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本文对2016～2020年五年间全国31个省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相较于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而言更高；就地区间的差异而言，西南和西北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更高；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财政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学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最高。

关键词：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外部性；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21日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全国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15.5%，劳动力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3.5%。但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已经成为一国经济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推进，教育的外部性日益受到学界关注。首先，在促进健康方面，胡安宁（2014）基于CGSS2010的全国数据证明了教育对于城乡居民的健康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回报。其次，在减贫方面，和立道、王英杰等人（2018）基于我国贫困地区1996～2015年的数据，发现在劳动技能培训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减贫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刘大伟（2020）同样发现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有关教育在代际流动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平方面的研究则更是浩如烟海，周波、苏佳（2012）研究发现基层教育投入的增加能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从而促进了机会公平的实现；杨娟、赖德胜等（2015）建立了四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模拟各种教育经费投入模式，结果表明提高对中小学教育的财政支出对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公平均有促进作用；罗楚亮、刘晓霞（2018）指出公共教育支出的扩张使得代际教育水平呈现向上流动的趋势。概言之，教育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

然而，部分学者对于教育的外部性回报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学界一般认为教育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Aschauer（1989）基于美国30多年间的数据计算了各类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教育公共支出和经济部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并且教育投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降低了国民生产水平。当然，该研究距今已经较为久远，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汪德华、邹杰等人（2019）也发现，中国的“扶教育之贫”政策虽然能够有效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但要实现教育帮扶“增收”的根本目标还需要多措并举。而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教育对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基于有关数据和计量模型，对于教育在健康、减贫、缓解不平等、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虽然存在一定分歧，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教育都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即由人力资本外溢带来的社会生产率提高、税收增加、社会凝聚力增强、社会治安状况改善等。此外，不少研究证明，优质教育资源对于吸引流动人口定居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16～2020年五年间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探究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就不同地区与不同教育层级财政投入的作用效果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为公共教育事业财政投入结构和规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Lucas等建立的内生增长理论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体系内部的内生变量，认为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促使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教育无疑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假设我国的经济增长符合Cobb-Douglas函数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将教育财政投入规模纳入模型自变量，得到经济总产出与资本、劳动力、教育财政投入之间的模型如下：

Y＝AKαLβFγμ

其中，Y、A、K、L、F分别表示总产出、技术水平、资本、劳动力、教育财政投入，α、β、γ为对应的弹性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考虑到数据的异方差性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同时为了使数据的波动具有齐次性，将上述模型线性化，最终模型如下：

lnYt+1=lnA+αlnKt+βlnLt+γlnFt+ηlncontrolt+εt

（二）变量选取。以各地区生产总值代替总产出Y，考虑到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而选取滞后一期的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假定技术水平A在短期之内保持不变。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单豪杰2008年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的估计方法，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出五年间各省的资本存量K。采用各省年末就业人数描述L；采用各省教育经费合计描述F；并引入城镇化水平Urban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前者以各省年末城镇化率计，后者以各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计。各变量的选取情况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表1）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取。采用Stata16.0软件对2016～2020年五年间各省（自治区、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要选择面板数据模型，对数据分别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总体回归。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Model（Ⅰ）为只引入自变量教育财政投入进行的基准回归，在Model（Ⅱ）（Ⅲ）（Ⅳ）（Ⅴ）中依次引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得到总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对于主要的解释变量教育财政投入，在每个模型当中，教育财政投入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各模型之间教育财政投入的弹性系数大致相同，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相较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等经典理论模型中选取的经济增长要素而言，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弹性系数更高，所带来的边际贡献更高，这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将财政资金投入教育事业更能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与发达国家的数据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我国仍需不断优化教育财政投入的结构和方式，提高教育成果的转化率和人才的外溢效应，进一步挖掘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潜力。

在控制变量当中，资本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推动程度相较于教育财政投入而言较小；劳动力、城镇化和对外开放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异质性分析

1、不同地区财政投入的异质性分析。不同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教育成果的外溢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教育财政投入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把全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北方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六个区域，对各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

六大地区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西南和西北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而东部和中部地区教育财政投入带来的边际增长率较小。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在地区之间有所差别，在西部教育条件较差的地区进行教育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会高于东部教育条件较优的地区。

2、不同教育层级财政投入的异质性分析。本部分探究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总体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将原始数据中的全国各省份教育财政投入分别替换为对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并引入各控制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

各层级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随着教育层级由低到高，财政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对中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最高，而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没能对经济增长实现最高的贡献率，这似乎与经验相悖。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9年，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依然存在很大缺口，普及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对经济增长会有重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依然在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升级过程中，依然存在大量较低端的工作岗位，众多高等教育毕业生无法在更优质的就业岗位中发挥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的生产转化率大大降低，这一定程度上制约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基于2016～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教育投入所产生的区域性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教育财政投入促进了地方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区域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就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明显高于中部或东部地区，如果将教育投入视作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由于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倾向，那么在同等投入水平下，当下教育水平更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显然持有更高的边际增长率。就教育层级而言，中学教育的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明显高于高等教育投入。

基于此，本文针对性地给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运用财政手段多方面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增强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推动了资本总量的直接增长；另一方面有助于科技、创新为新时代经济发展赋权赋能。从长期来看，高教育投入的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是具有相当外部性及正向的外溢效应的发展模式。第二，拓宽教育投入的筹资渠道。当下我国教育投入仍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手段为主要筹资渠道。教育作为具有一定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如果个人、企业等民间力量能够介入教育投入中，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三，改革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对教育水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保持适度的资源倾斜，同时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最大化教育投入的产出效应。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和立道，王英杰，路春城.人力资本公共投资视角下的农村减贫与返贫预防［J］.财政研究，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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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德华，邹杰，毛中根.“扶教育之贫”的增智和增收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评估［J］.经济研究，2019.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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