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对外经济政策的阶级本质并预测其后果，对我们从新时代的高度认识当前美国推行的单边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原理和方法论意义。本文在概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一文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基础上，分析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质，并对我国如何应对“贸易战”提出建议。

关键词：自由贸易；保护关税；贸易战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一般项目（编号：SM202210009006）；北京市教委基本科研业务费（编号：110052972027/134）；北方工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110051360002）；燕京理工学院校级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审计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2020YITSRF205）

中图分类号：F7；A81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9月29日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魁奈和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极力倡导自由贸易，认为全面地融入世界市场才能发展国家经济，闭关锁国将导致国家衰落；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则主张使用关税保护制度积聚力量发展幼稚产业和国家经济。但不论是自由贸易派还是关税保护派，都是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探讨贸易政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透过现象直击这一问题的本质，指出两种经济政策的拥趸者对工人的游说实质上都不过是拉拢和欺骗。在这一论点的论证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自由贸易制度和关税保护制度，不仅对于认识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战”，也对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下美国发动的新一轮对华“贸易战”提供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本文拟在概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一文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分析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质，并对我国如何应对“贸易战”提出建议。

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

自理查德·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创立反谷物法同盟始，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以《谷物法》为中心，就贸易自由和关税保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言论自由的《莱茵报》刊登了一系列相关论战，引起了时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的关注，可以说，关于二者的辩论是促使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一）主要观点

1、揭露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虚伪论调。反谷物法同盟向工人们宣称，谷物税是工人向土地主缴纳的工资税，是工人阶级生活成本高昂的“罪魁祸首”，因而废除谷物法将带来廉价的面包和高额的工资。但工人却发现，谷物法的废除却使他们不得不面对面包的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的局面。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尽管表面上降低了本国工人面对的面包价格，却实质上加剧了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而且这种加剧的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本国工人之间，也体现在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原本在面包价格和工资双高时，工人还可以通过节省购买面包的工资来购买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但在谷物法废除之后，只能获取低工资的工人即使节省购买面包的工资，也无力购买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生活境况反不如前。因此，主张废除谷物法和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与土地主之间的利益较量，以工人境况能够改善为幌子进行的宣讲其实是对工人的拉拢和欺骗。

2、论证工人在自由贸易背景下遭受了经济规律的沉重打击。马克思通过“三个批驳”和“一个立论”，充分地说明了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工人是否以及如何遭受了经济规律的沉重打击，从而进一步推翻了资产阶级及为其代言的经济学家关于自由贸易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现状的论点。

第一，批驳包令博士“自由贸易带来工人消费进一步满足”的论点。马克思指出，考察经济规律时不能仅依靠某一年的数据，需要将时间拉到至少六至七年更长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包令博士列示的短期数据尽管说明了英国在施行自由贸易后牛肉、火腿、脂油、鸡雏成本的下降，却忽略了短期内工资维持不变的条件下大量工人失业的现实。若将该分析周期拉长就不难发现：虽然生活资料成本会随着自由贸易而下降，即用资本换取生活资料看上去更加有利，但在使用资本换取生活资料前，工人不免还需要先使用劳动换取资本，而这一过程却被忽略掉了；如果工人使用同样的劳动换取的资本更大程度上减少了，那么即使使用同样的资本换取的生活资料更多，也将导致工人的处境变差。

第二，批驳自由贸易派“价格低廉→消费增加→生产增加→工人需求增加→工资提高”的逻辑链条。马克思认为，上述结论在资本停滞不前的前提下根本无从谈起，但即使建立在资本将增加对劳动的需求的基础上也不能成立，原因在于，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带来生产的进一步集中和机器的更广泛使用，不再需要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很多“专业”技能甚至不再具备专业性），这一方面使得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也迫使一些小企业主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队伍和加剧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

第三，批驳包令博士“手工职工被机器击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例”。马克思认为，包令博士的上述观点只是对仅存一息的手工职工的一剂麻醉针，事实上，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是普遍的、不可逆的、发展中的趋势。在机器取代手工生产的大势面前，手工劳动是无谓低级还是高级、专业程度弱还是专业程度强，都将逐渐消亡。

第四，论证“工人被资产阶级视为与机器一样的存在，自由贸易会依循经济规律给工人带来沉重打击”。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派之所以愿意将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影响作为待研究的问题，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眼中，工人与机器等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利用其进行工业生产需要支付相应的要素费用（即工资），竞争使得劳动力要素费用回归到维持其生存和延续下一代所必需的最低工资水平。尽管工人的所得有时高于最低工资，但这也仅是补偿了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甚至失业时的水平，其所得的规模总额在一定的经济周期内一定是等于最低工资的。此外，更廉价的生活资料随着工业的发展也会层出不穷，因此最低工资水平也将持续下降。资产阶级及为其代言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以这一基本经济规律为基础的，如果延续这一逻辑体系进一步分析，那么“自由贸易会给工人带来沉重打击”的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3、指出自由贸易制度相比保护关税制度的进步性。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积聚国内力量对抗封建制度、建立国内大工业的手段，它与自由贸易制度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但保护关税制度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前奏和序曲，相比自由贸易制度而言更加保守、落后——自由贸易制度能够通过推进生产全球化促成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应当支持自由贸易制度这一“次优”制度。

（二）理论贡献。无论是保护关税的拥趸者还是自由贸易的拥趸者，都是从如何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来分析究竟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马克思则从两种政策的辩论中探求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从上述主要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中，可以提炼出如下层层递进的理论贡献。

第一，马克思从一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预言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间阶层必然灭亡的过程。无论是自由贸易制度还是保护关税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保护本国大工业（特别是机器工业）的手段，小工业、小商业作为中间阶级，都将在大资产阶级掌握话语权的制度幌子下灰飞烟灭，沦落为新的被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

第二，马克思从国家内部手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角度，阐述了无论是保护关税、自由贸易还是基于上述两者的混合制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推翻封建制度后，最大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这一过程除了客观上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之外，谈及任何工人阶级的境况改善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三，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由贸易制度加快驱动社会革命、加速阶级解放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资本增长得越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就相对缩减得越厉害，“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 ，“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分析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所主张的关税保护制度，表面上分别是维护彼时最发达的工业国英国和竞争力较为逊色的后起之秀德国国家利益的经济政策，实质上则是阶级利益的体现。

换句话说，之所以资本主义内部会发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同阶段，且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团体，经济政策无非是主流利益团体的意识体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行西方政治体制下，政治家掌握国家权力的第一步是获得选举的胜利。但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影响选举结果，且这一影响的大小取决于集团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和对选举的动员能力。例如，普通消费者能从廉价的进口产品中获益，因此通常支持自由贸易，但这一群体组织比较零散，缺乏对政治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这些选票往往被忽略；工人（特别是中低技能的劳工）生产的产品会受到进口产品的竞争威胁，要更大程度上参与与其他国家工人的竞争，因此往往反对自由贸易，这一群体有一定组织能力，受到的冲击较强，参与选举的动力也较强；企业是否支持自由贸易则取决于其所在行业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往往支持自由贸易，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企业则不然，这一群体组织参与选举的动力和能力最强。特朗普政府对某些特定产业和产品的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打着保护就业、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的名义，但实际上代表着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的逻辑。

（二）当今全球产业的网络化宣告贸易自由是大势所趋。马克思认为，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需要不断扩张其海外市场，因此宣扬自由贸易理论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政策，是因为德国的工业竞争力较弱，自由贸易将导致大量工业品冲击损害德国自身工业的发展，因此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以扶植本国幼稚产业发展。上述现象表明，从国家和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的角度来说，采取不同的贸易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是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今天并不是靠关税保护来的。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来看，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的证据显示关税保护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相反，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往往处于关税下调期或低关税期。特朗普政府关注的制造业萎缩和贸易逆差问题，本质上也并非低关税造成的，而是其将制造业大量转移海外，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再返销国内导致的。即便从特定制造业行业层面来看，关税保护政策发挥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例如，关税保护政策一度使美国纺织业溃不成军，尽管关税壁垒设置的初衷是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但短暂繁荣后，纺织业迅速走向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升高的衰败命运。

即使贸易保护主义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和特征已经发生变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向性、嵌入式的网络化链条。不同于过去自由贸易只是“资本的自由”，今天的自由贸易会带来资本和利润的多向流动——既能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又能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越发突出的趋势是，资本、利润以及全球产业都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链条，即资本链、利润链、价值链、产业链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嵌入式的全球化链。在各国经济依存度如此之高的环境下，美国所设定的单边贸易壁垒政策不能展所长避所短，从长远看，于人于己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引发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其次，尽管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强国，但仍存在短板，贸易保护主义看似保护了弱势产业，事实上也阻断了其国内短板产业良性发展的可能，正如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说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再次，单边贸易壁垒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原则，对全球经济复苏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链的布局是面向世界的，“360度无死角”的强者是不存在的，如果强行切断产业链条，将自身隔绝于全球产业链条之外，必然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都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对上述结论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美国一度主导了光伏电池和组件制造，21世纪初其出货量占据全球太阳能组件的出货量高达1/4。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光伏制造业迅速崛起，后来居上，改变了全球光伏产业的供应格局，直接导致了美国发动的延续七年的光伏贸易战。然而，美国发动的长期的光伏贸易战带来的结果却与其预想的结果大相径庭。首先，关税导致商品的供给短缺、购买价格攀升，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其次，“光伏双反”不仅没有能够保护美国光伏制造，中国的“反关税”举措使得其多晶硅产业遭受重创，其光伏组件制造成本远高于其他国家，供给也远未能满足本土需求，而中国在七年时间里“苦练内功”，多晶硅制造已达到全球领先的水平；再次，美国发动的光伏贸易战使得其国际信誉扫地，WTO多次支持中国上诉，并要求美国纠正其违规行为。

三、应对之策

马克思指出，认识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贸易政策背后复杂的、变化着的阶级利益本质。在全球产业的网络化的大趋势下，自由贸易已经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美国采取的单边贸易政策无异于倒行逆施，面对美国不断挑起和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加以应对：

（一）将贸易战视为机会，苦练内功。目前，全球产业链的格局分布大致如下：北美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中国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基地。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加征关税会导致一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无疑会在短期内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也将促使中国加快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调整。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将进一步从东南亚、非洲采购商品，且就国内而言，始于最早开放的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也将逐渐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供应链体系的构建将促进中国产业链实现由低端向高端推进，加速产业规划与整合。

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求政府在市场环境优化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方面予以支持。首先，加大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企业和产业“脱虚向实”。近十年以来，产能过剩和货币膨胀导致实体经济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回报率，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造成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在当前实体经济回报率仍较低的现状面前，作为推动经济“脱虚向实”主力军的政府需要从税收、财政返还、遏制金融乱象等方面有所作为，引导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经济整体回复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其次，建设完善的鼓励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创新“有洪荒之力”而“无后顾之忧”。一方面政府应从增加创新投入、鼓励产学研合作等角度促使企业有能力、有动力推动创新；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构建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使得企业创新成果的产权完整化。

（二）继续推动自由贸易以换取技术，获取产业升级换代。当前，中国企业还缺乏足够的自主创新能力，单纯依靠自身来获得技术竞争优势非常困难。核心技术的研发虽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闭门造车必然是低效的。因此，发展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势在必行。即使暂时没有竞争优势，仍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外方组织、人员，不回避国际竞争，支持开展技术贸易，参与国际合作，从而获取相应技术，助力内部产业升级。

（作者单位：1.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燕京理工学院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瑾.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02（03）.

［2］方晋.特朗普式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及中国的对策［EB/OL］.https：//www.yicai.com，2018-03-23.

［3］刘植荣.美国的今天是关税保护出来的吗？［EB/OL］.http：//www.sohu.com，2019-07-01.

［4］胡健.英美崛起最初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有何启示？［EB/OL］.201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