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首先梳理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现状及问题，剖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教育服务贸易；贸易逆差；境外消费；来华留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编号：21AZD064）；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国际人才流入的经济效应研究”（编号：2019WQNCX15）；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112617010）。通讯作者：陈少铭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8月22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外贸易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为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在近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留学目的地国，未来更有望成为全球人才中心。尽管如此，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羸弱在过往学术研究中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表现为常年处于贸易逆差的境地。其中，教育服务贸易的失衡是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的主要推手。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间，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额增加了93倍，从侧面印证其质量有待提高。因此，本文试图厘清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现状与问题，进一步剖析阻碍其高质量发展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一、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稳步提高，体现为贸易提供方式全面发展、教育服务贸易规模扩大、来华留学生结构优化以及来华留学教育认可度提升等方面，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协调、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充分等问题。

（一）贸易提供方式全面发展但不协调。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包括四种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具体到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方面，跨境交付主要是指提供远程教育课程与教育培训服务；境外消费主要指一方国家公民到另一国留学进修和接受外国留学生等；商业存在主要指一方国家的教育机构到另一国去开设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从事教育培训等活动；自然人流动主要指一国公民到另一国从事专业教学培训工作。在上述四种方式中，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提供方式是境外消费。以2017年为例，境外消费所产生的教育服务贸易额为44，018.59万美元，占教育服务贸易总额的98.62%。相较而言，其他三种提供方式贸易规模较小且发展较缓慢。

1、跨境交付。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以下简称“慕课”）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跨境交付的主要形式，授课语言主要为中文，采用英语授课的在线课程数量较少。以国际主流的慕课平台Coursera和edX为例，截至2022年3月，仅有7所中国高校成为平台的合作院校，上传了241门课程，注册人次为2，934，351人次。课程涵盖对外汉语、计算机、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哲学等。其中，以英语授课或对外汉语课程共计64门，占总课程数量的26.56%，注册人次为1，993，381人次。而在中国本土的慕课平台上，截至2019年8月，中国上线的慕课数量达到1.5万门，学习人数达2.7亿人次。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在国际平台上开设的面向国际学生的课程数量较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高校教育交流受阻，部分高校通过线上教育平台开展全球课堂，以课堂直播形式实现跨境授课。目前，全球公开课模式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仅部分院校启动了全球课堂计划，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开设的课程数量不多。此外，全球课程计划的授课对象基本局限于合作院校的师生，仅清华大学未对参与对象做限制。

2、商业存在。高校境外设校和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商业存在模式的主要形式。当前，中国高校境外办学的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开展境外办学。截至2019年12月，中国高校在近50个国家举办了100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相比之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外合办教育机构和项目已达2，447个，可见中国在境外设立教育机构的数量还有待增加。（表1）

3、自然人流动。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中的自然人流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家公派教师出国进行教学活动，其中以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和教育援外的教师为主；二是单位公派出国从事教育和培训等；三是中国公民个人赴海外从事教育工作。总体而言，赴海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数较少，出口额较低。以2017年为例，以自然人流动形式的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6万美元，仅占教育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0.34%。

4、境外消费。境外消费主要指国际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服务，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方式。2008～2018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从223，499人增加至492，185人，增幅达120%。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和非学历生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学历生人数增幅明显，从80，005人增加至258，122人，增幅达223%。

（二）教育服务贸易规模扩大但不平衡。作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方式，政府十分重视吸引来华留学生，其数量从2008～2018年保持年均7%的高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国内高校与机构数量也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100多家增加至2018年的1，004家。

尽管如此，中国常年保持人才净流出的状态，教育服务贸易亦存在巨额逆差。从留学生角度来看，2005～2017年间，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规模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40%和10.19%。其中，在2008～2012年间，出国留学生规模年均增长率高达22.70%，而来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仅为10.96%。由表2可知，自2010年起留学生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且净流出规模呈波动上升态势。从贸易逆差额来看，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自2008年由顺差转为逆差，此后逆差额逐年扩大。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有限；另一方面是进口额增长迅猛，如2017年中国教育服务进口额为44，357.82万美元，较2005年的3，649.02万美元增长近11倍。在四种贸易提供方式中，境外消费所产生的贸易逆差额占比较大，约占总逆差额的99.31%。可见，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严重失衡，贸易效益亟待提升。（表2）

（三）来华留学生结构优化但不均衡。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方式是提供境外消费，即吸引来华留学生。从生源地、目的地、学历层次及学科分布来看，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结构趋向优化，集中度有所下降，但仍存在改善空间。

1、亚洲留学生占比过半。由图1可知，2008～2018年间，亚洲和美洲留学生的比例分别下降了8.84个百分点和4.6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非洲留学生人数自2008年的8，799人上涨到2018年的81，562人，人数增长超过8倍，非洲留学生的比例亦从3.94%上升至16.57%。可以看出，来华留学生的生源结构趋向协调。然而，2018年亚洲留学生的比例仍远高于其他大洲，约占留学生总人数的60%，生源结构仍较为失衡。（图1）

2、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的留学目的地逐渐分散，但仍主要分布于东部省市，东西部差异明显。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五位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辽宁，占总人数的51.61%，较2008年的集中度下降了10.12%。作为来华留学生流入人数最多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留学生占比从2008年的29.67%和16.44%分别降至2018年的16.41%和12.47%，也反映了集中度的下降与区域分布的优化。然而，选择就读中部、西部地区高校的留学生人数较少，每年只有两个非东部省市能够挤入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十位省市。以2018年为例，仅一个西部省份（云南省）和一个中部省份（湖北省）排名前十，两个省份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仅约为北京的1/4。

3、学历生比例偏低。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占比增长明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提升空间。由图2可知，2008～2018年，学历生的比例提高了18.8%，达到了54.6%，说明更多国际留学生愿意选择中国的学历教育，反映了中国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学历生的比例仍然较低。以美国为例，2019年全球赴美留学生中约有85.77%的接受学历教育，说明美中教育服务贸易实力仍具有一定差距。（图2，数据来源于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除此以外，来华留学生中选择高学历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多，但规模较小。2018年，来华留学生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为59，444人和25，618人，比2008年增加约4.7倍和5.5倍，占比增幅分别为10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学历结构日趋优化。但相比赴美留学的硕士研究生（37.9%）和博士研究生（13.5%）比例，来华留学生学历结构仍存在优化空间，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4、汉语言学科比重较大。近十年来，来华留学生选择的学科日趋多样化，但汉语言专业仍是留学生扎堆选择的专业。以2018年为例，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7.7%，比2014年的51.5%下降了13.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攻读工科、西医、管理、经济和文学的学生规模显著增长，工科、文学学生数量增幅均超过100%，管理、经济学生数量亦有超过50%的增幅。尽管学习汉语言的人数比例下降明显，但其比重仍远高于其他专业。2018年，汉语言专业的留学生占比为37.7%，工科、西医、管理、经济、文学分别为14.9%、11.2%、9.5%、8.5%、6.3%，其余学科均未超过5%。对比美国留学生的学科结构，工科、管理、第二外语、经济和理科是赴美留学生修读的前五类专业，这表明中国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教育认可度均需进一步提高，学科结构亟待优化。

（四）来华留学教育认可度提升但不充分。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显著提升，主要表现为：其一，学历学位互认国家数量的增加。2016年，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标志着中国工程教育获得国际认可，截至2020年，中国已与54个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其二，自费留学生数量的增加。2018年，来华自费学历生比例达40.95%，较2008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更多的国际留学生选择用真金白银购买中国学历教育，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最好注脚。但也要清楚认识到，目前与中国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国家数量仍然有限，且还有接近60%的国际生是在高额政府奖学金的驱动下选择来华留学，中国教育服务的国际认可度还有待提升。

二、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障碍

上文阐述了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为了给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需要进一步剖析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包括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不统一、地缘和文化因素影响偏大以及来华留学生相关政策不完善等障碍。

（一）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不统一。由于来华留学生与本土学生的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不统一，往往导致留学生教育服务质量偏低。总体而言，中国高校对来华留学生的入学要求比较宽松，各高校自主设定入学程序和和标准，留学生无需参加高考，只需符合报考院校的入学条件即可。来华留学生和本土学生的培养方案大致相同，大部分专业课程采用与本土学生相同的教学模式和内容，但囿于生源质量，受语言和知识双重挑战的来华留学生容易产生无法跟上课程进度、学习主动性不强和学业成绩偏低等问题。部分高校为了“帮助”留学生顺利毕业，会采取降低课程难度和考核难度的方式，这对教育服务质量与国际认可度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抑制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实力的增强。

（二）地缘和文化因素影响大。从生源结构和留学目的地的角度来看，来华留学生受地缘和文化因素影响明显。生源方面，超60%的来华留学生来自地缘关系密切、文化相似度高的亚洲国家。以2018年为例，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目的地方面也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比如流入辽宁省的国际留学生主要来自韩国和俄罗斯，而云南省的外国留学生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后者，虽然只拥有1所“双一流”大学，但因云南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其留学生人数全国排名第9位，云南民族大学的国际留学生数量跻身全国前10。显然，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受地缘和文化影响偏大，导致留学生生源和分布结构不均衡，阻碍了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三）就业和学费政策不完善。相关政策的不完善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产生巨大逆差的诱因，可以从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数量方面，当前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就业政策较为严格，不利于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如，2017年1月，由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3号）规定，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一年以内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境外知名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一年以内的外籍毕业生，符合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等要求，可申请外国人就业许可证。若不符合学历和成绩上的规定，则需要有2年相关工作经历要求才能获得许可。在价格方面，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仍沿用1998年《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及附件《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这两个文件规定，在华留学生文科类本科生学费应定在1.4万～2.6万元人民币/年，其他专业可适当上调。对比全球其他主要留学目的地的学费，2019年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就读本科平均每年学费折合人民币分别约为30.4万元、15.2万元和13.5万元。可见，不完善的相关政策从数量和价格两个渠道抑制了中国教育服务贸易效益的提升。

三、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建议

（一）加强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增强教育服务贸易实力。国际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有悖于教育公平的理念，也不利于增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实力。因此，我国应该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对中外学生一视同仁。首先，应规范留学生来华入学规则，设定合理的语言和文化水平的入学标准；其次，需建立高标准的留学生培养规格和毕业门槛，保障留学生的教育质量；最后，政府应该根据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制定相应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加强对留学生培养过程和考核结果的监管，保证中国教育服务的公平和质量。

（二）提升教育服务国际化程度，优化教育服务贸易结构。目前，来华留学生的生源结构与学科结构不够均衡，可考虑提升我国教育服务国际化水平，以改善这一问题。具体而言：第一，高校在保持汉语言等学科优势以外，要加快其他学科的国际化进程，培育一流的双语或全英授课课程，吸引更多来自英语国家的留学生。第二，建设国际化教学团队。一方面继续引进外教或聘用有海外学历背景的优秀教师；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作用，选派优秀教师到国外交流和进修，提高教育服务质量。

（三）完善来华留学生相关政策，提升教育服务贸易效益。当前，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相关政策仍不够完善，留华工作手续较为繁琐，不利于来华留学生形成良好的留学预期。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出台更完善的就业政策，对于优秀人才的认定范围可更开放，而不局限于学历、成绩与专业的规定；第二，简化各类行政审批程序，为来华留学生的实习与工作提供签证便利；第三，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国际人才留华工作，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发展预期。此外，对来华留学生学费的定价方法应进行适当调整，纳入市场化轨道，给高校更多的自主定价空间，以激励高校招收更多海外留学生，从而缓解教育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问题。

（作者单位：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国际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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