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贾而任侠是明清徽商精神气质的另面。徽商任侠文化来源地方武术的盛行、时代风气的灌溉、经济物质基础的支持以及个人表现的需要，不畏强暴、抵御外辱，赈灾济民、扶危济困，捐资建设、热心公益是徽商任侠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徽商的任侠精神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明清徽商；贾而任侠；徽商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14日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贾之风盛行，素有“十室九商”之称。徽商从业人数多、经营项目广、影响时间长，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上的徽州地区，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素来文风昌盛，学术氛围浓厚。早在20世纪80年代，徽学大师张海鹏、唐力行就指出徽商的特色是“贾而好儒”，学界也基本接受了这一观点。目前，关于徽商“贾而好儒”的研究成果颇丰，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从徽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徽商在社会活动下的精神另面——“贾而任侠”。徽商喜好公益，乐善好施，具有“富而好行其德”的侠义精神。明代文学艺术大家徽人汪道昆著的《太函集》中，曾多次将徽商与古之侠士并称，以“节侠”称之。但笔者认为，徽商的侠义精神与传统侠士精神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徽商以儒为本，行侠的基础是不能突破儒的范畴，以义行侠，而非以武仗义。通过徽商的社会活动和行侠方式，厘清“贾而任侠”的内涵，进而从侠义精神角度把握徽商精神的另面。
一、什么是贾而任侠
侠，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五蠡》“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同时还对侠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如匹夫之侠、闾巷之侠等。此后，侠的含义和范围不断扩大，对侠这一群体的评价也逐渐趋于正面。近人龚鹏程认为：“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任侠，又称“为气任侠”
“使气任侠”，也就是附带意气，以侠义自任的意思。任侠之人以古之侠气，通过自身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贾和侠之间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在许多行为上都有共同之处，如诚信、仗义疏财等。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侠者出自于商贾。“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若唯利是图便沦为市侩奸猾之徒，而商贾中有侠义心肠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徽商虽以商为业，但行事素有侠义之风。“以故徽之贾于四方者，多磊落节侠之行、无市心。”徽商能以商人的身份去行侠义之事，一方面是因为徽州是理学故乡，从小耳濡目染的徽商处事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仁者之心处事；另一方面则是徽商出自市井之中，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人际关系，乐于参加地方公益事业，以种种善举为民解难、为国分忧。徽商立身修德，行事颇具侠义之风，与古时侠之大者相较而言也是不逞多让的。
徽商为求生存发展，进而光宗耀祖、扬名立万，经常是天南地北四处奔波，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使徽商成为明清商帮行业执牛耳者。他们的个人经历与传统商人具有不同之处，他们的经商经历明显更为刺激、惊险，他们走出了徽州大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称徽商为侠士，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义举，更是因为他们行走于江湖之中，白手起家成就伟业的传奇经历，他们对个人理想、自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侠士极为接近。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二十八中记载：“布衣之士，掉三寸舌取卿相旦夕间。洎衰暮曳履天子之门，步踸踔不进，语之去官，则悻悻色变，一何悖也。处士少年侠士，乃折节为俭，晚年掉臂归山中，修道养寿，此其智有过其人者，人谓处士节侠非邪？”
二、徽商任侠文化的来源
（一）地域：习武之风的盛行。徽商的侠气之风与徽州地方风俗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徽州地处皖东南地带，历史上曾是山越族人的聚居之地，山越族素有好勇斗狠、崇尚武力之习俗。“山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租”，“俗好武习战，高尚力气”。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连连，大量北方世家大族迁往南方，徽州地区是他们落户的重要地段。士族为了能在此占据一席之地，与山越族人爆发战争，通过武力使山越人屈服，无形之中中原世家大族也逐渐养成了崇尚武力的习俗。这一重武及崇尚武力的民俗，后来一直被沿袭下来，成为徽州诸多社会民俗中较为突出的一种。
徽州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各宗族之间时常爆发械斗，尤以明朝中叶之后，“械斗之风颇甚”。因此，各宗族之间纷纷组织族人习武，以便随时应付各族之间的争斗。明清时期政府重视武力，徽州人除了读书入仕之外，通过武举获得功名也是一条重要途径，这也是“新安武甲颇多”的原因所在。徽商走南闯北，经营范围涉及全国各地，“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徽商有时也需要通过习武来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徽商侠气的养成积淀了条件。
（二）社会：时代风气的灌溉。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对一个时代的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明代侠气文化昌盛，崇尚任侠之风，明代文人之间则常以“侠”为名，作为自我的标榜。上至入仕的政府官员，下至隐匿在民间的儒学大师，均喜好侠士之风，喜以儒侠自称。如天启朝吏部尚书赵南星“其通轻侠，纵诗酒，居然人才侠士”，公安三袁中之一的袁中道“长而通轻侠，游于酒人，以豪杰自命”。这些文人雅士好结交英雄豪杰，行侠义之事，希望以自身的侠气精神来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受时代风气影响的徽商自然也免不了沾染侠气。不过徽商的侠气，是由儒到商，由商到侠。如方景真就是一位充满侠气的徽商。“景真雅以然诺重诸交游，喜任侠。”方景真平常喜好打抱不平，朋友有难时会鼎力相助，不过不是通过江湖侠士那般，而是主张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解决。“此可以礼法争之，即三尺剑无所用之。”徽商虽以商业为主，但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遵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行事颇具侠风，并认为“千金易得耳，终不以一诺负之”。
（三）物质：经济基础的支持。司马迁说过：“君子富，好行其德” “人富而仁义附焉”。徽商喜好侠义之事，除了其本身深受家乡儒学和武侠之风的影响之外，雄厚的经济支持是其能够行侠的基础。绩溪人周世傑“读书好礼，性甘恬退。永乐间举充富户，尝捐地数亩以广学宫，事载学碑”。婺源人李永昌“倜傥有气节，家故饶会，岁大祲，尽发积素以赈饥者，全活甚众……”。
徽州是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宗法制度深植在这片土地之上。徽商有时为了维护本族的利益，更是抗争到底。“新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同时，明朝成化年间，朝廷在芜湖设立关榷征收税赋，部分官府公人肆意征收税赋，引起百姓极大的不满。徽商吴宗圣挺身而出，带头抵制横征暴敛。“吴宗圣，路口人，以义侠著声，客芜湖，榷关邓主事苛责诸商，多额外征，莫可谁何。宗圣毅然入控登闻，得旨：差官按实拿问。而宗圣以劳瘁，殁于京师，商民奉其主于芜邑赭山劳功祠，禋祀勿替。”
（四）个人：自我表现的需要。徽商儒侠文化的形成，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经过时代的变迁，侠义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被士大夫和平民阶层所接受。在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层士大夫的喜好成为引领社会的风向标，徽商本质上是以儒为主，求的是入仕当官，包括任侠在内的士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徽商竞相学习和模仿的榜样。《郑氏宗谱》载，郑方山弃儒为商后，“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完全是一派“儒侠”的打扮，世人认为其“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徽商的侠义精神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许多徽州人弃儒从商，除了“治生”目的，还将经商提升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度，以此寄托自己本想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歙县商人许太明，携赀商游西湖，击楫而言曰：“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正因如此，徽州商人虽置身于名利场上，但他们自觉地以儒家伦理来规范自己，甘为良贾、廉贾，在经营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在致富后，仗义疏财，解人之困、救人之难，积极从事当地事务，参与地方建设，以任侠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价值，达到儒家所要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徽商任侠实质是其儒的思想的行为外化。
三、徽商任侠文化的表现
（一）不畏强暴，抵御外辱。徽商是以儒从商，大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崇尚高尚的气节，近人许承尧说徽州男尚气节，女慕端贞。在面对社会不公的情况下，徽商大多敢于仗义之言，据理力争。徽商汪汝藩在扬州时，面对总兵高杰的大肆屠掠骚扰地方时，敢于冒死进言，终使高杰消解怒气，使扬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封建王朝时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有时甚至一些地痞无赖都敢于欺辱商人，歙县盐商黄鉴看到此种情况，直接当面怒斥，令其“缩茳而退，不敢复作悍态”。徽商虽常出没于商海之中，但其中却不缺乏维护正义、不畏强权的社会责任感，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能表现出无畏抗争的精神。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入侵中国沿海地区，由于部分官军抵抗不力，导致部分倭寇入侵至长江流域芜湖一带，主政地方的官员一时竟不知所措，徽商阮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民众积极抵抗，最终在阮弼的带领下，使得倭寇入侵芜湖的计划落空。“长公倡贾少年强有力者，合土著壮丁数千人，刑牲而誓之曰：寇邪虎邪？虎而喁，手可搏，虎而翼，矢可加。如其寇也，则业已穷，虽张，吾侪直醢之，以谢天子。”
（二）赈灾济民，扶危济困。为国为民者，称之侠。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朝政腐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民不聊生。许多徽商具有兼济天下的侠气，积极参与灾害救济之中，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明末崇祯年间，上海松江府发生大规模饥荒，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徽商吴午庆即将自己船上几千石的粮食全部捐赠给灾民，一时活人无数。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江苏常州又遭遇水灾，他又“治粥糜以蒿饥者，里之富人感公高义，相率出粟治粥，民赖以生”。明清王朝更迭之时，休宁人黄子顺在庐江县时，看到兵祸连连，尸横遍野时，果断采取各种措施安置灾民，“子顺市棺掩骼继以蓆，蓆且尽，掘坑廃之，赈粥施药，活人甚众”。歙县人宋学恩在含山经商之时，看到百姓缺衣少粮，他立即“出粮千六百石助赈”。地处长江下游的东流县，常年遭遇水灾的侵袭，黟县商人王廷璧在此经商之时，积极参与灾民救助，“值水灾，居民流移，有年老艰于行者，璧出三百金于城隍庙给发。越二日，金尽，适县令请赈，难民得老幼完聚，至今东流人犹称璧之德”。
（三）捐资建设，热心公益。徽商以义为利，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都很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这种义举是徽商侠义精神的充分表现。明万历年间，休宁人查杰在皖江一带经商大获成功后，便积极投身于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捐赠钱财。“客鸠兹置石会渡，又砌石埠于姑孰，甃南陵石道百里，缮白岳殿登封桥，皆勒有碑记。”清代歙县商人刘正实在扬州经商时，曾捐赠万金用于龙门桥的修建。婺源商人詹文锡曾数次捐赠钱财用于惊梦滩的整治，使往来的商人避免再次出现沉船之事。在安庆的宿松县，徽商还联合当地百姓一起开展公共设施建设。史料记载：“大桥，去城一里，介西巷长安庄，跨县西河，旧设木桥，山洪辄坏。明万历戊申，举人毕显祖捐赀，耆民徐葱叫工鼎建石梁，长数十丈，阔逾丈，高二丈余。国朝乾隆戊子，桥圮，知县皑请帑修。阅二十余年复圮，后屡修屡圮，盖河沙淤积，桥柱易倾，非深其趾不可。嘉庆丁丑，候选县丞石国泰、翰林院编修石葆元侄即用刑部司狱广业，候选部政司经历广誉，旌表节孝张石氏率男监生灼，监生祝方厚，徽商汪荣发共捐赀重修”。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一直是徽商的义举，不仅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贾，同时一些小本经营者也不忘徽商的侠义，如今歙县上丰乡蕃村有一座石板小桥，就是一位卖草鞋的小生意人鲍老先生捐赠的，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那座桥命名为“鲍老桥”。
综上，徽商除了贾而好儒外，还有贾而任侠的一面。徽商的侠义精神不同于古时侠客之风，而是一种融合商、儒于一体的商贾之侠。徽商仗义疏财、热心公益，这是儒家“仁义礼智”的要求；同时，他们急常人之所急，救人于危难之中，这是江湖豪侠的作风。徽商任侠精神的产生既有地理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积极渴望融入上层社会的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今天，探讨徽商的任侠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徽商、认识徽商、学习徽商，从而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这么说，徽商的任侠精神在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
（作者单位：1.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2.中共绩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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