管理政策的制约，可以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仅是那些拥有对外经营权的企业，资本的输出量并不多，而且多数投资集中分布在东南亚地带。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开始于“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开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从2005年开始加快，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其有一定冲击，不过发展形势很快得到恢复。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净额比1982年增长了1，995倍，达到了878亿美元之多，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中占据6.3%，在对外资本输出国中位居世界第三位。201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净额为133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15.15%。截至2012年末，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净额为567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10.66%。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本文选取东道国的GDP对数（LnGDP）、GDP增长率（GGDP）、市场开放度（OPEN）、通货膨胀率（INFL）、资源禀赋（RES）、技术禀赋（HITE）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对数（LnDIS）作为控制变量，将经济制度因素下的单个制度因素逐个引入修改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面板数据模型，以检验经济制度中单个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LnOFDI=β1+β2RESit+β3OPENit+β4LnDISit+β5LnGDPit+β6GGDPit+β7INFLit+β8HIT-Eit+β9BFit+β10TFit+β11FNit+β12MFit+β13IFit+β14FFit+θ

式中，下标i代表国家，下标t表示年份，ε、θ、μ为误差项。

（二）样本国家和数据来源。本文拟选取的样本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64国，其中13个国家因缺少历年对外投资数据或缺少制度数据，本文将其剔除，选取剩余的51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本文选用中国2004～2012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的对数值（LnOFDI）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公布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解释变量经济制度质量包括商业自由度（BF）、贸易自由度（TF）、财政自由度（FN）、货币自由度（MF）、投资自由度（IF）、金融自由度（FF）等6个子变量，来源于全球遗产基金会，赋值区间为［0，100］。评分越高，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水平越高；评分越低，则意味着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水平越差。控制变量数据来源：除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来源于法国国际预测研究中心，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三）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为2004～201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估计模型一般可分为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和混合效应（POLS）三种，因为控制变量中包含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距离（LnDIS），所以只能选用混合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然后通过LM检验来辨别两种模型的优劣性。本文最终选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经济制度质量中有一半子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财政自由度显著影响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贸易自由度（TF）的估计系数为正，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东道国的贸易政策越是自由，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越弱，吸引的我国投资越多。可能的原因如下：跨国公司不同于一般企业，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一般需要全球的分公司、子公司配合，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则会限制跨国公司基于全球布局需要的原材料和产品的跨国转移。财政自由度（FN）的估计系数为正，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东道国对外商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越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就越多。事实上，税收成本占企业成本的比重非常大。比如在我国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因承受不了高额的企业所得税，通过虚减利润等财务造假手段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另外的一些企业则会选择注册在我国西部或者深圳前海等税收优惠地区以降低税收成本。投资自由度（IF）的系数估计值为正，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对给予外商投资政策优惠越多的东道国进行的投资也越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外商投资制定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国外资本，为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注射了一针猛烈的强心剂。

（四）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东道国市场规模（LnGDP）、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LnDIS）、东道国市场开放度（OPEN）、东道国市场增长潜力（GGDP）、东道国资源禀赋（RES）、东道国技术禀赋（HITE）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INFL）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我国与东道国距离、市场增长潜力、技术禀赋的估计系数为负，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我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具有明显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因素对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东道国市场越是开放，吸引的我国直接投资就越多，我国倾向于向东道国输出技术，但可能没有形成长期投资体系，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对我国对外投资影响则不显著。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有明显的正向效应，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能减少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成本，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可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我国企业在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

对于企业的组织形式方面，应该合理妥当地进行设计。通常而言，被投资地区针对国外企业在本区域内投资的组织形式都有具体规定，那么我国企业应该严格遵循这些条款。不过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区域进行投资，从减少经济责任以及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企业最佳的组织形式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假如投资区域位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各种体制都非常完善，可以选择入股或者债权等方式进行投资；当投资区域位于发展程度不是很高的国家，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具有一定风险，特别是通过股权途径。针对对外投资的行业而言，如果涉及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应该加强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才能对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提供充足的保障；如果涉及资源性企业，应该通过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因为在此类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具有潜在的产权隐患。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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