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目前，我国已经正式从追求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人民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着社会是否能够走向高质量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成为我国实现政府高效平稳运行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战略管理视角，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绿色绩效评级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绿色绩效；政府会计；绩效考核；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1月26日

一、绿色绩效考核体系建设现状

（一）相关定义

1、自然资源。被定义为能够在后续时间段内能产生一定经济价值的，能够提高人民福利待遇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总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客体，那么基于我国现有的所有制度，自然资源从法理上天然归全体人民所有，作为全国人民的权力集中机构，可以明确我国自然资源负债表的会计主体即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授权机构以及相关部门及企业。通过对会计主体的信息收集，可以得出最基本单元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得出最终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2、绿色资产。对于资产的定义在会计上指为能够带来收益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的界定上，可以借鉴会计的通用方法。基于现有的国情和社会状态，本文将自然资源资产界定为由国家部门及其相关单位拥有使用权的，能够带来预计的经济效益的自然界中存在的但不限定：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湿地资源等。

3、绿色负债。对于负债的定义在会计上是指会导致组织经济利益流出的相关因素。参考这一界定，自然资源负债往往被认为是由国家部门及其相关单位直接造成的，组织行为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为恢复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为自然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合理代价。

（二）建设现状。目前，我国现有的绿色绩效考核体系建设以绿色GDP为核心，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重要行使手段。2015年3月份，我国环保部门正式开展绿色GDP核算工作，同年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同时提出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我国自然资产负债表还处于初步的替代计量阶段，主要编制手段是以我国各级环保、审计以及统计部门为基本编制单位，进行分地区环境抽样调查对于自然资源进行统计核算，由于自然资产不同于企业资产核算，自然资产具有难以计量、究其本身并不存在折旧等影响，同时由于企业的运营和国家的运行存在天然的区别，生态资产和负债具有长时间的影响性，因此在生态资产核算中一定要注意时间变化所带来的计量差异性，保证在对资产的核算中相关信息能够有效且真实的传达。

就目前来看，通过牺牲地方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地方工业化水平，是最为常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手段。近年来，我国各地区频频发生重大恶性环境问题，生态资产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作为人民安身立命之本，环境问题相关的舆论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对于环境的保护采用双重保护的模式，在中央提出的对环境保护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做出响应，并制定相关政策行为对于环境实施保护。但尽管如此，环境保护问题还是屡禁不止，其原因如下：（1）未建立合适的追责体系，官员任职时间短，流动性大，出于政治考核原因，我国政治管理执行轮换制，官员在单个地区任职时间短，这就给了相关官员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的动机。（2）考核体系指标单一。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往往只从地区经济增长上进行评估，而对于地区内的生态资产以及生态资源关注度则相对较低。（3）生态资源评估困难。目前我国对于绿色资源的评估方法还并不成熟，虽然已有学者提出建设自然资产负债表、实施生态追责制度，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在相关技术和绩效考核观念上并不完善。

二、绿色绩效考核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政绩考评机制落后。自绿色绩效考核制度建立以来，作为新的绩效考核制度，与现有的绩效考核体制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官员的政绩考核重心就逐步地偏向于地区经济的增长，GDP作为反映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成为了我们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依据。慢慢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官员将GDP增长作为自己政绩的集中表现，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一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在任时间较短，所以往往追求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凸显个人成绩的方式，而经济增长值能够在短时内通过扩大地方基础建设的方式得到提升。同时，经济增长值是正向指标，能够明显衡量官员绩效水平，但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却是一种不明显的成绩，地方政府官员为地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并不能直观地体现出来。二是由于我国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直接依据还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于绿色绩效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地方官员热衷于通过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来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在这种传统的以GDP为考核导向的评价体系中，绿色绩效考核的实施遇到一定的困难。

（二）绿色绩效考核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绿色绩效考核作为中央对地方的新式考核方式，需要适合的运行环境和理论指导，但就目前而言，并未形成适合绿色绩效考核的运行环境。（1）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约束主体大多集中在个人或者民间组织，对于政府机构和党政机关的绿色监管尚不完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由于没有相关的政治指导和监管，绿色绩效考核的客观性难以得到保证。（2）绿色绩效考核相关理论并不成熟。现实体系的推行往往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虽然目前我国学者对于绿色绩效的考核以及政府绩效考核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研究仍然凸显不足。这导致开展绿色绩效考核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争议。

（三）绿色绩效考核体系技术手段落后。绿色绩效考核制度在基于自然资源负债表的基础上对于地区自然资源进行考核作业，虽然我们在核算过程中能够准确计量出生态资产中资产的价值，但是对生态资产中维护生态资产恢复以及保证生态资产可持续存续的支出和损失，计量方式难以衡量，尤其在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上，很难去衡量财政支出中其所占的比重。另外，生态资产的价值并不单纯体现在其生产资料的属性上，比如矿产的开发，在矿产的开发过程中，矿产的价值并不单纯由其市场价值决定，还需要衡量其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中扣除。并且矿产的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从形成到善后，时间跨度较大，计量难度较大。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生态环境差异较大，需要对于不同地域因地制宜实施适合的考评方式。而目前我国绿色绩效考核手段相对单一，同时由于考核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绿色绩效考核存在主体难以明确、信息真实性存疑等问题。

三、基于战略管理视角强化现有绿色绩效评价体系

通过对政府现有的绿色绩效评价体系的评估可以发现在绿色绩效评价体系的推行过程中存在政治生态方面的、研究理论方面的以及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政府不同于企业等其他组织，在公共管理的背景下，现代政府的行为需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强烈意愿。其核心并不在于其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而在于其是否能够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政府管理者应该围绕公共价值对于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考察。基于此，本文在政府战略管理的三角模型基础上对于现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绿色绩效体系进行强化。（图1）

（一）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1、建立环境信息事实公开体制。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在绿色绩效评估阶段就应该开始初步运行，在绿色绩效评估体制运行初始，便可以引入信息公开阶段，在核算工作中将核算进程、核算工作开展以及核算工作最终结果进行公示，将社会监督进行引入，能够有效提升监督水平，对于核算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进行进一步约束。

2、引入外部信息监管制度。政府自身的绩效考核人员大都由统计、环保等部门联合组成。一方面由于人员组成的复杂性，绿色绩效考核的结果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人员之间的协调统一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引入外部监督核算机制后，可以帮助完善绩效考核的事后监督机制，也能够对于绩效考核的结果做出专业评价。

3、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对于绩效考核起着进一步监督作用，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并不是没有了解政府绿色绩效考核的意愿，很多时候是没有了解绿色绩效考核的途径。完善绿色绩效信息披露的渠道，通过新媒体等各种渠道对绿色绩效考核的结果加以展示和说明，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绿色绩效考核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政治治理完善绿色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我们能够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营造适合的政治生态，帮助绿色绩效体系能够满足高效平稳运行。中央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考核方式，将经济社会和自然社会的地位平衡放置，在中国政治天然的上行下效观念的影响下，对于地方官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政治生态的转变能够对地方政府官员产生明显的指导性作用。

（三）优化考核技术手段。通过对现有绿色绩效考核体系的观察，可以发现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过程中对于生态资产的计量上存在一定的困难，现有的手段在对于生态资产的计量上存在着计量失真、计量失效以及计量手段单一的困境，为了解决目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时可以运用生态绿当量模式核算生态资产价值，以生态资产价值来表征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分析其生态资产变化趋势及原因，寻找提高地区内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方法，充分发掘各类生态系统的服务潜力，以期实现考核地区内政府官员行为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和后果，同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依据。除此以外，引入相关空间信息数据和空间化方法，也是对我国的生态资产评估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目前有部分学者采用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等方法对其间接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根据生态问卷调查结果，建立了中国陆地生态资源资产的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并对不同地区不同生态资源资产的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之后，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静态评估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发展。

在绿色绩效考核地区实行生态资产核算和价值评估，能够帮助把握地区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完善这一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从制度层面上保护区域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促进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政府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提供了补充和强化。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潘越，陈秋平，戴亦一.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

［2］潘爱玲，吴倩.官员更替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基于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制度的实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4）.

［3］颜金.完善绿色GDP绩效考核的构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0（03）.

［4］江永清.绿色政府绩效研究：逻辑起点、模型构建与技术路径——基于绿色GDP核算的相容性设计［J］.南京社会科学，2014（01）.

［5］陶国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