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浙江省是最早消除绝对贫困的省份，消除绝对贫困以后，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2021年暑期对浙江农村入户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浙江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水平，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浙江；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因素

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浙江农村相对贫困测度、识别与反贫路径选择研究”（编号：202111841043）；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浙江农村青少年美好生活需要的测度、形成机制及对策研究”（编号：S202111481088）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323.8；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7月12日

2020年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浙江省于2015年底在全省消除了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4，600元的绝对贫困现象，率先高标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研究浙江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为全国其他省份缓解相对贫困提供浙江智慧。因此，测量浙江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返贫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相对贫困的测度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目前在国际上常见的是以收入贫困为核心，将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一定比例确定为相对贫困线，一般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或50%，大致相当于平均收入的50%或40%。收入维度相对贫困标准的测量，主要有低线和中线标准。低线标准是以人的基本需求或者最低生活需要来确定的贫困标准。大体来看，低线标准的相对贫困线主要是人均收入的25%～40%。中线标准是以个体或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或平均数来确定的贫困标准。但关于中位线具体指标是40%还是60%还存在争论。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测量，一些学者认为不应仅仅关注收入这一单一的维度，而应拓展相对贫困标准测量的维度。孙久文等（2021）研究发现，2020年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应该转变为以收入标准为主，其他标准为辅的多维贫困标准，收入标准可以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标准，并辅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和对外沟通等方面。相对贫困可以采取单一维度（如收入）的测量，也可以采取超越物质贫困的多维贫困测量。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对相对贫困的识别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制定相对贫困标准线。本文以浙江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调查样本农村实地入户调查数据界定相对贫困人口，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浙江省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相对贫困认定

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浙江省农村住户的调查，调查覆盖湖州地区、嘉兴地区、金华地区、宁波地区、温州地区的农村家庭，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包括：样本户主、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收入和消费情况，教育以及就医、就业、社会保障参与、生活条件等。样本数为200户，最终有效问卷191份，涉及6个地级市191户726人。

根据《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397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0元。2020年，浙江省低保边缘线为15，948元/年，约占上年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的49%，与2017年世界银行相对贫困估算的标准，大致相当于平均收入的50%或40%近似。因此，本文将按照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制定相对贫困线标准，经过计算得出浙江省相对贫困线为26，199元/年，远远超过当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标准。2020年，全国相对贫困线为12，951元/年。（表1）

因此，本文对于相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是基于浙江省全省的相对贫困线标准。如果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相应的相对贫困线标准，即低于26，199元/年，则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如果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相应的相对贫困线标准，则为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基于以上界定，对样本中每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没有收入的老人和小孩）进行计算，得出样本中相对贫困家庭数量为67户，非相对贫困家庭数量为124户。

二、浙江省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研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时采用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当样本个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因变量赋值为1，当样本中个体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将因变量赋值为0。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设为Y，服从二项分布，取值0和1，自变量为影响相对贫困的各因素，设为Xi，其基本模型为：

Pi=F（α+∑βiXi）=1/1+e■　（1）

对（1）取对数，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Logit（Yi=1）＝ln（Pi/1-Pi）＝α+βiXi+εi （2）

式（1）为Pi相应的表达式，其中F为逻辑概率分布函数，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约为2.718。式（2）中，Y是因变量，Pi为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1-Pi为相对贫困不发生的概率。α是常数项，βi是回归系数，Xi是影响相对贫困的因素，ε是随机扰动项。Pi/1-Pi为相对贫困发生与不发生概率比值，即自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所引起的概率比值变化的倍数。

相对贫困解释变量的选取并无统一的标准。参考众多学者对相对贫困变量的选取，结合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三个层面来考察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选取、含义见表2。（表2）

有关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表3）

从户主特征上看，样本中户主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均值为50岁。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初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户主，收入水平可能相对较高，使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小。户主健康状况的均值为0.18，这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户主的健康状况良好，如果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将会直接影响家庭收入，那么户主健康状况越差，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越大。

从家庭特征上看，家庭成员数量通常为4～5人，家庭成员人数越多的家庭，在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得到的资源就会变少，因此家庭规模越大，家庭就越容易陷入相对贫困。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赡养至少一名老人，老年人患病风险较大，从而一个家庭会有相应医疗支出，因此家庭老人数量越多，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越大。失业状况的均值为0.01，说明样本中几乎没有家庭存在失业人员，而失业人员数量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成正比。人缘关系和交往信心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成正比，样本中存在部分家庭在人缘关系和交往信心上有困难。

从村庄上看，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娱乐、健身设施建设，卫生厕所建设，还是村委会治理，都可能影响农村中家庭是否陷入相对贫困，而样本中家庭对村庄的治理还是有存在不满意态度的家庭。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排除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干扰，对各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经过计算，模型的VIF值小于10，根据共线性的判断标准，当0<VIF<10时，便可认为不存在共线性，因此该回归模型通过了共线性检验。

本文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将所有变量一次纳入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显著，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是0.392和0.542，Hosmer-Lemeshow检验的显著性为0.086，超过0.05，说明该模型通过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观测数据与回归模型拟合状况良好。（表4）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来看，家庭老人数、村委会是否公平处理事务、村庄文化娱乐、健身设施建设和村庄卫生厕所建设这四个变量对家庭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有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家庭老人数这一变量对家庭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有显著影响，二者的关系是正相关，说明家庭老人数越多，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老人数越多的家庭相对来说老年人面临患病的风险越大，这会给一个家庭带来较高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使家庭经济压力增加，更有可能陷入相对贫困。

对村委会公平处理事务的满意度这一变量以持满意态度的家庭为参考类别，其在显著影响相对贫困下的OR值为8.029，说明与对村委会公平处理事务持满意态度的家庭相比，持不满意态度的家庭更容易处于相对贫困，并且是持满意态度家庭的8.029倍。村委会公平处理事务能够促进村庄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变小。

对文化娱乐、健身设施的满意度以持满意态度的家庭为参考类别，其在显著影响相对贫困下的OR值为13.608，说明与对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持满意态度的家庭相比，持不满意态度的家庭更容易处于相对贫困，并且是持满意态度家庭的13.608倍。村庄文化娱乐、健身设施的建设能够反映一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设施建设较差的村庄发展较落后，村民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大。

对卫生厕所建设的满意度以持满意态度的家庭为参考类别，其在显著影响相对贫困下的OR值为0.046，说明与对卫生厕所建设持满意态度的家庭相比，持不满意态度的家庭更容易处于相对贫困，并且是持满意态度家庭的0.046倍。卫生厕所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同样反映了村庄的发展水平，与家庭是否陷入相对贫困成正比。

以OR值等于1为分界线，卫生厕所建设这一变量的OR值小于1，说明这一变量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小；而家庭老人数、对村委会公平处理事务的满意度和对文化娱乐、健身设施的满意度三个变量的OR值大于1，说明这三个变量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建议

家庭老人数、村委会是否公平处理事务、村庄文化娱乐、健身设施建设和村庄卫生厕所建设这四个变量对家庭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构成显著影响。以上四种影响因素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不同，家庭老人数、对村委会公平处理事务的满意度和对文化娱乐、健身设施的满意度三个变量对贫困的影响程度较大，从而使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更高。

基于以上分析，加快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够更好地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完善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村家庭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以期减少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

（作者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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