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人们的精神文化是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物质精神财富，人类文明是蜿蜒曲折向前发展的。浙商精神作为支撑地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精神之力量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追根溯源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变革、事功主义的发展、浙学思潮的形成息息相关。本文从浙江文化的起源发展出发，着重探讨黄震（1213～1281）这个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作为浙学的主要传承者，在继承理学的主张上提出“道即日用常行之理”“用心于外”的价值观落实到个体“言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转化，最终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其思想所蕴含的伦理和现实价值对浙商精神的弘扬传承和创新都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黄震；经世；浙商精神；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0月14日

浙江文化悠久且绵长。吴越之地自商末周初起，吴、越两国即现如今的江、浙两地便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诸侯。浙江拥有“鱼米之乡” “丝绸之府”的美誉之外，更是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期的建德人就已经开始在江浙地区的密林中打渔、狩猎。浙江历代人才辈出，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浙江文化，随着浙江文化的发展同样也抽离出浙江商人骨子里所继承的浙商精神。浙商精神是支持浙江商人不懈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力量，而我们在研究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同时就不得不提到黄震这个极具魅力的人物和他所创立的东发学派。黄震生于南宋嘉定六年，是四明地区的大儒，他学宗朱熹，兼综叶适“功利之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其经世主张与浙商精神的渊源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黄震与浙江

浙江自古以来就人才辈出。由于浙江省独特的地理环境，商贸文明历史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的民间基础。在传统农耕经济社会，商人居“四民”最末位，浙江商人的社会地位于大多数省市商人地位而言已经有了些许不同。浙江商业活动的历史脉络有清晰的传承路径和追溯之源。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南宋迁都临安，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经济富庶。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成为经济中坚，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为推动各地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而从浙江商人思想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背后抽丝剥茧而出的浙江精神，随着时代更新交替是浙江文化积淀的翘楚和文化瑰宝。

黄震思想与其创立的东发学派，不仅在其学术观点上与浙商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其经世思想针对当时的南宋社会状况所提出，对当时乃至后世经世思想的影响有重要作用。浙江思想学派有自己的渊源，黄震是南宋末年朱熹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对南宋后期四明地区朱子学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黄震对程朱学说也不像有些学者一味盲目跟从，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浙商精神追根溯源与浙东地区思想们不可分割。那么，浙商精神到底具备了哪些独特的精神呢？其与黄震的经世思想又有哪些联系呢？

二、浙商精神

（一）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黄震主张不畏艰难险阻、脚踏实地的务实求实精神。

黄震的经世思想首先以“事万变而齐，而理无不在” “理虽历万世而无变” “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之间者，皆理也”的世界观为基础。黄震之所以将“理”称为“道”，是为了突出“理”与日用常行之间的关系，理是具有具体的落脚点并不是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理也不是逻辑先在的形而上。从道在天地人事之中，道离不开日用人伦的逻辑出发将日用与人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熹认为事物本身所蕴含的规律原理在事物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就强调“理在事先”，理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存在于万物之上，脱离人事而独立存在，把“道”抽象化，使“道”称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黄震提出“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黄震反复强调“道”在人事中，他反对人们脱离形而下的“人道”去追形而上的“天道”。黄震强调重视“人道”，超出天地日用人伦之外探求“道”，则会陷入老子的虚无之“道”，而如何体悟“道”，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日用常行中的实践来体悟“道”，所以黄震特别重视躬行的作用并贯穿于为官生涯中，黄震“道即日用常行之理”的思想是其经世思想的理论基石。

黄震重视躬行实践的优秀品质，随着时代的发展，浙商将这种优秀品质充分体现在了其经商的过程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提倡的精神，面对今日变化莫测的局面，未知的风险就是更加复杂而严峻的挑战。浙商在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始终秉持着勤劳耐劳、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浙商正是凭借这股不怕吃苦的精神，使民营经济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浙商现在所打拼出来的辉煌成就，依靠的就是披荆斩棘的冲劲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从地摊小贩到杰出企业家，到发展成现代化跨国企业，浙商群体在日常践行中升华出不畏艰难险阻、脚踏实地的精神，这将激励我们在创业守业的路上继续前行。在这一观点上，除了黄震之外，先秦的思想家们、理学心学、事功学派，清代至民初颜元、黄宗羲、王夫之、章太炎等思想家，他们的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的。这些学者讲求躬行，重视实践的作用，务实求实、讲求实效是浙商精神一脉传承的。

（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黄震主张积极向外探求、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隋唐时期，佛、道二教盛行于世并不断挑战儒家权威，儒学思想不断受到冲击。黄震不仅视佛教为异端，并且十分排斥禅学，“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黄震肯定朱熹批判异端，能够维护夫子学说，“使道学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复明，此其有功天下万世，较之施于用世者，拨乱反正，足喻劳烈之万分一哉”。黄震实际上肯定朱熹批判异端用心于内的思想，否认“心无内外”的说法。在黄震看来，心的主要功能是认知，心外有物，事物处在人心之外，如果我们想要认知事物，就必须向外探求才能获得事物之理。由此，黄震进一步批判朱熹提出的“十六字心传”，“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陷盖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矣……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黄震反对朱熹的观点，他提出：“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黄震主张“心”的修养需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尤其批判佛、道二教，认为佛、道的静坐修养方法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斋心服形之老庄，一涨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始瞑目株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黄震认为心有所主，静坐的方法是让心有所控制、束缚，这种控制心之思想以达到排忧解难目的的方式只会适得其反，越治心紧固之则心愈乱，静坐治心则是用心于内，反而使自己陷入虚无之中，只有积极地向外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才能真的找到问题的本质和解决之方。

黄震认为应该“用心于外”避免陷入空虚的境界，他的这种积极向外探求的认识方法，为浙商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浙东地区浙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浙商精神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震“用心于外”的思想先进之处被吸收进浙商精神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新用它清晰的度量，划开了领跑者与追随者的距离，浙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正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淀，创新者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只有在新的行业依托创新占得一席之地，那么也许能够在市场竞争的激烈环境中脱颖而出，百年前的浙商就是敢于挑战陌生领域，于艰难困苦中白手起家，正是因为积极灵活运用创新这个制胜因素。我们所看到的浙商运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壮大发展的背后的真正动力乃是浙商精神。浙江精神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黄震的“用心于外”积极向外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教会我们学会创新、运用创新、发展创新，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抓住历史发展的大机遇。

（三）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黄震主张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

黄震认为“言之非艰，行之惟艰”，通过躬行实践来提升道德修养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黄震本人学承朱熹，然而当时许多儒者对朱熹的思想理解产生偏颇，黄震对当时学者脱离实际空谈义理提出批判，他强调“躬行”以报国，希望通过切实的“躬行”扫除理学家脱离实践的流弊，只有纠正陷入虚空的弊端才能够使学问真正发挥其价值。黄震大力推崇“躬行”是为了挽救大厦将倾的南宋，黄震认为“言在前而行随之，则言须实；行在前而言随之，则行须实。言行相顾，皆不可虚饰也。”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一直强调行动比言语更重要，鼓励学者要“敏于行”，儒家教人的宗旨是落到实处，而南宋末的儒者们并没有以朱熹的训诂来求学，所以黄震提出“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在知行的关系上，二程主张“知先行后”，而朱熹强调行的重要性。朱熹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熹虽然认为知先，但从二者谁更重要的角度看，朱熹则认为“行”更重要。黄震对“知”和“行”关系的看法，继承了程朱的思想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淡化了程朱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更注重于“行”的重要性。当时的南宋社会已经弊端重重，社会矛盾尖锐，国事不可为，内忧外患，黄震一生致力于挽救即将走向灭亡的南宋，以实行为根本。

黄震对国家命运极其担忧，将切实的行动放在为国为民上。其思想及实践至今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和价值。自改革开放以后，浙商飞速崛起，将义行天下的浙商精神发挥到了实处，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他们与众多的挑货郎一样从最开始的买卖小商品做起，逐渐过渡到能够自己开办服装厂和公司。改革开放初期，浙商商业版图不断扩张，在全国十几个一线城市建立了大型市场，形成一个经济交流中心，不仅涉及房地产、投资、综合超市等，也将各地经济与浙商，与浙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与世界各地经济交流过程中，浙商始终不忘记自己是浙江人，吸引更多国外企业来浙江投资，促进家乡经济发展。浙商们从改革开放初期买卖小商品起家，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为家乡的发展增光添彩。

（四）义利并举的思想境界。黄震主张义利并举、义行天下的思想境界。

黄震在义利关系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借用朱熹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义利观：“《集注》惟载程氏之言，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姑皆罕言。’愚按：自孟于不言利，世以利为不美字。而此章‘以利为不美字。而此章以利与命、仁并言，故世疑之。惟《或问》中晦庵言：‘利者，义之和，全于义则利自至；若多言利，则人不知义，而反害于利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忧深虑远，又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注》，可免世俗分轻重美恶之疑。”黄震引用朱熹的话表达自己的义利观，认为利不是一个不美好的词汇，它和仁、义、德没有美恶好坏褒贬轻重之分；义和利并不是只有对立的关系，义和利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要找到其中的度，真正的利是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对大家都有利才是真正的利益；利与义都不能偏颇，如果多说利人们就会不知道什么是义，这样反而对利有害，有了义，利反而会追随义而来。由此可以得出，黄震在对待义利问题上与朱熹和二程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朱熹往往把利和欲相等同，将利视为满足人的私欲，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而黄震认为利是和欲不同，应区别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黄震的义利观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程朱理学对义利观认识的缺陷，在当时世人皆以利为不美，在这种大环境下，黄震所提出的观点即具有很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黄震所提出的义利并举的思想，在千百年后的浙江精神中得到传承与践行。世人大多认为浙江人天生聪颖。然而，浙江人并不是各个都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从草根阶级成长壮大起来的浙江人大多初级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改变自身穷苦条件。浙江人敢闯敢拼不怕吃苦受累，浙商不但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且会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主动反哺社会，乐善好施是浙商的传统美德。浙江商会及企业用于捐资捐物，设立公益基金，还有许多不留名的热心公益事业捐助。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有些人并不是医护人员却也全力抗疫，浙商们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积极为医护人员筹集所需物资、捐款捐物。倾其所有纾解疫情的浙商，早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自筹资金为国家购置了很多防护用品，在疫情期间，这样的事不胜枚举。黄震义利并举的思想实践是浙江商人经历千百年后都不会遗忘的精神本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兼收并蓄，到现代即是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三、结语

黄震及其所创立的东发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体现出了浙江商人所固有的精神，从古贯穿至今。浙江的学术思想有自己的体系，宋代以后浙江学术与北方文化交融贯通，黄震在南宋这个各学派交融汇聚的学术史中其学术思想受理学、永嘉学、永康学的影响等，在继承理学的基础上有所修正。南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集中频发，黄震一生经历了南宋王朝衰败到灭亡的过程，这决定了黄震的学术思想整体呈现出经世致用的特点。

黄震经世思想和浙商精神除了上述所涉及到之外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浙商精神是浙江经济能够快递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务实、开拓、创新、报效国家等精神一直激烈着浙商人开拓前行。浙商精神在传承中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创业守业路上宝贵的财富，仍然值得继承和弘扬。但时至今日，浙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免出现瓶颈，许多管理模式相对落后，在人才选拔招聘机制日益成熟的今天，这种亲缘关系组成的管理模式成为阻碍浙商转型的障碍。另外，许多企业缺失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员工收入和劳动明显不成正比，许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保持的福利待遇并没有达到，一味想着壮大发展企业。再者，浙商多民营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特点是遇到良好的发展环境就迅速生长，但一遇到困难就会出现发展障碍。如何实现浙商科学、和谐、创新，以求能够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值得深思。

新阶段，浙商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帮，应该积极提高自身精神之境界，在浙商精神的指引下，去积极探索新的领域，使浙商精神传遍中华大地，走出中国大门。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通过分析黄震的经世思想，为浙商精神提供新的动力，并将其思想的精华进行积极的转化，成为我们日常践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思想基础，让浙商精神发扬光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力量，与时代共同进步，开创新的征程，让浙江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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