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西柏坡时期中共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一致性、创新性和有效性；重视党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建设；突出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和优秀干部培养，党对自身问题清醒的认知、及时警醒和解决；重视建立顺畅有效的沟通机制；注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经验

石家庄学院西柏坡文化专项研究课题：“西柏坡时期中共文化建设研究”成果（课题编号：XBPZX1304）；石家庄学院西柏坡文化科研团队研究项目成果之一（编号：XJTD006）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26日

西柏坡时期中共文化建设是指在西柏坡时期，我党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自觉建立、完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机制、塑造和传播人民当家作主、平等、自由、法治等文化精神，进行物质文化环境、思想、精神、制度、行为、作风建设，形成与其价值追求相一致的思维、共识、行为习惯和环境的过程。西柏坡时期我党通过系统的文化建设，为顺利实现由战争向和平、由革命向建设的转折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制度和实践保障。西柏坡时期积累了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一、文化建设高度自觉性和一致性

西柏坡时期中共文化建设高度自觉性与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了我党的核心价值体系。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开启革命和建设这两条道路的历史交汇处和转折期形成的，它既体现了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汇聚的文化精神，更体现了西柏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建设的创新成果，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党从革命到建设的完整的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基因和雏形。尽管当时没有提出“核心价值”这个概念，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精神与要素却贯穿其中。西柏坡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形成了建立人民联合政府，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独立、自由、文明富强的国家的共同理想。从价值观上基本形成了自觉坚持爱国、独立、自主、和平、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追求。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和以爱祖国、爱人民、勤劳节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等光荣观。党自觉把这些价值观时刻贯穿并体现于精神制度和行为文化建设中，贯穿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文化建设中，让这些价值体现在工作生活中，让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看到这个党是个什么样的党，是否选择跟她走。而人民选择了跟着共产党，就是对这种价值追求的认同。

第二，自觉保持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一致性。文化内部要素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的物质载体等。而内部要素的一致性，并非意味着从未相互偏离，而是表现为对这种一致性的自觉和发现偏离及时纠偏，确保其一致性的回归。西柏坡时期，我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自觉保持文化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如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党一贯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在文化精神方面强调人民民主；从制度建设上、领导和决策制度上，实行新三三制，农民代表大会制、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并及时请示汇报制、政治协商制等，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之精神；从方法上强调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从行为上，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都是尊重群众、爱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典范，所以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并通过整顿党和干部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式及时纠错。正因如此，共产党及其军队才能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倾力消灭中顽强的生存发展，才有了甘当小学生、赶考、两个务必的精神思想，共产党才走出西柏坡成为执政党，新中国的国体法定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才喊出人民万岁的心声。可见，党在文化建设中，成功做到了精神、制度、行为的高度一致。同时，领导干部在各领域执行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西柏坡时期，体现了价值精神的宣传与追求、制度所维护的精神、利益和领导干部行为实践、工作、生活作风所体现的思想精神倾向的高度一致性，是党顺利完成历史性转折，建立新中国不可或缺的文化保障。

第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法治文化、党建文化、文艺文化等建设一致性。政治、经济、法治、党建、文艺、宣传文化建设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它们内涵相同的价值追求。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了其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为文化发展指明方向。1947年5月3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稿件《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加写到，没有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文化事业，“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强调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化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在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文艺宣传文化、党建文化、法治文化等不同领域文化建设之中，均体现了这些价值精神。政治上，党加强这些价值精神的宣传，制定和完善保障民主决策、民主议事、民主参与的制度和渠道。土改中真正决策机关是党领导下的农会，参与如何分配利益等决策；华北人民政府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等。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主要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定为人民谋利益，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强调走群众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实际的现象。文学艺术方面，文化艺术作品反应和宣传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和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积极反应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宣传上，引导、教育、团结人民追求光明与真理。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很大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的分裂，导致他们相互摩擦……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有人说，老百姓算社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万美国军队更可怕……”。在法制方面，华北人民政府在短短13个月里，颁布了训令、法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和办法就有一百多项，几乎涉及支援前线、经济建设、金融财政、立法、司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层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注重保障法制能够公平公正分配当事人合法权利与义务，并有效维护民众平等、自由、当家作主等合法权益。1947年董必武在土改会议上关于土改后农村生产和负担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严禁贪污，谨防腐化，建议完善惩办贪污法令，反对特权。这些无不反映平等性、人民性等新民主主义文化特质，无不体现党关于民主、平等、公正的价值精神。因此，不同领域文化建设具体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反映的核心价值和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二、重视党的治理能力建设

西柏坡时期我党面临即将成为执政党的考验，在与国民党进行决战的同时，为谁执政，如何执好政，如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提高治理能力的内涵等成为党和毛泽东必须思考的、根本性的重大历史课题。为此，我党进行了系统性文化建设。

第一，突出党自身的思想文化建设。转折时期要减少曲折，就要明确转折的依据、主要问题和矛盾，有清晰而坚定的转折方向、转折目标、转折方式和路径；有思想、组织、制度、作风的保障；有理论、业务素养的干部队伍和党内富有活力的优良文化生态。这需要加强党自身文化建设，一方面向全党讲清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向。为此，毛泽东用历史的方法，用联系的方法说明我们党为什么要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候，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也只有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主义政党领导的重要性。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党二十八年的三大宝贵经验时，第一条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此，每到历史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总要整顿自己的思想和队伍，目的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讨论、直面问题、明辨是非，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坚定信念与奋斗目标，改善党的作风，以适应新时期的新特点，保障完成新的任务。

第二，党对自身问题及时警醒和解决。西柏坡时期整党与以往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与以往不同。以往是争取党和军队生存发展壮大，现在是面对蒋介石撕破和平建国协议，悍然发动内战的挑战，我党我军要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在这历史性转折关头，党对自己队伍的整体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具有真切的把握和清晰的认知，并予以及时整顿和解决。如党内不纯的问题。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认真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纯的三种情况。并尖锐批评投机思想：党内投机分子主要靠两面派，领导喜欢什么便说什么，不是从实际出发……翻云覆雨、吹拍骗、投机思想全有。明确指出对这三种党员三种处理办法，即具体通过走群众路线，打通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整顿解决。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中指出，土改不彻底的三个原因是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的领导。提出“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台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所谓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走群众路线，问题是领导者决定政策、考虑问题、决定办法时，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人们利益高于一切……测量政策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严正指出，要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和先进性。警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体现了我党在面对转折时具有正确的自我定位、自我教育、自律意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清晰认知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勇气自我清洁，有明确具体的解决措施，以提高党的领导力、队伍的纯洁性和凝聚力。

第三，加强和创新制度建设，促进价值精神更好实现。一是加强集体领导与决策制，反对个人专断。在1948年的中央九月会议上，对健全党委制度作出了原则性的条文规定：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后，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并对党委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问题提出了详细规定；二是加强纪律与法治建设。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如强调党员对党章的遵守，强化党内保密纪律，党内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等。面对建立新中国对新的法律体系的需要，西柏坡时期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重视法治建设的时期。而且把制定和实施法律与实现我党价值追求，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人权与合法权益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强调平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相统一；强调党员干部率先守法；三是坚持党内生活民主制和党内监督制。通过党内生活民主制和党内监督，保证党的自洁、自我更新功能。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力的重要法宝；四是强化群众监督机制。如任弼时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党总支联席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群众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群众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损失”。规定干部要接受领导和群众双重考察和鉴定。

第四，培育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干部是执行落实政策方针、把信息准确传递给群众的桥梁，是党的思想精神的体现者。面对执政的考验，必须培养大批经得起考验的干部。因此，毛泽东重视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提高其理论、政策水平，加强纪律性。特别重视党内学习、教育和提高修养，注重在实践中的考验与锻炼。西柏坡时期，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清楚，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面对和平环境，我们的干部要面对权、利、名等各种诱惑，而党的干部在重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思想上的任何困惑与动摇，都直接影响着党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的追求与实现，影响着党群关系和工作的效果。因此，党特别重视通过办学校、培训班、实践中锻炼等方式，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实践中培养、考验和使用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

三、构建顺畅的沟通机制

西柏坡时期，我党特别重视党内部、党员干部与群众、党与民主人士等各界群众的沟通，建立及时发现问题、加强指导，及时解决问题的沟通机制。而这种顺畅沟通是保障全面真实地掌握情况，落实和强化群众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工作，纠正偏失，保障工作正确方向和任务顺利完成的法宝。

第一，建立情况掌握机制。一是调研即领导干部与最基层民众的沟通。中央领导重视基层调研，他们利用一切工作机会与基层民众交谈接触，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工作；二是我们的工作机关向群众开放。让群众有问题敢说、能说，有地方说，群众意见能够顺畅上传；三是上级及时听取下级工作汇报。通过会议、讨论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和难处，统一思想和商议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是最常见的沟通方式。但要实事求是真正反映问题不易。西柏坡时期真正做到问题摆在桌面上。董必武强调：大家要不怕讲错话。共产党员不是神，是各种元素组成的一个实体，每个人都有讲错话的可能……不要人讲错话，就是不让人阻止同志的发言……你有讲错话之权，别人有批评错话之权。领导开放、真诚与信任的态度，是来自第一线的同志反映真实情况的前提。这为全面了解情况，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

第二，建立工作指导机制。工作任务不是布置下去了就完成了，发现问题不是批评就算了，而是针对不同阶段、环节、工作对象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给予思想、方法等及时提醒、明确指导。刘少奇在关于土改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的重要因素是群众不了解我们，“许多干部违背群众路线，没有把这项任务一一向群众解释，而用很恶劣的方法去执行”。指导基层干部多向群众做耐心细致地解释工作。刘少奇特别强调，“对于受群众批评和反对的干部向群众实施任何报复的行为……必须给予惩处。”有力保障了真实顺畅的沟通交流。统计显示，仅在《西柏坡纪实》中明文记载的，中央在一个月中，关于部队作战、城市工作、干部工作、蒋管区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等批示、指示、回复等就有200多个。部队、工委、后委向中央请示、汇报等有十几个，工委听取汇报和对地方工作调查指导的电信有近20个。

第三，注重与民主人士的沟通协商。西柏坡时期，传承了我党一贯联合民主党派的政策。并以会面、信件、会议、报纸等形式与民主人士沟通信息，促进理解和共识。据雷洁琼回忆，1948年冬天，接到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来函，通知雷洁琼和他的爱人严景耀到华北解放区参加中共召开民主党派会议。毛泽东谈到：民主党派选择自己应走道路问题，希望民族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与共产党真诚合作问题；革命胜利后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在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和科教文化事业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西柏坡记忆第四卷）。1949年1月22日，中央给东北局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中提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我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除党的秘密和某些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正是我党真诚与民主人士沟通，真心与之共同协商建设新中国大业的真情实感，争得了民主人士的支持。

第四，注重与全国人民的沟通。通过沟通让全国人民知道战争进程、发展趋势，宣传解释我们的政策，让广大民众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胜的信念，从而达到鼓舞士气、争取中间力量，打击孤立敌人，获得支持的目的。仅在1947年4月、5月两个月份，毛泽东就亲自撰写或修改新华社稿件就有六篇。5月30日毛泽东撰写新华社稿：关于当前时局的评论，揭露“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包围中……并想不出逃脱的办法。”这些有力地鼓舞和团结了全国人民，分化和孤立了敌人。

四、注重传承优良文化传统

第一，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共表现出了继承、保护与扬弃的态度。如西柏坡时期我党十分重视对文物等物质文化的保护，对优秀精神文化的传承。如1948年11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12月颁布《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训令》，明文规定禁止军队拆毁占用，“古寺、庙、观、庵、亭、塔、牌坊、行宫”和“碑碣、塑像、雕刻、壁画、冢墓、古迹发掘遗址、名人故里之特殊建筑，以及其他有纪念意义之附属物等”均属保护之列。军事上，传承了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思想理念；个人修行上，传承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内胜精神；理想志向上，传承了修身治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从中共领导者身上看到他们谦虚善学、修养自身、勤勉工作、以民为本、忠勇爱国的优良品质。

第二，我党十分重视总结和传承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西柏坡时期，我党十分注重传承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我党我军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与作风。1947年6月，朱德在把《把红军优良传统恢复起来》的讲话中，批评部队在胜利面前，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他说：“我们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帝国主义也都知道，因此最怕他，警觉性也很高，就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它与人们血肉相连，能得到人民拥护。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忘了……我们的军队是人们的勤务员，在人民之下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军队打骂群众，就是勤务员打骂主人，主人就会不要你，军队就会脱离群众走向失败……我们的衙门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县衙门必须有层层警卫，衙门深似海，人民不敢进出。我们的干部没有官架子，更不需要那一套威风，老百姓不怕，敢进去，敢说话，一切都能讲清楚就很好。”面对革命胜利和开启建设之路的挑战，党必须发扬三大优良作风，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些超越时空的传统，至今仍闪耀着中华民族对爱国、平等、公正、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等精神的不屈追求之光辉，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为了这些精神和价值而奋斗。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