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老龄化发展趋势日显严峻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人才是解决中国人口结构模式发展变化产生的系列问题的方法之一。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唐山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相关信息，运用关联表及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得出老年人再就业意向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唐山；老年人再就业；就业意愿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唐山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X2021012）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11日

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调查结果显示，唐山市的新鲜血液和劳动人口逐渐减少，而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上升8.43个百分点和6.79个百分点，使唐山市老年抚养比攀升，表明唐山市地区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十四五”相关规划提出要“积极主动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工作”，这为唐山老年人灵活再就业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当前唐山老年人再就业的推进带来多元的挑战和压力。

本文结合调查研究，了解老年人的再就业倾向，需要通过区分了解未退休的在职职工和已退休的老年群体的不同家庭的不同情况，前者是否愿意延迟退休，后者是否有意向再就业，凭借多种方式进一步深化分析、了解影响老年人劳动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制定相关切实可行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国外对老龄化的研究开展较早，初期的养老理念由最先进入老龄社会的英国提出，最初关注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基本内容是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理论，经过60多年的发展，养老理念范围更广，更加重视个体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重视保障的基础上，扩充了健康和参与的概念。在积极老龄化的含义和内容上，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三大支柱：健康、参与、保障，通过优化这三个方面内容，不仅对积极老龄化概念做了权威而充分的论述，同时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国外分别从老年人再就业的理论、作用、法律和措施等方面做出研究。

Arnold·Rose基于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能否拥有社会福利与其继续社会化有密切的关系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论及其相关要素的多方面陈述，他认为社会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Formosa（2012）强调，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向综合效应，参与社会工作有自己累积的多年经验智慧来弥补体力上的劣势，在老年人实现自己内在社会价值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养老的压力，劳动生产率得到改善，减少社会对老龄化社会的刻板印象。在法律方面，日本凭借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例如：1963年修订的《老年福利法》明确强调了老年人能够参加劳动就业及为有需要的老年人及时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机会；1986年，为促进再就业，制定了《高龄者雇佣稳定法》，把退休年龄明确延长到60岁，鼓励55岁以上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并在该法第六条规定的基础上补充了《高年龄者等职业稳定对策基本方针》，明确了日本政府的主要职责、雇主的雇佣政策以及扩大高年龄者就业机会等相关事项。韩国政府为保障老年人平等的就业权利及提高老年人就业率，制定了《雇佣促进法》《高龄者基准雇佣率》等法律法规，完善了老年人就业信息收集与发布、返聘机制、就业培训、企业优惠等多方面的辅助内容，极大地消除了老年人就业中的歧视问题，为老年人再就业扫除了许多障碍。Sophie（2013）分别再在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再就业的有利条件：社会上相对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团体使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拥有话语权；企业根据自身的行业情况，因地制宜地针对50～65岁的不同阶段老年人的特点及优势挖掘对口岗位；政府实施SCSEP项目，促进老年人有效参与到职业培训和就业选择中，帮助部分老年人再就业。在措施落实上，日本政府凭借对个人的投入和对企业的投入两方面的财政投入支持高龄者就业；韩国则通过分析日本和美国的老年就业政策，提出改善推行老年人就业环境的融资支援政策。韩国学者洪姬莲（2008）通过实证分析韩国老龄化现状和国情，提出了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情况及符合该国经济活动特点的提高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政策相关建议。

总的来说，国外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学者，在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做了很多拓展性的尝试和努力，各个阶层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重视和全面。

（二）国内研究。我国研究老年人再就业起步较晚，自关注此研究领域以来，在老年人再就业必要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在必要性研究角度上，魏彦彦表示老年人再就业在缓解劳动力需求、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力储备三个方面存在必然性；王甜甜（2016）则认为在自身价值展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老年人再就业有其发展研究的必要性。在影响因素研究角度上，杜鹏指出我国人口的社会红利逐级消失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随之产生了社会劳动力短缺问题，应该关注人力资源中老年人口这一重要部分；钱鑫、姜向群（2006）认为受教育程度相对于人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老人的经济状况、是不是有专业技能对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影响较小。在地域上，宋宝安、于天琪和王红漫运用不同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分别对吉林市和北京大学燕园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前两人合作，采取信度与效度对比的方法对吉林市老年人的幸福感的调查进行详细分析，得出再就业与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休戚相关；后者则通过对北京大学燕园地区的调查，认为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发挥最为重要作用，体现了影响老年人再就业因素的地域差异性。刘生龙、李军（2012）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劳动参与呈正相关性，健康与否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情况产生一定影响。弓秀云、王嘉维（2014）则认为，低龄老年人退休后受家庭因素及传统观念影响，为子女分担经济压力回归家庭，束缚老年人的选择，从而影响其再就业。

总的来说，我国学者注重从多维度入手，多因素综合研究，对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虽较国外研究有所差距，但在我国国情下已经较为全面。

从现有大部分调查研究来看，可从三个主要层面总结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一是主观层面。老年人自身意愿、身体状况以及价值追求是否能够支持他们再次发挥余温，从该层面得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这五个影响因素。二是家庭层面。在家庭中，老年人有自己的子女和配偶，这些生活中的亲近之人的意见对老年人的选择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该层面得出婚姻状况、家庭支持和子女数量这三个影响因素。三是社会层面。不同地域的政策、企业支持等因素使老年人再就业倾向也存在较大差距。从国内学者研究分析得出，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多个影响因素中，年龄、性别、技能、经济状况、子女数量情况、健康自评对于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目前，对于老年人群再就业状况的探索主要基于小规模调查数据以及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老年人口就业状况和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因素间的联系比较分析使老年人再就业意向的专题研究相对深入。但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往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研究在不同城市的调查基础上存在较大的误差，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针对唐山老年人的在就业意愿调查尚未有人进行研究，从而弥补全国已有研究的不足。

二、数据和方法

（一）样本来源。本次调研选取唐山市实际年龄范围在50～79周岁的老年人作为研究选择对象，以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00位老年人进行调研问卷，有效问卷共162份，有效率为81%。调研基本时间范围为2021年的1月至2月，并选取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样本特征。本文以唐山市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意愿为因变量，即是否愿意再次从事以谋求个人收入为目的的活动，并选取了老年人的性别属性（男/女）、年龄（50～75岁）、健康状况（良好/较好/较差/极差）、劳动技能（具备/未具备）、婚姻状况（有无配偶/丧偶）、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工学校/专科/本科及以上）、子女数量（0/1/2/≥3）、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一般/良好）、家庭会不会支持鼓励、有无领取养老金等10个相关变量为自变量。本文考虑到老年人对电子产品不熟悉的情况，通过以实地走访面对面帮助老人填写问卷为主、线上问卷为辅的方式收集信息，收集到的详细样本信息见表1。由于本文分析的再就业意向是分类变量，所以主要采用联列表和二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来考察各变量的影响。（表1）

三、回归分析

（一）变量说明。本文使用SPSS专业软件工具，将上述收集到的信息数据导入软件中，对所选自变量进行赋值并进行描述性分析，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以每组变量的第一个值为参照组，最终变量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在所选的10个自变量中，7个变量通过检验，分别是“年龄” “健康状况” “劳动技能” “婚姻状况” “家庭支持” “养老金”和“经济状况”，表明上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所选的10个自变量中有3个变量未通过检验，分别是“性别” “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量”，表明上述三个自变量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表2）

（二）回归分析结果。根据表2回归结果，通过检验的自变量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劳动技能、婚姻状况、家庭支持、养老金和经济状况；未通过检验的自变量是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量。本文实证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如下：

根据回归结果，以60～64岁年龄组的老年人群为参照组，在65～69岁、70～74岁和7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819、-2.014和-4.539，Exp值分别为0.440、0.142和0.0012，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65～69岁年龄组的老年人再就业的概率低于参照组老年人群，为参照组的44.0%；70～74岁年龄组的老年人的再就业概率更低于参照组老年人群，为参照组的14.2%；75岁及以上年龄段老年人群的再就业概率与参照组老年人群相比最低，仅是参照组的0.12%。根据老年人特征及影响其再就业倾向的总体分析发现，年龄越高，老年人再就业倾向越低，表明年龄自变量对老年人再就业倾向的负向影响较为明显。

老年人的家庭和经济状况是否影响其再就业意愿，分析如下：

1、家庭支持。这一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此变量组以不支持为参照组，家庭支持的回归系数为2.801，Exp值为16.231，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得到家庭支持的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是未得到支持的16.231倍，该自变量对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子女数量。这一自变量检验未通过，在Cross列联表里，该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没有表现出规律性，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有2个子女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较高，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较低。子女数量多少对老年人的就业选择影响不显著。

3、养老金领取。这一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此变量组以未领取为参考组，回归系数为-3.460，Exp为-0.045，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长者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份选择再就业的可能性低于在没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老年人的年份，为4.5%。该自变量对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意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4、经济状况。这一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此变量组以较差为参照组。一般和良好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903和-2.031，Exp值分别为0.186和0.264，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般和良好经济水平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可能性更小，分别为对照组的18.6%和26.4%。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越低。

四、结论

（一）老年人年龄与再就业意愿具有相关性。在青年人才市场中，“年轻”和“经验”都是较为重要的企业和社会选用参考点，当然在老年劳动力市场中也同样有一定的适用性，年轻老人相对于高龄老人具有优势。刚进入退休阶段的年轻老年人较新进职场的青年人经验充足、技能熟练，不仅可以为青年一代传授经验，还可以直接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效益；年轻老人相较于高龄老人，身体状况较好，环境适应能力高，能够很快适应工作，用人单位更愿意聘用他们。在个人主观意识方面，高龄老年人更愿意回归家庭，安度晚年。

（二）家庭支持是老年人重要的感情支撑，是家庭层面的重要一环，良好的家庭氛围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养老思维方式和选择。在社会环境下，家庭较支持，老年人更倾向于再就业。

（三）子女数量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呈负相关。其原因在于：一是健在子女越多，老年人得到的陪伴越多，老年人精神世界更丰富，受寻求精神寄托、增加社交关系的驱动而再就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二是子女数量多，老年人需要帮助照顾的孙辈数量相应增加，家庭事务活动占据了老年人的时间，导致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就业。

（四）是否有养老金归根结底为是否有固定收入，年轻时每天有工资固定收入，退休后不仅无养老金领取，还需消费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这种心理和现实的变化，想要减轻生活负担和入不敷出现实，使未领取养老金的人的再就业意愿高于领取养老金的人。

（五）经济状况对于老年人再就业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把以前的积蓄花出去来度过晚年，而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则更有可能选择增加收入。同时，老年人还面临着大量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支出，老年人有着担心增添子女负担的忧虑，再就业无疑是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的老年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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