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医疗物资供给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保障。本文以空间正义为视角，以南充市嘉陵区城乡医用口罩供给为案例，对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行为展开探讨。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医疗物资；城乡供给；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R19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2月22日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初，一场席卷全国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行动迅速铺展，军队、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周围，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针对疫情制定政策，以期将人民群众损失降到最低。但囿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便捷性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日渐增多，分布区域愈发广泛，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引发了社会群体局部恐慌。

为有效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相继出台各种政策，一方面积极宣传预防新冠肺炎的小常识，要求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视角对社会行为做出引导，如采取延长假期、禁止聚餐等群体性活动措施降低新冠肺炎病患者与普通民众的接触概率，避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普通民众。虽然既有措施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疫情扩散，但我国依然有大量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防控措施应对疫情，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要求取消集市，关闭小型诊所，以此阻断人员往来，而一些村庄更是采用封路、封村行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对村庄入侵，通过巡逻和重要路口布防方式严防外来人员进村，通过“倒逼”式联盟率先对防止疫情扩散做出安排，此举高度彰显社区自治能力，是村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乡村在应对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村民通过自发性地开展活动或者响应政府号召方式与新冠肺炎展开抗击，积累了大量可供推广的成功经验，型塑了一道道亮丽的基层风光。

但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实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抗击疫情的回应，更为以后应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事件提供了保障。基于此，本文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以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用口罩供给为案例，深入剖析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的空间非正义现实表征，对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诱因展开探讨，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二、非均衡供给：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表征

本文以南充市嘉陵区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用口罩供给的空间分布情况作为案例，展示城乡抗击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现实表征。因此，首先介绍案例地基本情况，进而在此基础上引介城乡抗击疫情出现的医用口罩供给非均衡现象。

（一）案例地基本情况。本文案例来源于四川省南充市，选择南充市的嘉陵区中心城区和嘉陵区管辖的桃园乡为例，展示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疗物资供给状态。截至2017年底，嘉陵区已是建成中心城区面积达近30平方千米，城市常住人口20余万人的区县，而桃园乡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为1小时15分钟，共辖12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03个自然村，户籍人口数为9，847人，属于人口流动性较大的乡村。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中现象较为常见，而春节后，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多以留守老人、女性和儿童为主。嘉陵区中心城区设立的诊所、药店、医院数以百计，但桃园乡只有在乡政府驻地设有诊所、药店和医院，数量上只有3个，所在乡居民生病买药大多需要到乡政府驻地处的诊所、药店和医院就诊、买药，除非患者缺乏行为能力，这时医生则会到家出诊，但到家出诊的费用略高于普通就诊。

（二）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医用口罩是防控疫情扩散的基本医疗物资，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断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呼吸道传染给他人，是城乡居民抗击疫情的必需品，而医用口罩一般从诊所、药房和医院处购买。以养成佩戴医用口罩习惯抗击疫情的小常识普及之后，市场在医用口罩方面存在着巨大需求，但城乡在医用口罩供给上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

第一，城乡医用口罩的存量存有巨大差异，乡村医用口罩存量不足以支撑乡村应对疫情。当人们对新冠肺炎足够重视时，城乡居民均响应政府号召，纷纷就近购买医用口罩。嘉陵区中心城区的诊所、药房和医院基本上都有医用口罩销售，医用口罩在大量销售几日后才出现中断供给现象，但桃园乡的诊所、药房和医院仅有几十个医用口罩，乡村居民到这些店铺购买医用口罩时，商家多以未有医用口罩销售为由将购买者拒绝，因为医生及其家人、朋友在应对重大疫情时均需要佩戴医用口罩，出于首先满足自身及周边人士利益的考虑，这些店铺不得不以未有医用口罩销售为由拒绝乡村购买者，以致桃园乡绝大部分居民均未购买到医用口罩，何谈在防控疫情中佩戴口罩；相反，生活在嘉陵区中心城区的居民几乎人人佩戴有医用口罩，社区、超市等公共场所也对佩戴医用口罩作出硬性规定，凡是未佩戴医用口罩者，一律不准进出社区、超市。

桃园乡存在少部分人群佩戴医用口罩现象，但是这些医用口罩主要来源于城市，一方面城市居民有亲人生活在乡村，城市居民在购买医用口罩时将这些亲人的需求共同考虑在内，待购买到医用口罩后，乡村亲人则到城市拿取；另一方面一些乡村居民基于安全意识考虑，主动乘车或者开车到市区购买医用口罩后回家使用，故可以说桃园乡除诊所、药房和医院人员使用的医用口罩外，基本都是从城市诊所、药房和医院获得。但迫于防控疫情的严峻性，南充市要求乡村采用封路封村形式阻断人员流动，这也阻断了乡村居民从城市获得医用口罩的机会，在封路封村政策指导下，城乡居民缺乏流动的可能性，桃园乡到中心城区需要跨过五个乡镇，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些关卡，因此乡村居民只能不佩戴医用口罩或者多次使用已佩戴医用口罩出门，以致有的医用口罩使用数十日才被丢弃，这显然不符合医用口罩的使用期限，即便一些居民佩戴医用口罩，这些医用口罩的作用势必也大大缩减，难以发挥防控疫情扩散的作用。

第二，城乡共同出现医用口罩供给不足现象时，城市优先于乡村获得新近生产出的医用口罩。由于医用口罩的存量有限，嘉陵区中心城区的诊所、药店和医院在销售几日医用口罩后，与乡村相同，出现了医用口罩供给断货现象。囿于政府政策指导和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因素影响，一些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提前开工，大规模地生产医用口罩，以满足抗击疫情的需要，这些新近生产出的医用口罩除了被用于医疗前线，保障医疗人员生命安全的同时，也逐渐向市场供应，嘉陵区中心城区的诊所、药店和医院在医用口罩中断供给几日之后，出现了零散地销售医用口罩现象，即一些诊所、药店和医院获得了医用口罩货源，城市居民纷纷有序地排队购买医用口罩，为避免城市居民囤积医用口罩现象，商家采用了定量购买方式对医用口罩进行销售。当嘉陵区中心城区的诊所、药店和医院陆续再次提供医用口罩销售时，全市依然处于封路封村状态，桃园乡相距嘉陵区中心城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桃园乡居民不可能到城区购买医用口罩，而政府层面也未出现将医用口罩运输到乡镇政府驻地，发放给村民行为。

三、“双重”驱动：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诱因

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呈现出空间非正义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段时间后城市的医疗物资供给也出现紧张现象，但乡村从疫情爆发开始到城市出现医疗物资供给不足整个期间内均处于供给紧张状态。由于物资分配非均衡，使得乡村居民在抗击疫情的开始阶段则被边缘化了，造成此景的重要诱因为资本和权力。

（一）资本驱动：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诱因一

首先，资本具有逐利性，希望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从而展开新一轮的逐利行为。在此逻辑下，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现象发生首先具有“先天不足”劣势。因为相较于人口更为聚集的城市空间，乡村虽然在自然空间上更为广阔，但人员分布零散，以致很多服务主要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场域，村民往往需要通过赶集形式获得医疗物资，不像城市更多以社区为单位实现医疗物资供给，绝大多数社区均设立有社区诊所或医院，而且乡村消费能力和诊治能力有限，乡镇诊所、药店及一些较大乡镇设立的医院（卫生院）可提供的医疗物资较为有限，乡镇销售医疗物资在种类上难以与城市相比，更多是满足村民罹患普通病症的需要，如若乡村居民罹患重大疾病，通常会选择到城市就诊，这些因素使得资本在乡村逐利速度上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因此资本在乡村诊所、药店及医院（卫生院）的流动弱于在城市空间相同情景下的流动，商人更愿意将店铺开设在城市，而非乡村，城市的诊所、药店及医院密度超过乡村，这便为城市储备更多医用口罩提供了可能。

其次，医用口罩具有一定的专业属性，在应对特殊情形时才会被使用，正常情况下使用医用口罩的概率较低。虽然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使用医用口罩概率都较低，但相较于乡村居民，城市居民使用医用口罩概率略高。究其原因，城市居民可能使用医用口罩防止流感等常规性疾病，尤其在流感爆发季节，为避免将流感传染给他人或者被他人传染，很多城市居民均具有佩戴医用口罩习惯，而即便大众知道流感爆发季节且流感易传染人的常识，但乡村居民却很少佩戴医用口罩，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此外，除了使用医用口罩对抗流感等专业需要外，医用口罩也被用于其他领域，凡涉及尘土规避、气味阻隔等情形均涉及到医用口罩使用，一些城市居民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使用医用口罩实现阻挡有害气体、气味、飞沫、尘土等进出口鼻，而诊所、药店等商店在城市较为普及，购买医用口罩相较于购买其他医用口罩更为便捷，一些人为了省事便会购买医用口罩。这使得医用口罩在城市的使用概率高于乡村，在城市空间内更有市场，城市空间中绝大部分诊所和药店都会销售医用口罩，而乡村恰好相反，由于缺乏潜在顾客，乡村诊所、药店很少销售医用口罩，即便存在销售医用口罩情形，数量也极为有限，可以说资本在城市医用口罩上的流动更利于实现增值，使得乡村在医用口罩的储量及销量上均无法与城市媲美。

最后，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由于正常情形下城市对医用口罩的需求量高于乡村，城市医用口罩销售商长期与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存在合作关系，是医用口罩生产企业的金主，当医用口罩供不应求，出现稀缺状态时，囿于国家对医用口罩不得随意涨价作出硬性规定的前提，如若擅自提价，一经举报，生产企业将面临严厉的罚款处罚，即在不改变医用口罩价格情形下，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必然会选择将新近生产的医用口罩销售给与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诊所、药店和医院（卫生院）。虽然乡村居民此时也需要医用口罩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用口罩在乡村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不会影响医用口罩生产企业的近期利润，但由于资本的驱动使得乡村诊所、药店以及医院（卫生院）与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在前期未能有紧密联系，拉开了两者的情感距离。此外，在医用口罩数量一定的基础上，给乡村供给医用口罩则意味着城市可供给医用口罩的数量将缩减，城市医用口罩销售商无法获得物品，必然会影响合作关系，而乡村居民对医用口罩的需求具有阶段性特征，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告一段落，医用口罩在乡村的市场空间必将回归原始状态，从长远角度考虑，医用口罩生产企业也会选择优先供应城市空间，进一步巩固商家关系，以致乡村难以获得医用口罩供给。

（二）权力驱动：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的诱因二。福珂认为，空间不再是物体运动的广延性，而是人的具体活动及其关系构成的具体场所，且空间是权力的“容器”，空间的产生及配置均高度体现出“权力”色彩，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中对市民权利的配置，“宣告了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

如果说资本驱动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空间供给非正义现象的发生主要在自然状态下，那么权力驱动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空间供给非正义现象的发生则主要在城乡均处于物资供给不足状态下。当有限的医用口罩在城市出现供给不足状态时，城市与乡村均难以购买到医用口罩，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将新近生产出的医用口罩优先提供给城市则不乏权力因素影响。因为空间的隔离使得城市成为了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相对于城市，乡村则处于这些事物的边缘状态，这也正是空间造就阶层的逻辑。基于公共利益和自身安全考虑，政府则会使用权力将医用口罩优先投放到城市区域，以满足政府工作及市民需要。

此逻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诠释，政府作为统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的主体，工作人员需要长时间坚持在工作一线，而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生命安全是政府部门的行动准则，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内部出现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象，政府将陷入瘫痪状态，则无法保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有序展开，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权力确保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拥有医用口罩，要求医用口罩生产厂商优先供应政府，使得政府工作人员每天均能拥有一个医用口罩；而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具有人口密集、社交广泛、流动性强等特点，是疫情的高发地，也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以致新近生产出的医用口罩更多地停留在了城市空间，难以短期内输送到乡村，供乡村居民使用。

此外，南充市采用的封村封路政策也间接导致了医用口罩难以在乡村实现有效供给，由于封村封路，乡村居民无法通过到嘉陵区中心城区购买医用口罩方式满足自身需要，缩减了乡村居民获得医用口罩的途径，而且政府并未安排工作人员为乡村居民提供医用口罩，原本存量处于不足状态的乡村自然陷入了无医用口罩供给状态。而封村封路政策是政府权力介入的结果，这也为权力影响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供给空间非正义提供了支撑。且城市优先于乡村获得新近生产出医用口罩的发生具有前提条件，即医用口罩处于高度紧缺状态下，不足以满足所用人需要，如果医用口罩的生产速度加快，足以满足城乡所有人需要，则不存在城市优先于乡村情形，政府势必会安排运输队伍，对乡村医用口罩进行有效供给。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城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用口罩供给案例的展示，可以发现城乡在医用口罩供给上均存在巨大缺口，但城市的医用口罩储存量远远高于乡村，绝大部分乡村缺乏医用口罩销售。当新冠肺炎专家宣布医用口罩可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概率时，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医用口罩销售，一些乡村即便有医用口罩，数量也非常有限，除了满足商家自身使用需要外，很少有医用口罩流通到市场，供村民使用，以致乡村中佩戴医用口罩现象较少，形成了医疗物资供给的空间非正义态势。而这种态势的产生受“双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为了实现利润而落户，乡村居民在正常情形下使用医用口罩等物品概率小，商家在此方面的盈利薄弱，以致乡村很少有商家销售医用口罩，造成医用口罩供应在城市更为普遍，而且城市商家与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当城市和乡村均出现医用口罩医疗物资供给不足现象时，在利润相同情形下，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更愿意维系长期合作关系，将医用口罩卖给稳定的销售商；另一方面是权力的逻辑，当城市和乡村均出现医用口罩医疗物资供给不足现象时，存在权力介入导致新进入市场的医用口罩更多流向城市现象，一些城市销售商通过资本的空间掠夺占有更多政治话语权，“使得国家调控具有倾向性，调控政策和手段有所偏重”，出现医用口罩优先用于满足城市居民需要现象。

城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物资供给存有空间非正义现象，既有市场失灵因素影响，又有权力介入因素影响，要对市场失灵和权力介入作出有效回应，则需要国家宏观干预，因为“公共空间的重构更多体现为政府建构性特征，而相关功能的发挥正是通过配置特定的资源体现出来的”，且“治理应是负责的治理和包容的治理，强调非歧视、参与、辅助以及代际公平”。有鉴于此，针对城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的医疗物资供给非均衡问题，国家应当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为责任机构，要求以县域为单位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主要储存医用口罩、酒精、消毒液及防护服等基本医疗物资，根据城乡人口和密切相关医务人员数量等标准判断基本医疗物资储存数，通过周期性更换和不定期巡视方式保障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质量。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是围绕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而作出的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国家可以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保障基本医疗物资供给，避免出现因各种基本医疗物资缺乏而导致应对能力降低现象。基本医疗物资的选择以医用口罩、酒精、消毒液及防护服等易于保管且需求性较为广泛的物品为主，因为这些物品储存价值更大，当遭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这些物品的使用频率高，且储存成本低，政府并不需要为储存这些物资支付更多的费用。整个制度建构建议如下：

第一，需要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为责任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国务院组成部分，为正部级单位。通过阅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可知，该机构主要职责共有13条，其中则包含有“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显然涵盖在此职责范围内，基本医疗物资属于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以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必然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职责所在。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仅仅是中央层面的领导机构，指导地方卫生健康工作，整个制度在制定层面应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但在执行层面则需要省、市、县等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参与，发挥好省、市、县等不同级别卫生健康管理机构作用。因此，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需要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共同作为责任机构，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环节落实机构相关责任。

第二，需要以县域为单元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要求以县域为单元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是储存基本医疗物资的重要步骤，因为基本医疗物资的储存需要一定场所，只有将基本医疗物资放置于固定场所中，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才能实现对基本医疗物资的有序分配、派送，避免出现物资难求现象。要求以县域为单位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也意味着县级卫生健康局是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行动的主要践行者，这些部门需要根据所在县域实际情况确认储存物资数量，继而选择与储存基本医疗物资相匹配的储存库。以县域为单位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的主要原因在于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且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为标准设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究其原因，一方面相较于省、市，县域面积较小，在基本医疗物资统计方面可以更为精确，并且寻找到可以储存庞大基本医疗物资的场域存有困难，以县域为单位则降低了在场域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选择以县作为标准建立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库具有分担风险的可能，将基本医疗物资分散地储存在多个县区，可以避免火灾等事件对基本医疗物资的损毁程度。

第三，需要根据城乡人口和密切相关医务人员数量等标准判断基本医疗物资储存数。储存多少数量的基本医疗物资是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面临的重要问题，主张以城乡人口数量和密切相关医务人员数量为标准对基本医疗物资储存数作出规定，城乡人口数量的统计以户籍人数为标准，密切相关医务人员数量以医院统计为标准，密切相关医务人员主要指与感染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处理传染性疾病科室的相关医生和护士，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确定基本医疗物资配备标准。由于基本医疗物资种类繁多，需要根据每种医疗物资具体情形安排每种医疗物资配备标准，如医用口罩是每个居民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通过呼吸等方式传染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必不可少的物资，则应以个体为单位，对医用口罩的储存标准作出界定，而防护服是医务人员在应对具有很强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需要配备的物资，普通民众不需要防护服，因此像涉及专业人员所需防护服类的物品储存则应以密切相关医务人员数量作为配备标准，保障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员在应对突发性疫情时至少可以获得一定的基本医疗物资保障。而以城乡人口数量为单位确定基本医疗物资储存数，实则打破了城乡空间限制，乡村居民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有效地享受基本医疗物资，改变医疗物资供给非均衡状态，实现医疗物资供给的空间正义。

第四，需要通过周期性更换和不定期巡视方式保障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质量。基本医疗物资的储存是一个周期性问题，因为像医用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基本医疗物资具有一定保质期，在保质期内使用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如若超过保质期限，则不能将这些物资投入到使用中，故需要通过周期性更换方式保障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质量，主要应以基本医疗物资保质期和最佳使用期为基础，在临近最佳使用期前让储存起来的基本医疗物资流入市场，从而储存最新生产的基本医疗物资，以此保证储存起来的基本医疗物资在科学的保质期限内，待国家需要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控制好储存的基本医疗物资流入市场时间也可以避免资源浪费。此外，县域政府机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组织，出于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制度在执行中可能存在偏差，出现执行不精准现象，即县域层面未能按照既定制度设计妥善处理基本医疗物资储存事项，从而影响到基本医疗物资储存质量，故需要针对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建立巡视制度，从而对县域行为展开监督，清晰掌握县级政府是否在规定时间内设立好储存库，按照既定标准将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到相关场域以及是否按照要求对基本医疗物资进行周期性更换等情形，及时矫正错误行径，追究当事人责任。巡视采用不定期方式进行，强调巡视方式的不定期性主要在于临时巡视更易于掌握真实情况。

总之，构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是解决城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物资供给非均衡问题的有效路径，充分体现出城乡医疗物资供给的空间正义意蕴，改变了基本医疗物资资源在城乡的非均衡配置际遇，保障了乡村居民享受基本医疗物资的权利，不仅有助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且将城乡视为一体，助推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在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下，如若再次爆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仅仅需要将置于储存库中的基本医疗物资分发给城乡居民和医疗人员，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城乡居民和医疗人员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短期应急；另一方面为企业大规模生产基本医疗物资提供了缓冲时间，从而保障了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本医疗物资供给，提升了公共危机应对能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虽然本文提出并建构了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为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勾勒出了雏形，但整个制度在设计及执行中势必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而只有正确面对这些现实问题，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才可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未来期待有更多学者可以加入到基本医疗物资储存制度研究中。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天府协同创新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梅，李厚弈.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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