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新世纪惠农政策的又一创举。但是，制度全覆盖不等同于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因此研究农民群体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成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现适龄农村居民全覆盖的关键因素。本文根据河北省李堡村农民“新农保”参保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家庭、政策信任和政策推广实施四个层面综合分析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据此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

基金项目：宁夏医科大学校级重点项目：“宁夏县域医共体模式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XZ2021033）

中图分类号：C913.6；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1日

为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我国揭开新世纪全国范围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序幕。2012年9月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但是制度全覆盖不等同于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新农保”制度要实现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就必须系统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农保”制度适龄居民全民覆盖，实现农村居民同城镇居民一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文献回顾

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伊始，国内学者便密切跟踪“新农保”政策的实施状况，研究影响农民群体参保决策的因素。张朝华（2010）针对广东省斗门区和茂南区实证研究后指出，农户受教育年限、农户年龄、农户务农年限、家庭纯收入、家庭人口数和土地面积均会影响农民的参保行为；罗遐、舒仁美（2011）依据183户农户调查发现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参保者的年龄和家中是否赡养60周岁以上的老人；李越、崔红志（2014）从消费行为学视角出发，研究显示干群关系、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和满意度也影响农民的参保决策。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

（一）研究假设。依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并结合“新农保”政策的实施状况，本文认为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程度、“新农保”政策推广实施情况会对农民群体参保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1、个体特征层面。个体特征层面的异质性致使农民群体所拥有的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会对农民的参保意愿和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和约束，将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婚姻状况纳入分析框架。假设认为，由于工作性质和风险程度的差异，男性农民比女性农民更倾向于参保；农民群体收入水平越高、经济状况越好，越有能力参保；农民群体受教育年限越长、学历程度越高，越愿意参保；由于保险市场存在的逆向选择行为，年龄越大、健康水平越差的农民参保积极性越高。

2、家庭特征层面。城乡发展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收入日益悬殊引发的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和土地产出效益的低下、土地保障功能的日渐弱化都使中国农民延续几千年的依靠家庭和土地的养老模式变得支离破碎，家庭因素特别是子女赡养方面理所当然地成为影响农民群体参保决策的关键因素。将身边子女数量、子女的经济补贴及子女的照顾纳入分析的框架。假设认为，身边子女数量越多，子女对其经济补贴越强、照顾越完备的农民越不愿意参保。

3、政策信任层面。在考察政策信任层面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程度时，选取了三个指标变量，分别是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度、对村干部的信任度和对“新农保”补贴的信心度。假设认为，农民群体的信任度越强越愿意参加“新农保”。

4、政策推广实施层面。“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具体的流程规范也影响着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和好恶。因此，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新农保”手续办理便捷性的主观认知和对“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的主观认识等三个解释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假设认为，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参保手续办理越简便、经办人员服务态度越好，农民群体参保意愿越强。

（二）模型设定。为考察各解释变量对农民参保决策的边际影响，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用了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并设定被访农民选择参加“新农保”作为1，未选择参加作为0；若y=1的概率为π，则被访农民未选择参加“新农保”的概率为1-π。此时，则有：

ln■=logit（π）=α+∑βiχi+ε

式中，α是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i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其对因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χi是各自变量的取值；ε是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含义和赋值如表1所示。（表1）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河北省肥乡区李堡村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肥乡区地处冀南平原东部，总面积503平方公里，下辖3个镇、6个乡，总人口410，276人，属于典型农业县，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农业收入。李堡村位于肥乡区东南部，总人口715人，户数167户，村落建筑面积200亩，集体土地面积873亩。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4月在肥乡区李堡村开展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问卷调查。

四、“新农保”参保决策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为测量四个影响层面对被访农民参保决策的边际影响，本文建立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模型Ⅳ分别考察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策信任和政策推广实施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程度，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表2）

（一）个体特征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Logistic回归分析

1、性别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变量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明显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女性被访农民参保比是男性被访农民参保发生比的7.613倍，女性农民相较于男性农民更有意愿参加“新农保”，与起初的研究假设相背。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较之男性农民，受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影响，更难以找到工作，并且工资待遇也较低，因此她们更依靠“新农保”养老金来满足其年满60周岁时的物质需求；同时也由于受传统相夫教子、赡养老人等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经济独立性差，缺少自我保障能力，更需要依赖“新农保”的保障。

2、年龄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45～60岁被访农民参保比率比45岁以下农民参保比率高24.372倍，置信水平为95%，是模型Ⅰ中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导致这种政策实施效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现行的“新农保”政策不分缴费年限长短，规定只要缴满15年，就可以在60岁时享受养老金待遇，明显缺乏早缴、长缴的有效激励措施，年轻农民在尚未理解增加个人账户积累对未来享受高水平养老金的重要性之前，很容易选择仅在45岁时开始参保；二是当前“新农保”给付水平过低，新生代农民对政策未来受益存在质疑而对“新农保”产生抵触心理。

3、文化程度因素。文化程度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分析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选择参保的比例比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高1.038倍。与我们起初的假设相背，这是因为，高学历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一般而言相对较高，这类人群依靠自身就可以满足年老时的物质保障需求，不在乎每月几十元钱的低水平养老金的给付，也不愿意选择高缴费水平。这说明当前的“新农保”政策制度存在着“缺位”现象，对高学历、较高收入的农民群体缺乏吸引力。

4、健康因素。依据表2中模型Ⅰ的回归分析结果得知：身体健康状况为非良好的被访农民群体选择参加“新农保”的比率是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农民群体的6.839倍。与我们的研究假设身体状况越差的农民越有意愿参加“新农保” 相符。这是因为人年老之后，身体各机能的退化和疾病的增多使得医疗卫生支出与年轻时相比占日常开支的比重更大，特别是依靠体力劳动生活一辈子的农村老年人，其年老时的身体疾病更多，开支更大，同时农村中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年老时也仍是依靠自身不间断的体力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健康因素将直接影响其劳动所得和本就不佳的生活状况，因此这类人群更依赖“新农保”养老金。

5、经济水平因素。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农民“新农保”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模型Ⅰ中数据显示：经济状况较差的被访农民群体选择参加“新农保”的比率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群体的2.747倍。经济收入较差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迈入老年阶段，劳动能力的退化和丧失、老年疾病的增多使其未来的预期收入更少、经济状况更糟，因此预料到自己老年阶段经济状况更糟的农民更愿意依靠社会保险来保障自身老年后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当下的“新农保”缴费水平处于农户可承担范围内，未成为农民群体的经济负担。

（二）家庭因素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模型Ⅱ中的分析数据，我们得知身边有子女、子女给予经济补贴的被访农民群体相较于身边无子女、子女未给予经济补贴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参加“新农保”，前两者的参保比率分别比后者高1.969倍和1.404倍。农业生产地区的农民一辈子“土地里刨食”，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以少花绝不多花，能不花就不花”的处事和消费观念根深蒂固。但年轻人视野更开阔，更了解“新农保”政策，他们在父母身边会向父母讲解并督促其参加新农保。子女给予经济补贴，老年农民更有能力和意愿参保。

（三）政策信任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Logistic回归分析。“新农保”政策信任层面因素对农民群体参保决策具有明显和巨大影响，特别是村干部信任度和“新农保”补贴信心度。信任“新农保”政策的被访农民群体参保比率比不信任“新农保”政策的农民群体高5.294倍，信任村干部的被访农民参保比率比不信任的农民高15.233倍（置信水平为95%），对“新农保”补贴有信心的农民参保率比无信心的高28.900倍（置信水平为95%）。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要保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令不能朝行夕改，公务人员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增强党和政府在7亿农民心目中的威望和信任度。

（四）政策推广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Logistic回归分析。“新农保”制度推广实施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表2回归结果显示，了解“新农保”政策的被访农民参保比率比不了解政策的农民参保率高2.842倍；认为“新农保”手续办理简便的被访农民参保比率比认为手续办理不简便的高1.748倍；满意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的农民参保率比不满意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的农民参保率高9.973倍，其中特别是“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对农民参保决策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置信水平为99%。这就要求真正实现“新农保”适龄农民全覆盖的制度设计目标必须重视政策推广实施的操作流程，特别是重视“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态度。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河北省肥乡区李堡村“新农保”实施状况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和分析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策信任和政策推广实施四个层面对农民参保决策的边际影响。

（一）主要结论。由前文的统计描述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当前的“新农保”政策设计存在制度缺位，政策体系和参保缴费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政策主要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程度、健康水平差、参保回报时间短的农民群体，而对年轻农民群体和高收入、高学历农民群体缺乏参保缴费的吸引力。（2）政策信任层面和政策推广实施层面对农民参保决策均有正向影响，特别是村干部信任程度、“新农保”补贴信心程度和“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对农民群体参保决策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这三个方面着重加大工作力度，对提升农村居民的参保率成效十分显著。

（二）政策建议。根据上述结论和研究分析结果，特别是“新农保”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政策设计目标的现象，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在基本完成制度全覆盖、致力于提升农村适龄居民参保率的当下，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参保激励机制，特别是针对年轻农民和高学历、高收入水平的农民群体要出台必要的激励参保缴费政策，真正做到多缴多补、长缴多得，调动其早缴、长缴的积极性。（2）培养高素质的“新农保”专职经办人员以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新农保”经办人员和基层干部的宣传服务意识。要通过多种宣传渠道和方式，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知水平，特别是长缴多缴的未来受益，并且充分发挥村干部的政策宣传优势。（3）大力落实“新农保”财政补贴政策，依法加强对“新农保”社保基金的监督管理，多元基金投资运营方式和渠道，保证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做实基础工作，保证年满60周岁农民的养老金按时足量发放，进而增强农民群体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度。

（作者单位：1.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2.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考文献：

［1］穆怀中，闫琳琳.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研究，2012（01）.

［2］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向［J］.中国人口科学，2004（05）.

［3］张红梅，杨明媚，马强.现阶段阻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农户参保意愿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4］张朝华.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广东珠海斗门、茂名茂南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0（06）.

［5］罗遐，舒仁美.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6］李越，崔红志.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