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化差异对并购的影响自文化维度理论提出以来，逐渐成为财务研究领域的热点。现有研究发现：从并购双方互动视角来看，文化差异对并购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并购方或目标企业单方的比较视角来看，企业的文化特征会对并购活动中的决策偏好产生影响。本文从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三个文化层面，梳理文化差异对并购影响研究的重要文献，并对后续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企业并购；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区域文化；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8月12日

对于企业而言，并购是寻求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并购可以实现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提高市场份额、进入新的行业等目标，因而得到许多企业的青睐。目前，对于并购的影响因素已经有很广泛的研究，已有的研究表明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干预、制度环境、产业环境、公司治理特征、并购支付方式、机构投资者等。自20世纪80年代霍夫斯泰德提出文化维度理论并将其带入到管理学的研究体系中后，文化价值观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对于组织的影响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组织中成员的文化背景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在无意识中对于他们的沟通方式以及各种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并购等企业组织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根据Edgar H Schein（1985）的文化层次理论，组织文化从表层到底层，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就像冰山一样，水面以上最表层是行为和物质层，是外显的组织文化产品，能够被观察到，如企业的建筑、LOGO、制服等；水面以下的浅层是组织信仰层，一般包括组织战略、组织目标、指导哲学等，较难被观察到；而最深处的冰山底层是基本的潜意识假定与价值层，是早已在组织成员中形成的无意识的假设、信仰、规范等，无法被观察到。企业间在最深层次上的差异，就是文章试图进行梳理的文化差异。

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对企业的并购产生影响，从并购双方的企业间跨文化互动研究的视角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群际关系理论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处于和谐、秩序的关系中，对于其他群体的成员则抱有轻视、敌意的态度，由此导致跨文化并购后企业内部的成员间无法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并购后的整合难度提高，降低并购绩效；但学习效应理论则认为主并双方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也会为企业间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创造机会，实现更好的并购绩效。而从并购方或目标企业单方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来看，文化上的差异会使得企业及其领导者呈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经营风格，如是否更倾向于并购这种高风险的发展方式、承担更高的溢价、进行更强硬的并购整合等。

并购中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可以再分为国家、地域、企业三个层面的文化差异，本文从这三个层面分别梳理其对并购产生的影响。

一、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并购

Hofstede（1983）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将其定义为同一环境中的人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程序，这种群体间的心理程序差异体现在国家间，就是国家文化差异。Hofstede所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也成为用以描述文化价值观特征的经典理论，广泛用于研究公司控制机制和管理者行为。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定义了六个主要维度，分别为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长期导向和放任与约束。与之类似的还有Schwartz（1999）提出的Schwartz社会价值观和House等（2004）进行的GLOBE研究。

在跨国并购的跨文化互动研究中，Olie（1990）较早地讨论了文化差异对于跨国并购后整合的影响，认为跨国并购会历经多个整合阶段才能够消化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文化上的整合可能会持续多年。Stahl和Voigt（2008）使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进行主并双方的文化差异衡量，发现文化差异越大，主并方的股票收益就越低。孙淑伟等（2018）使用Hofstede指数对1995～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样本研究后，发现文化距离对于主并方的公司价值有负向的影响，而高管的海外背景、主并方成功的海外并购经验和同行业的并购，都可以减轻这种负面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文化差异在跨国并购中是负面的影响因素，主并双方的文化差异降低了组织整体的效率，增加了企业的整合成本，给主并方的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带来了负收益。Reus and Lamont（2009）则认为跨国并购中的文化距离是一把双刃剑，能否发挥其创新协同的效应，取决于主并方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整合能力。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单个维度上的文化差异和并购的关系进行研究。张艾莲等（2018）对2008～2015年世界范围内的668起跨国并购研究后，发现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个人主义维度上的文化距离对于并购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在权力距离维度的文化距离却对跨国并购绩效有着正向影响。李洪等（2019）则认为对于个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差异应当区分方向，通过对2000～2014年全球IT行业126个大型跨国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方的集体主义强于目标方时，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而在并购方的个人主义强于目标方时，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正相关。

在上述文献研究主并双方间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之外，也有学者对文化差异对于并购溢价的影响进行研究。江珊等（2016）以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样本，发现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并购溢价间呈现正相关。孙淑伟等（2017）对1988～2012年中国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样本进行研究后，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种对于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来自跨国文化差异导致的不信任和信息不对称。

而在跨国并购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温日光（2017）认为目标公司所在国的集体主义倾向会使得目标公司股东更愿意考虑公司整体的利益，更愿意通过谈判避免冲突、保持和谐，更愿意与谈判对手共享信息，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以及东道国的GLOBE项目中集体主义得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的集体主义倾向可以显著地降低并购溢价。裴瑱和彭飞（2019）认为和小麦相比，水稻因其对引水灌溉工程的需要，在水稻种植区形成了注重协作与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心理，这使得水稻种植区的区域文化更加强调相互依赖，而小麦的种植则更加鼓励独立的区域文化，实证发现位于我国小麦种植区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海外并购，而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水稻文化则会降低公司海外并购的绩效。周中胜等（2020）对“海归”高管与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海归”高管在语言和跨文化沟通方面的优势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并购财务绩效。

二、区域文化差异与企业并购

目前，大多数的跨文化并购研究对象是国家文化间的差异，但是对于跨国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国家内部的文化是同质的。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Tung（2008）表示这一假设会限制管理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一样需要得到重视，从而进一步提高跨文化研究的质量。

赵向阳等（2015）将中国文化的演进总结为先后投入水中的三块石头，每一块所激起的波浪又各自相互干涉形成复杂的模式。第一块是四五千年前的华夏族在黄土高原投下的，第二块是由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投在沙漠、草原、森林和绿洲之中，两块石头形成的波浪相互激荡融合持续了两千年之久，19世纪西方殖民者又用坚船利炮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投下了第三块石，掀起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区域文化就是在这三块石头的波浪相互激荡中所形成的。

关于中国内部区域文化差异对于企业在国内异地并购的影响研究较晚才出现，主要集中在跨文化比较研究，即研究并购方所在地或并购方管理层的文化背景特征对于并购的影响。对于区域文化特征的衡量比较简单，大多是通过南北方或游牧/农耕区的方式进行分类。张媛等（2014）通过公司注册地和高管籍贯的划分，发现国内受游牧文化影响的上市公司，由于区域文化中风险厌恶的程度更小，因而有更高的并购频率。李善民等（2019）发现A股上市公司北方籍贯的CEO并购的次数更多、金额更大、更多地进行多元化并购，与企业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相比，CEO的文化背景对于企业并购的影响起着主要的作用。李善民等（2019）随后又对上市公司CEO的南北方区域文化背景与并购绩效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北方文化相对而言较少的不确定性规避，导致北方CEO具有更大的风险偏好和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具有北方文化背景的CEO其并购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更好。这些文献都是通过南方区域与北方区域或是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文化在风险偏好上的差异来解释其对并购的影响。

随后开始有学者对国内区域文化与并购关系进行跨文化互动研究。李路等（2018）使用方言的区片划分代表各地的区域文化，将方言差异按所在不同的级别赋值为方言距离，并作为并购双方区域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发现方言差异越小，上市公司并购的绩效越佳。蔡宁（2019）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区域文化的差异进行衡量，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区域文化差异带来了学习效应，提升了并购绩效。王陈豪等（2020）研究了并购双方所在地的宗族文化差异与并购收益的关系，发现宗族文化差异越大企业并购收益越高，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关系不是通过影响地区内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实现的，而是通过宗族排外性形成的独有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

可以看到，关于国内区域文化对并购影响的研究中，相关的比较研究基本上都是从风险偏好这一特定的角度研究区域文化对并购决策倾向的影响，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互动研究中，在没有很好的方法对区域文化差异进行衡量的情况下，使用方言或是宗族文化上的差异作为区域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分析区域文化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近年来，已经有跨文化管理领域的学者开始尝试对中国国内各地的区域文化在多个维度上的特征进行研究和分类，并已经有学者将其应用于企业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如区域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意见、国家审计结果、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企业创新等产生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将其应用于企业并购领域。

三、企业文化差异与企业并购

企业文化体现了组织内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因此企业的经营决策除了受所在国家和国家内部区域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还会受到企业自身文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文化强度与企业自身的业绩是成正相关的，而在并购中文化能否发挥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目前并未有一致的结论。企业文化对于并购的影响，现有的研究通常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关注并购方企业文化特征在并购中发挥的作用。

Weber和Drori（2011）认为并购后实现较好的组织认同可以减少包括文化冲突在内的各种整合问题，提高并购的长期绩效。王艳（2014）发现秉承诚信创新价值观的企业在并购后通过减少文化冲突，实施的并购可以实现更好的长期绩效，但是并购方较高的文化强度则会增加并购双方在文化上的冲突，从而对长期并购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另外一部分学者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研究企业管理者特征对并购的影响。赖黎等（2017）对管理者的从军经历如何影响并购决策研究后，发现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并购支出更多，其所在企业的并购风险更高，并购绩效更好，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于迪等（2019）发现管理者的认知能力越强，业绩承诺的达成率就越高，这种影响受到产权性质的正向调节。管理者过度自信除了会增加企业因并购产生的商誉、提高并购的溢价水平，还会降低并购的绩效，在进行连续并购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四、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明显看到国家文化差异对于并购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相当丰富。而国内关于区域文化对并购影响的研究，一方面起步较晚，无论是比较研究还是互动研究，都只有寥寥数篇，且存在着研究结论显著不一致的情况，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区域文化差异对于异地并购绩效到底有何影响以及进一步的研究都有待开展；另一方面在并购双方区域文化特征及差异的衡量上，现有文献的衡量方式存在过于简单或者赋值存在主观性、随意性的问题，且信息含量较低，后续区域文化与并购的相关研究可以考虑通过使用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区域文化调查数据衡量文化差异，来弥补相关的不足。在企业文化层面，目前对并购影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主并方单方面企业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并购双方企业文化差异的互动研究还非常少，原因在于不同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和区域文化差异，企业文化差异没有很好的衡量方式。另外，在高管的个人特征对并购的影响中，仍有许多潜在的新视角可供研究。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Edgar H Schein.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M］.San Francisco：CA（USA）Jossey-Bass，1985.

［2］孙淑伟，何贤杰，王晨.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J］.财贸经济，2018.39（06）.

［3］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J］.管理世界，2015（02）.

［4］李善民，公淑玉，杨继彬.CEO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南北文化差异视角［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05）.

［5］李路，贺宇倩，汤晓燕.文化差异、方言特征与企业并购［J］.财经研究，2018.44（06）.

［6］蔡宁.文化差异会影响并购绩效吗——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J］.会计研究，2019（07）.

［7］王艳，阚铄.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J］.管理世界，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