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对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沱江流域（内江段）调查数据，分析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情况。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环境重要程度的认知不高，多数群众认为环境质量逐渐向好；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的意愿较高，但通过互联网获取环境文化知识、参与环境议题讨论和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公众人数较少。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介资源，对环境质量、环境知识、环境事件、环保理念进行普及和宣传，为公众环保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关键词：沱江流域；内江段；互联网；流域治理行为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人才计划项目：“沱江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创新与推进机制研究”（批准号：2022JDR0246）；内江师范学院校级项目：“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建设路径研究”（批准号：2022ZD0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沱江流域（内江段）‘互联网+河长制’管护模式探索与实践”（批准号：X2021014）

中图分类号：F713.52；X19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3月6日

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但在我国流域治理实践中，企业、公众及社会组织等主体被边缘化的现象依然存在，多元合作治理困境未得到彻底解决，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势在必行。

一、材料与数据

（一）研究区域概况。沱江流域是长江上游右岸重要一级支流，对于维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江市位于沱江流域中段，境内有球溪河、濛溪河、大清流河、小青龙河、乌龙河、麻柳河、龙市河、威远河八条主要支流，但是人均水资源匮乏、工业和农业耗水排污强度高、居民人均用水量偏高、城镇生活和农村面源染源严重等问题十分严峻，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问题十分突出。2018～2020年和2021～2024年沱江流域内江段开展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探索建立政府引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体制机制，提高全社会水环境保护意识。本文选择沱江流域（内江段）为实验区域，分析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环境保护行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数据获取过程。在明确调查目的、范围、内容以及调查对象等信息后，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课题组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间，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进行，调查范围包括内江市东兴区、经开区、隆昌市、市中区、威远县和资中县。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200份，回收率为100.00%，对于少量填写不完整但所填写部分逻辑性基本合理的问卷予以保留，剔除信息不符合逻辑和信息缺失量较大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104份，占回收问卷总数的92.00%。

二、结果与分析

（一）公众对沱江流域环境质量的感知

1、环境重要性认知。在调查样本中，只有21.76%的民众认知程度最高，最为了解沱江流域对于内江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中，51.76%的民众对于这一认知不是特别清晰，20.29%和6.18%的民众对于这一认知最为缺乏。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大部分民众都持有了解但不完全肯定态度，甚至持肯定态度的民众也不一定能说出沱江流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再者，仍然有大部分民众对于这个话题的态度模棱两可，并且少部分民众仍持有否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河流的保护宣传力度不到位，河流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的好处并没有完全深入群众，被民众所熟知。（图1）

2、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在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政策实施的几年以来，通过政府严格把控沱江流域水质，以及对违规操作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目前沱江流域水环境相对以往来说有巨大的改善。在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亲身体会到内江市大部分地区水环境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也发现一些问题，由于乡镇居民不规范的生活操作导致附近水源受到部分污染。对沱江流域水质以及水环境评价为较差和非常差的民众占比分别为9.11%和9.71%，这说明民众的水资源环境保护意识虽然存在，但并没有通过实际行为做出保护，水资源保护意识未深入人心，这也为我们推行“民间河长”增加难度，也反映出实施“民间河长”的必然性。（图2）

3、环境质量变化感知。居民对沱江流域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是稳中向好的，认为日趋好转和相对稳定的民众总占比为83.53%，这佐证了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显著，对沱江流域（内江段）的水环境质量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16.47%的民众对沱江流域环境变化趋势预测为继续恶化，这里也能佐证部分生活行为不规范的民众，他们缺乏保护流域环境的意识，说明流域保护宣传未深入人心，仍停留在不作为阶段。在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现下，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居民参与度较低，这一点值得重视。（图3）

具体来看，公众对沱江环境质量变化感知体现在多个方面，86.76%、87.06%、70.88%的居民认为沱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周边环境改善、空气质量改善。这些数据说明，在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政策以来，不仅沱江的水质得到显著改善，河流周边环境也得到相应的改善，直观感受到的是河流周边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过程中，还了解到民众更多的感受。有些民众亲眼见证沱江流域河流垃圾污染的减少，河流塑料垃圾及其他污染漂浮物通过政府部门人员河上打捞等方式逐渐清除；有些民众乐于分享当年超标排放污水的工厂面临倒闭的过程等。这些说明水环境综合治理试点政策是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最有成效的、最成功的流域环境治理与保护政策。（图4）

（二）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

1、公众参与流域环境治理的形式。民众通过环境保护宣传、环境知识科普、举报违法行为参与治理的人数分别为32%、28%、2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部分民众是乐于分享环境保护知识的，这大力促进了流域环境保护宣传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参与环境决策、日常河湖巡查参与河湖治理的民众占比分别为9%、5%，都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众对于参与建言献策的途径缺乏。而通过日常河湖巡查的形式参与河流治理的占比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众在生活当中很少去主动通过这样一种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去参与河流治理。（图5）

57.94%的居民非常愿意和27.35%一般愿意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的治理，说明互联网是一个让民众参与流域治理的好工具。这也再次坚定我们在推行“民间河长”的过程中与互联网相融合的决心。（图6）

在意愿程度较低的样本中，82.94%的居民拒绝使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的原因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根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了解到居民口中的“不知道如何使用”，绝大部分是在说不知道通过什么软件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民众并不了解政府发布的有关“河长制”的软件、微信小程序等公共平台，这是一种有心而无力的表现。归根到底，政府在做软件或公众平台宣传方面非常欠缺。（图7）

2、公众运用互联网了解环境情况的频率。通过互联网去了解河流环境信息的频率较高的居民占总样本的23.53%和18.82%。而不常使用的居民占总样本的43.53%和14.12%，根据实地访问后了解到被动接受环境保护信息的居民也有一小部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除了民众个人的流域环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外，政府的流域环境保护宣传并没有第一时间推及到所有人能够接受到的第一信息中。（图8）

3、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环境治理的形式。公众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及专题App（学习强国、抖音）获取环境信息分别占总样本的57.65%和16.47%，都是通过互联网方式，其中社交媒体是一种居民普遍接受的平台。而通过网络电视广播、书籍、报纸、杂志以及老师同学分享的民众占比比较少，这些方式并不是政府能够首选的进行环境保护宣传的第一方式。可见，未来的互联网应当着重从社交媒体等公共渠道对环境知识、环境事件进行宣传。（图9）

公众通过微信、QQ等线上聊天软件和线下聊天进行环境问题沟通的占比分别为75.59%和42.35%，两者都比较常见。但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是线上聊天更占优势，更为民众所喜爱。而通过专题演讲、分享会讨论环境问题的民众只占14.41%，只是少部分的人群。（图10）

公众通过公众平台直接揭发的人数最多，这要求我们应当在各大公众平台上继续扩大举报渠道，做到公开透明的同时也注重保护好举报者的信息，让民众能参与、敢参与、愿意参与，对于构建开放、透明、公正的“互联网+流域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提高居民利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的积极性。（图11）

三、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参与流域治理的意愿。针对学生，主要通过老师、学校、家长的日常教育，以及相关专业知识和活动的设计，激发其主动参与流域治理；针对在职工作人员，主要通过加大流域治理相关知识、政策信息在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的大量投放，公开流域治理信息、明确公众参与渠道；针对老年人以及知识水平较低的人群，主要通过将相关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操作简便化等具体行为进行宣传，找到其中的“领头人”，带领大家通过日常监督以及日常保护等行为参与到流域治理中去。

第二，利用互联网，扩大宣传渠道，打破信息壁垒。在全网大力宣传“民间河长”，降低公众参与流域治理的门槛，扩大宣传渠道，同时不拘泥于传统的社交媒体，开辟新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大家热衷的短视频平台“抖音” “小红书”等新型社交媒体，“外化于形，内化于心”，让公众学习“民间河长”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

第三，完善流域治理信息公开制度。开通的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以相互转发的形式对外公开信息，在民众中流传起来，让居民真正能够了解到公开、透明、真实的信息；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及时解决，引导公众在参与流域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自主分享、自愿参加的氛围，让保护流域水环境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1.内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内江师范学院沱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5）.

［2］张萍，晋英杰.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04）.

［3］陈水光，苏时鹏.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02）.

［4］石志恒，晋荣荣，穆宏杰.信息传播培养理论视域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对甘肃省19个县（区）542农户的调研分析［J］.西部论坛，2018.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