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目前，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现状与理想状态仍有偏差。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相互作用机制、产业协同度的测算方法及影响因素的视角，剖析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8月12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源于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该战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及三地产业协同。交通基础设施及区域环境方面，已初步实现协同发展，但在支撑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产业协同方面却未达到理想状态。与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协同仍有待进一步强化。故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近7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以为京津冀地区制定专属的产业政策提供启示。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制造业，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却仍未迈入世界第二阵列，故制造业的发展仍有上升空间。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保证制造业的“质”和“量”是现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是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有助于我国低科技含量的产业结构升级。2020年10月，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我国要进一步 “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
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发挥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性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中与工业密不可分的新兴产业，则成为各国加速第二、第三产业融合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故学术界早在21世纪前就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外国专家持有以下4种不同的观点：（1）需求遵从论： Guerrieri，Meliciani通过调查各国专门出口特定生产者服务的原因，发现制造业结构是决定国家发展生产性服务经济能力的关键因素，即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2）供给主导论：Markusen、Francois，Woerz通过建立垄断-竞争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知识要素”，还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其质量和效率制约着制造业的发展；（3）互动论：Preissl认为，制造业的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增长，可增加生产性服务的种类，提升生产性服务的质量，即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互为发展基础；（4）融合论：Castellani，Meliciani，Mirra利用多个地区的数据，认为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深入演变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不存在一方拉动另一方的关系，二者相互“融合”。
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融合论。而这些观点为各国今后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学者对上述4类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优化，取得了优异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在经济发展中两者的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作用机制
（一）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机制。席强敏、罗心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需要制造业的发展来拉动。依据社会分工理论，生产性服务类活动会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壮大而形成一个独立经营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因此，传统的制造业可以更专注在擅长并有竞争力的环节，使制造业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跃升，同时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刺激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扩大。
李宁、韦颜秋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制造业的推动。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逐渐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越来越多，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形成配套服务，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机制
1、生产性服务业使制造业更有竞争优势。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壮大，行业竞争激烈，专业化水平逐渐提高，制造业就可以获得比之前更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减少生产时间，使产品具有高技术含量，在更短时间内更新迭代，具有竞争优势。
2、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生产性服务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后，使原本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用于生产性服务的固定成本，转为按需定制的可变成本，节省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江曼琦、席强敏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这一观点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延伸：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使各部门之间要交换的要素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发展可以减少制造业部门间的交易成本，如信息科技服务业可以降低搜集信息的成本。
孙正、岳文浩、霍富迎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前端迈进。近年来，国际形势的转变，使经济重心偏于国内，我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且依托于5G等技术逐步实现了转型，体现了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的特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水平迈进。
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程度测算方法
现阶段，采用以下方法衡量产业协同度：耦合协调度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GM （1，N）模型等。大多数学者在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程度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如：王必锋、赖志花采用此模型分别对天津、河北的先进制造业和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测算，发现与天津市相比，河北省的产业协调度较低。唐晓华、张欣珏、李阳则采用此方法对中国的两产业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江曼琦、席强敏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来探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前后向联系，发现在城市范围内，投入产出关系并非是影响空间集聚的唯一动因。王如忠、郭澄澄通过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是否会提升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制造业效率。唐晓华、张欣钰、李阳运用灰色GM（1，N）系统模型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协同演化程度，更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两产业间协同演化的情况。此外，刘亚清、闫洪举则采用VAR模型探究京津冀地区产业在空间协同效应，发现京津冀区域单元间产业未实现协同发展。
五、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的因素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倾向于利用模型以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度，结合结论提出建议。但部分文章从直接的影响因素入手，以辨别促进、抑制产业协同发展的因素，据此提出更详细的政策建议。
李宁、韩同银提出7个驱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因素，建立计量模型检验后，发现两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均会正向引导两产业的协同发展，而市场化程度、单位产值的SO2排放量不利于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王雪莹、叶堂林、李璐则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完备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则抑制其协调发展。科技创新能否对其产生作用，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落地转化。
六、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早期学者认同需求遵从论或者供给主导论的观点，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是相互融合、有互动关系的，即赞同融合论及互动论的观点。对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制造业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且提升了其专业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使制造业具备竞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及交易成本。尽管各学者对探究产业间协同关系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正不断地趋于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两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程度却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二）建议
1、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任何一个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与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京津冀互联互通卡开始投入使用，只需携带身份证便可免费办理，该卡超越地理因素的限制，可以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各地的公交车使用，并可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批复了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设计的“四纵、四横、一环”的京津冀铁路网规划，预计于2030年基本完成该规划。此外，于2016年开始规划建设的京滨城际铁路从北京市出发，途经河北省廊坊市，最终到达天津市，届时北京站到天津只需要18分钟，是服务于京津冀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际铁路。这些城际铁路的启用，将直接拉近京津冀城市群中多个城市的距离，也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交通支撑。
由此可见，已经达到初步协同发展，但仍需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的1小时经济圈学习。京津冀地区的交通主要以环线为主，使得各城市的资源向本城市流入；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则以城际线为主，向周围城市伸出交通线，削弱城市间的界限，使城市群内的城市连接的更紧密。同时，三地应充分利用交通便利性，加快区域内要素流动，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2、区域环境联防联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因素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绩效考核因素，一味地追求财务绩效的做法正在逐步被时代摈弃。结合“中心-边缘”产业空间布局思路，从比较优势、减少成本等角度来看，该布局有其合理性、可行性的一面。但若从环境角度来看，或许像河北省这样的重污染产业转入地，就会在财务绩效微量提升的同时，牺牲当地的环境。如果将财务绩效与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其结果可能并不理想。
于是，为了完成“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北京市和天津市需要对河北省做出一定补偿，如：产业帮扶、产业合作、培训专业人员，与河北省进行“利益互换”，同时发挥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含量高的优势，研发出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的技术，提供给河北省，以减轻重污染产业转入可能给当地环境造成的危害。
3、产业协同。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聚焦的三个方面中最重要且发展最缓慢的方面，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支撑，在三地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产业结构上，北京市已经处于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天津市仍向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演化，而河北省却仍处于工业化后期。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所处产业阶段的不同，以及地理距离在三地协同发展中作用的削弱，使得北京市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外迁更倾向于选择产业发展相近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而面对北京市拟迁出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污染较重的外迁企业，天津市、河北省也顾虑重重。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京津冀三地在产业协同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珠三角城市群的各城市均在同一省份，不存在行政边界的限制，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各城市虽不在同一省份，但地位平等。故京津冀地区要在学习珠三角、长三角经验的基础上，由省市级以上级别的政府制定顶层设计，打破三地的行政限制，真正实现资源的共享互通，促进三地经济的共同增长。
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需要各城市的共同努力。北京市作为全国最大的科研基地，要充分利用雄厚的科研实力，发挥核心技术优势，带动天津市、河北省的产业发展，为其制造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推动天津市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发展，促进河北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天津市、河北省仅仅依赖北京市的资源外溢、产业转移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主动进行科技创新，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抓住时代机遇，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运用到产业升级中，加快本地产业升级的步伐，追赶北京市产业发展的脚步，以具备承接其转移产业的能力，保证资源在京津冀地区流动。同时，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不应该只是由北京进行的单向转移，而是应该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合作共赢。应充分利用各地的发展优势，相互弥补不足，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合理的具有协同效应的产业体系，从而促进三地产业功能定位重构，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三地产业的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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