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当前本土管理研究仍面临理论基础、科学范式、方法论等方面的挑战。为此，本文从情境化的概念入手，研究中国情境下西方理论适用性问题和中国情境下东方理论构建问题，并提出未来本土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建议学者应当从理论情境视角和实践情境视角共同发力为本土化研究做出贡献。

关键词：情景；本土管理研究；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29日

近年来，中国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2010年，《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在管理学报刊登后更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然而，学术界对于本土研究的定义、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关于中国管理本土化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学者郭重庆更是直言中国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存在“两张皮” “自说自话”等弊端，且管理研究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实践，强烈呼吁将管理学中国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基本处于学习、借鉴、模仿和吸收西方管理科学的阶段，同时研究框架在这一阶段也基本搭建完成。这些理论在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中的确帮助我国企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的飞跃发展。然而，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逐渐发觉西方的管理理论在新的环境下似乎突然失效，同时还感觉企业的经济发展找不到新的着力点。面对这样的问题，学者们开始从两条路径研究中国管理学的演进过程，分别是中国管理的理论和中国的管理理论。其中，前者是侧重于其他情境下的理论在我国情境下的运用和发展，其研究目的是发展普遍性的理论；后者则聚焦于本土现象，开发适用于我国情景的研究结论，研究目的是理解中国管理者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上述两条路径都是基于情景化视角探讨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比较管理的分析范式来探究管理理论的情景化和情景化的管理理论。

一、本土研究的情境与理论

学术界关于管理本土化的诸多争论，究其原因是学者们对本土情境的认识不足或认识偏差。情境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原意为“编制在一起”或“做一个连接”。情境不仅仅是外部环境，而是多层次的，它存在于个体、组织和国家层面。对于个体而言，他们理解世界的偏好、判断和决策的方式，以及思考方式和过程都是情境；对于组织而言，情境包括产业特征、区域特征以及在组织内部的领导、规则和管理实践等；宏观层面包括文化、政治、法律体系、技术水平和经济环境等。因此，任何一个组织实际上都是被情境所包围，只有真正地理解组织的情境才能真正理解组织行为进而理解管理理论。

关于情境与理论的关系，卢芳妹等认为，情境是理论的限定条件，是理论合法性的保证以及是理论构建的素材和框架来源。具体而言，研究者对于本土化管理现象的观察会受到研究设定选择的限制。同时，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得而非其本质如何来构建理论的结果。其实，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价值观的嵌入。也正是这样的文化嵌入（价值观嵌入），才使得情境成为理论的限制条件。比如，在以个体主义和竞争倾向为主导价值观的西方国家，研究学者更可能形成西方市场逻辑的管理理论；而在中国情境下，崇尚集体主义和合作导向的价值观使得学者更多的是强调“和谐管理”。毫无疑问，无论是主流情境还是本土情境，管理现象和认知论都将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素材和框架。例如，在中国的本土研究中，席酉明提出的“和谐管理”，李平提出的“阴阳平衡理论”和苏东水提出的“东方管理理论”等。此外，跨情境研究还有助于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如果研究者将情境A中的理论推广到情境B，那么该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边界得到拓展；如果情境A中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情境B中的管理现象，那么研究者可能会构建新理论来诠释管理现象。总而言之，情境既是理论的起源，更是验证理论的关键。在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深刻理解情境对管理理论发展和培育的重要性，更要深刻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特性。

二、中国情境下的西方理论适用性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更加坚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通过承包责任制等手段使得有能力的企业厂长获取足够的经营权以推动企业改革的进程。不仅如此，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逐步脱离“铁饭碗”的束缚“下海经商”以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国家还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法引进国外优秀的企业进驻中国建厂开业。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使得我国出现近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似乎打破了这稳步发展的节奏，这使得我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深刻反思：为什么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突然失效？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明白西方国家的管理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情境下的经济发展实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经30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挖掘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素材，加工也是基于西方学者的价值理念。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西方国家的理论发展了我国的经济，那么就证明西方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普适性。笔者认为这似乎有些牵强，更似乎有些不合西方科学逻辑的研究范式。任何的经济管理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也有其局限的地方。我国之所以能够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理论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腾飞，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时代和管理理论缺乏的时代。在这样的产品和理论短缺的时代，任何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快速生产的理论都是优质的理论。因此，学者和企业家对西方理论的崇拜是基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真实普适性。同时，笔者还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同样面临着产品短缺的困境，这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境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我国引入西方的技术和设备符合企业发展轨迹历程。

我国借助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我国利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期间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面临着不一样的发展情境逐步显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大批量的企业在利用同样的管理理论却发展出不一样的企业业态，而相当多的企业逐渐消失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我国特有的情境下，西方管理理论能否再次让中国企业看到光明成为管理学者和企业家深刻思考的问题。准确地说，西方管理理论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术”，而是真真实实的“道”。我国企业家在管理实践过程中，一味地吸收其“术”的精华而丢弃“道”的本质。如果说，西方管理理论的情境化研究是研究西方管理技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那么这就是狭隘地将西方管理理论抽象成为“术”而非“道”。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来源于管理实践，其背后的管理哲学更多是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

特别是关于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中国实践者和大部分学者往往抽象为动作管理、时间管理和职能工长制等，却很少有人关注其背后的效率问题和劳资双方的矛盾协调机制。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将动作管理、时间管理和职能工长制等引入我国企业管理中就是中国情境下的西方管理理论适用性问题，那么这会致使企业出现剥削劳动者和拉大社会层级的矛盾。相反，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的出发点是解决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还强调了科学管理原理用来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基于此，中国情境下的西方管理理论适用性问题应该是西方管理哲学的中国情境化而不是西方管理技术的中国情景化。抛开管理技术的哲学根基而枉加谈论中国情景化将会导致管理理论的狭隘主义。

三、中国情境下的东方理论构建问题

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构建问题是众多学者提出的管理本土化的重要问题之一。任何西方的管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都是有局限性的。根植于西方土壤形成的管理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特殊情境下的管理实践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理论的管理哲学与中国情景下的企业实践问题能否融合也是值得深思的。因此，构建东方管理理论成为学者和企业家共同的责任。在构建东方理论过程中，企业家提供鲜活多样的中国企业实践案例，学者深入企业调研挖掘中国管理的素材加工整理和抽象整合成为中国的管理理论。

中国情境下的东方理论构建是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而提出的中国理论。学者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构建不是验证或证伪西方理论或模型，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翻版，而是将现有知识或理论对本土现象的深刻思考寻找其独特之处。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任何范式的本土研究只要能够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中的现实问题，都有利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遗憾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内学者都只是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管理理论进行验证、修订和完善。虽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对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却不能深入解释本土独特现象或提出新的解释。我们需要用中国本土理念构建本土理论来解释本土现象的研究。尽管这类研究暂时只适用于中国情境，难以融入国际领域甚至无法融入，但只有走这条路线才可能形成中国管理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研究，学者必须根基于中国的理论情境和实践情境。中国的理论情境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无论是文化还是习俗都是区别于西方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共同交织在一起成为千百年来我国较为主流的文化，而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尤其是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文化发生多次变化，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情境。而在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包容文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吸纳接受多种文化来促进发展，但这种吸纳接受的过程会存在着争论和适应问题。当前中国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吸纳和接受正是处于争论和适应阶段。在实践情境中，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实现西方国家的上百年的发展，这无疑是最大的经济发展特色。这种经济发展并不是全方位的并进，而是存在快慢缓急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造成诸多的发展问题，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行业的发展都是相对较为缓慢，这就为管理学者挖掘素材和整合理论提供大量的时间，同时也为理论的检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迅速使得学者来不及挖掘和深刻思考，尤其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速度更是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者的能力是否可以跟得上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东方理论构建的重要问题。

无论是理论情境还是实践情境，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企业的各种形态也是应有尽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不同行业的企业更是俱全。在这样的情景下，如果一味地套用西方理论似乎不能解决中国特有的实践问题。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附属品，只有通过利用中国的理论情境和实践情境才能解决。学者已经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境构建出一些中国的理论，如陈春花提出的“水样管理”、苏东水提出的“东方管理理论”、席酉明提出的“和谐管理”。这些管理模型都是基于中国实际提出的管理新模式，更是对于世界管理模式创新提供新材料。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创新不能脱离西方的经典理论，而是要深刻挖掘经典理论的内核为新理论的创建提供养分。

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未来方向

未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向应是克服现有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最终建立中国管理学派，成为全球管理主要学派之一。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过程中，学者应该从理论情境视角和实践情境视角两个维度来深刻思考中国管理实践问题。在管理哲学方面，学者可以借助中国智慧哲学来构建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具体而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以中国先秦哲学为基础和内容，将之现代化复兴及启蒙，结合中国古代及现代本土管理实践，并与西方哲学及管理理论对话，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这种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可应用于有关西方现象的研究，并且影响西方未来管理研究的走向。笔者主张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顶天立地”：顶中国传统哲学之天，立中国管理实践之地。同时，在传统文化应用过程中，学者们还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实践的不匹配问题如何解决；第二，中国传统哲学与管理哲学基础的匹配问题如何解决；第三，传统文化解读和理论模型构建的匹配问题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将是学者从理论情境出发要解答的，只有解答清楚这三个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好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问题。

在实践情境视角下来考虑中国本土化管理的问题，学者可以通过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情况来深刻思考中国管理的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存在诸多的特殊性，如何挖掘这些特殊的素材并将之概念化进而模型化是基于中国实践情境视角下学者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学者还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特殊情境和西方经典理论的不匹配问题如何解决；第二，情景化研究与方法论的不匹配问题如何解决；第三，“情景化”与“本土化”的不匹配问题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解答将成为管理学者抽象管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答，那么中国管理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可能会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无论是理论情境视角和实践情境视角，我们都不能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抛弃不顾，而应该将其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重视从本土实践中提炼一般管理理论，而非单纯关注管理理论的本土实践化。总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价值一定是强调中国情境特殊性下一般管理理论的提取，兼具特殊性和普适性，注重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及研究结果的普适化，没有比理论更有用的实践，理论提炼能让本土管理研究更加具有普适性意义。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情境，实践本土化的同时追求理论全球化，发展中国情境下一般性和特殊性共存的本土管理理论，进而实现与西方学术界的深度对话和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郭重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跻身管理科学前沿——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虑［J］.管理科学学报，2012.15（12）.

［2］陈春花，宋一晓，曹洲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管理学报，2014.11（03）.

［3］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J］.南大商学评论，2005（04）.

［4］苏敬勤，马欢欢，张帅.本土管理研究的传统文化和情境视角及其发展路径［J］.管理学报，2018.15（02）.

［5］李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J］.管理学报，2013.10（09）.

［6］邱立成，陈瑜.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及其影响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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