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以湖南省为例，从区域层面和农户层面考察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农村大量使用水冲厕所加剧农村黑水的排放强度，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较高但呈下降趋势。本文设计基于农户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包括宣传引导机制、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以期为优化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措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湖南；生活污水；农村；合作治理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优秀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乡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农户合作机制研究”（编号：21B0650）；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湖南农村饮用水与居民健康资本提升：机理、实证与路径”（编号：2021JJ40014）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2月17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短板，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造成的黑臭水体满塘等环境卫生问题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严重损害了农户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质量。清理生活污水是村庄清洁行动的关键，我国已于2018年启动了“三清一改”等村庄清洁行动，湖南省也于近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2019～2021年）》《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2～2030年）》等政策文件。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农户居住分散、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不足及运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依然偏低。农户既是农村生活污水产生者，又是农村生活污水受害者，需要引导农户合作参与治理农村生活污水，例如可引导居民参与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工作。但农户环保意识普遍不强，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主要表现为面源污染，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环保行为集体理性。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并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比更高。引导广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合作治理，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南省为例，从区域层面和农户层面对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设计了基于农户参与的农村生活污水合作治理机制，以期为优化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措施提供路径参考。

一、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一）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与治理情况。由《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2～2030年）》的相关内容可知，湖南省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巨大，2022年每天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估算为24.63万吨左右，2020年主要因农村生活污水造成的黑臭水体数量多达440条。生活污水治理受益人群占比仍然较低，农村常住人口中仅有17.3%受益；农村污水治理覆盖区域比例不高，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建制村仅占全省的23.75%；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机制不健全，能正常运行的设施比例不高。

表1列示了我国各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数据缺失）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由表1可知，全国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仅为20%左右，表明大多数农村地区尚未开展生活污水处理。三大区域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为28.1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14.80%和西部地区的13.56%，表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较为滞后。湖南省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仅为1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地区的水平，表明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严重滞后。（表1）

（二）农村家庭卫生设施情况。黑水和灰水是农村生活污水的主要成分，黑臭水体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难点，其中黑水主要指农村厕所粪污废水，灰水主要指厨房、洗涤、卫浴等产生的生活污水。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的居住条件日益改善，加之出台了多项卫生改厕政策，湖南农村地区新建了大量水冲厕所，大幅增加了农村生活污水总量。但是，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将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统筹起来，例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滞后于改厕，导致不少农户家庭的厕排污水只能独立收集。此外，由于湖南水资源丰富，农村遍布河流、池塘、沟渠等水体，很多农户家庭将生活污水在房前屋后自然散排至附近水体，造成面源污染问题和污染物混合排放问题，黑水和灰水混合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尤为严重。

表2列示了国内各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数据缺失）2013～201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情况。由表2可知，受近年来农户收入不断提高、各地农村卫生改厕政策相继出台实施等因素的影响，2013～2017年国内各地区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带来了农村生活污水总量的不断增加。从全国层面看，2013～2017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由74.10%上升至81.70%。从三大区域层面看，2013～2017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始终最高，由78.62%上升至85.79%；中部地区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次之，由77.12%上升至84.24%；西部地区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最低，由73.37%上升至80.51%。从湖南省层面看，2013年湖南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65.70%，尚不及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2013年以来，湖南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大幅上升，2017年已达82.60%，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略低于中部地区的水平。上述分析表明，湖南省农村家庭卫生设施近年已呈现明显改善，但相较于邻近省份和东部地区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这也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维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应与农村改厕统筹进行，强化农村污水治理与改厕工作的衔接。（表2）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数据，对各地区农户家庭卫生设施情况进行分析。CHARLS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组织开展的针对我国28个省份的450个社区或村的一项对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进行的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该数据库包括对农户家庭住房情况方面的调查内容，2011年为基线调查，此后每隔两年左右进行追踪调查，至2018年已有4年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可以较为科学地全面反映我国农村家庭卫生设施的动态变化情况。

选择CHARLS数据中全国农村地区样本进行分析，共获得4年26，414个观测值，其中湖南农村1，161个观测值。表3对各地区受访农户住房中厕所平均个数进行了统计描述，可知2011～2015年全国各地区农户住房中厕所平均数量稳步上升，2015～2018年各地区农户住房中厕所平均数量趋于稳定。从全国层面看，农户住房中厕所平均数量由2011年的0.81个上升至2018年的1.03个，表明国内农村家庭住房卫生设施显著改善。从三大区域层面看，2013～2018年东部地区农户住房厕所平均数量始终略多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农村的家庭卫生设施条件更好。2013～2018年湖南农户住房中厕所平均数量始终较高，由2011年的1.11个增长至2018年的1.43个，表明湖南农户住房内的卫生设施在全国处于较好的水平，也反映出农村生活污水中的黑水、灰水排放量较多，收集难度较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较大的压力。（表3）

进一步地，基于CHARLS数据分析全国各地区受访农户住房水冲厕所比例，从而考察生活污水排放强度，共获得全国4年23，686个观测值，其中湖南农村1，098个观测值，统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全国各地区农户住房水冲厕所占比不断增长，表明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强度越来越大。全国农户住房水冲厕所比例由2011年的23.67%上升至2018年的38.48%。2011～2018年东部地区农户住房水冲厕所比例变化不大，一直在30%～40%之间。2011～201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住房水冲厕所比例明显提高，由不足20%迅速提高至接近40%。考虑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较于东部地区滞后，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大幅增加引起的环境卫生问题更严重。2011～2018年湖南省农户住房水冲厕所比例远高于全国各地区，并且增长迅速，由2011年的33.46%上升至2018年的68.58%，表明湖南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强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急需补齐生活污水处理的短板。（表4）

（三）农村生活污水可再生资源利用情况。农村生活污水进行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是无害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有效途径。湖南多地农村分布远离城镇、农户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生活污水难以实现集中治理，资源化利用应成为优先治理方式。鉴于湖南农户使用水冲厕所比例较高，可优先使用沼气池预处理厕所黑水，以实现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

表5列示了国内各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4～2018年的农村人均沼气产量，可以看出，全国人均沼气产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14年的25.06立方米/人下降至2018年的19.89立方米/人，表明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在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农村人均沼气产量远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2018年为30.72立方米/人，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广人稀，农村生活污水难以集中处理，农村户用沼气池运用较广泛。2014～2018年，湖南省农村人均沼气产量高于同期全国水平和中部地区水平，2018年为25.60立方米/人，表明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水平较好，但考虑到湖南农村水冲厕所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现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表5）

基于CHARLS数据库考察全国各地区农户家庭使用沼气的比例，共获得4年26，386个观测值，其中湖南农村1，161个观测值，统计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全国农户家庭使用沼气的比例很低，且占比不断下降，由2011年的1.77%下降至2018年的0.71%。从三大区域层面看，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使用沼气的比例远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与上文基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农村人均沼气产量的分析结论相近。湖南省农户家庭使用沼气的比例较高，但也在不断下降，由2011年的4.20%下降至2018年的2.67%。因此，各地区农村需要加强对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的建设补贴和运维，鼓励引导农户使用沼气。（表6）

二、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合作治理机制设计

广大农户是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关键主体，如果只有少数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而大多数农户不调整其随意排放生活污水的路径依赖，则依然不能改变农村臭水满塘的现状。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更加依赖农户的参与和合作，需要构建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合作机制，包括宣传引导机制、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等方面，从而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互惠和互利。

（一）宣传引导机制。宣传引导机制能提高广大农户的环保意识和环境认知水平，促进农户养成保护农村人居环境的行为习惯，能够激发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合作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危害、治理政策、治理模式等宣传引导，让农户了解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对自身生产生活和村庄人居环境带来的损害。在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之间存在地缘和血缘上的联系，农户之间存在高频率的小范围交流，邻里效应和从众心理较强，可利用村庄中存在的各类社会资本增强农户的公共意识，培育建设美丽乡村新文化的正能量，减少农户排放生活污水造成同村环境污水的投机行为。

（二）经济激励机制。经济激励机制能够促进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合作治理实现激励相容，增加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合作治理的现实收益，实现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正强化。政府可通过向建设了无害化厕所或户用沼气池的农户提供适当的补贴，在村庄内设置生活污水处理的公益性岗位，从而分担和降低农户购置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成本，并增加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收入，以实现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外部收益内部化。除了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购建和日常运维进行补贴外，还可以采用物质奖励等以奖代补的经济激励方式鼓励农户家庭或污水治理先进村庄。物质奖励能够增加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潜在收益，由于物质奖励名额非常有限，为提高获得奖励的机会，农户会争相提高自家的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从而使得整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率逐步从低水平均衡上升至高水平均衡。

（三）监督惩罚机制。监督惩罚机制是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保障。一方面要结合湖南农村当地实际完善水污染防治法规，例如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责任主体、要求在住房建设中强制安装污水处理设施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利用农户普遍重视自身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口碑的心理，对农户的生活污水排放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湖南农村地区可以成立村民大会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制定互利和有约束力的生活污水治理规范，促使本村农户自发参与污水治理和相互监督，从而能有效防止少数农户的“搭便车”行为。

结语

从区域层面和农户层面的统计分析发现：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近年来农村大量使用水冲厕所加剧了农村黑水的排放强度。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较高，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且表现为面源污染的特征，需要广大农户合作参与污水治理。

广大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分散排放具有面源污染的特征，使得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合作治理成为缓解生活污水环境卫生问题的关键。由于农户环境意识不强、有从众心理和投机心理等因素，不会自发地参与生活污水治理，需要设计生活污水合作治理机制。宣传引导机制能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公共意识，是培育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方面。经济激励机制增加了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合作治理的收益，实现了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激励相容。监督惩罚机制则是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约束机制，也是生活污水合作治理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郭芳，陈永，王国田，等.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问题与发展建议［J］.给水排水，2022.48（S1）.

［2］胡昕晔，翁晏呈，黄彰奕.上海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与发展的思考［J］.水利建设与管理，2021.41（01）.

［3］王勇，郝翠红，施美程.环境污染激发公众环境关注了吗?［J］.财经研究，2018.44（11）.

［4］李文腾.农村环境污染控制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排污角度［D］.杭州：浙江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