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中国走出去的一种方式，是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国际合作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式，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结合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将2018年以前的中国对外援助主要分为3个阶段，分析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援助方式、援助区域等时空变化以及我国对外援助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

关键词：对外援助；时空演变；中国；“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1月24日

引言

目前的国际环境面临世界关系格局、国家权势结构、发展范式等许多的变局。虽然变局会带来冲突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但变革是发展的客观趋势，也为新机制和新动能提供发展的机遇。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援外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从某个具体区域分析，部分学者从中国对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援助进行分析。朱丹丹发现中国在非洲的对外援助能显著增加受援国出口额，但其影响呈现倒“U”型“门槛效应”。（2）从对外援助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手段政策是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抓手，在大疫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可以概括为1+2+3。（3）从经济、贸易角度进行分析。Maggiorelli基于中国援助区域的改变认为受援国的需求、制度特征以及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是中国提供援助的三个主要动机。（4）对外援助的制度变革、治理体系、理论经验及产生的影响等其他方面。尽管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开始就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意义，也成为了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但现在仍然面临一些制度性问题亟须解决。有学者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中国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对外援助影响美国在联合国大会（UNGA）的 “买票”结果。

纵观已经开展的研究发现：（1）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内对外援助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等学科的参与，地理学的参与却较少。目前，国外地理学家已经开始重视对外援助的研究工作，Grieken研究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对外援助情况。（2）时间作为地理学的第四维，随着时间的不断延续，中国的对外援助在空间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国内对于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变研究相对较少，多以研究中国与非洲为主。胡建梅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时分析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援助异同，讨论了对外援助的四个范式。

本文结合我国成立以来的经济体制、对外政策、国家发展需要的重大变革，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变特征，尝试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地方及国际组织等超国家尺度的援助行为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所发挥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为正确理解国家政府在对外援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数据主要源自中国政府颁布的3份白皮书以及AidData网站，从援助资金的分布及使用、援助方式、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入手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变特征。

一、中国对外援助基本情况

（一）中国对外援助发展概述。在对外援助的界定上，国内和国际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是指：使用政府对外援助资金向受援方提供经济、技术、物资、人才、管理等支持的活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定义，对外援助是指援助国为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减少贫困、增加公民保障福利或渡过暂时的困难，向受援国或多边援助机构提供的无偿援助或赠与成分不少于25%的贷款。而本文所涉及的对外援助均指中国政府所开展的对外援助活动，即指官方发展援助（简称“ODA”），是由国家基于国家战略、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人道主义考量对欠发达国家实施的经济扶助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物资的形式援助周边国家；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多，中国的对外援助打开新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及国际局势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了对外援助。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推动了援助资金来源和方式的多元化。21世纪初，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除了传统双边商定的援助项目外，还加强了多方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了“1+N”的国际合作模式。我国在2008年建立了对外援助跨部门联络机制，2009年成立了国际合作司，负责与有兴趣与中国合作的传统援助国合作；2011年跨部门联络机制升级为协调机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2013年以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思想新倡议的指引下，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2018年4月，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整合各部门的职能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专司国际发展合作事务。

（二）中国对外援助时空分析框架。本文所使用到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开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组提供的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研究成果、新闻报道进行数据整理。

从长时间来看，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活动是中国政府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计划，旨在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对于受援国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以及中国与其的外交关系，结合中国发展对外援助的实际问题，本文以援助国中国的视角，从援助资金的使用、国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机制改革及新时代的对外援助政策分析对外援助时空变化特征。

二、中国对外援助时空演变特征

中国的对外援助由最开始的向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提供物资帮助，通过7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中国的对外援助积极推动了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大发展，改善了国内民生，同时也为我国“走出去”、为发展“一带一路”创设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拓展了国际市场，拖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外援助时空演变过程主要从不同年份对外援助资金的增减、援助形式的创新、援助开展的深入程度及体制机制的变化为辅，本文根据关键数据的取得来源，将本次的数据划分为2009年以前、2010～2012年、2013～2018年三个阶段，2018年后的对外援助情况涉及部分。

（一）对外援助资金地区分布的时空变化。国别收入发展水平作为观测对外援助资金流向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外援助的受援方主要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且有接受援助需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或者特殊情况下，发达国家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作为受援方。我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在统计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时按照区域及国家收入水平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发现我国的主要援助区仍以亚非为主，但是在欧洲和国际组织之间投入的比例也在增多。这也与国家收入水平下对外援助资金的变动相对应，中国在最不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投入仍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在中低收入国家投入的援助比例有大幅增长，在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水平比例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最多的大洲 。尽管非洲在2013年以后的援助资金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是我国开展对外援助最主要的区域。中国积极发展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据AidData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国际开发性金融数据中安哥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等5国一直都排在中国的经济援助前十位，其中中国对于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援助一直趋于非洲的重要位置。早期中国的投资主要以撒哈拉南部非洲资源较为丰富，其中在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的援助活动开展较多，2013年以后对苏丹、埃塞俄比亚等相对靠北的国家的援助相对较少，对于马拉维、安哥拉、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的项目援助数明显上升。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援助国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并且逐渐南移。

近几年，国家对亚洲投入援助资金的比例有所上升，亚洲地区作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也是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亚洲还是“一带一路”资金最大的接受方，主要投资国家有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据AidData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17年之间共有27个国家接受了中国的经济项目援助，主要集中在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老挝、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7个国家，这七国在2000～2017年之间接受中国经贸合作项目中一直居于前十。其中，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所接受到的援助项目最多，在马来西亚、文莱、阿塞拜疆开展的援助项目数居于后三位。可以看到，与以往将援助重心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相比，中国现在将援助范围拓展到了整个亚洲。（图1）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开展的合作虽然援助资金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中拉之间的援助及合作仍在纵深发展，覆盖区域更加广泛。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早期援助区域集中在委内瑞拉、古巴、牙买加等加勒比海沿岸地区，以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主要国家，后不断向南美洲拓展。2000～2017年，中国共和25个国家建立对外援助关系，在秘鲁、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对外援助关系。2013～2017年，与中国建立对外援助关系的国家新增了洪都拉斯、巴拉圭、库拉索岛、尼加拉瓜、圣马丁岛（荷兰部分）、萨尔瓦多等5个国家，受援国在不断增多，委内瑞拉、巴西、秘鲁是主要的受援国。

大洋洲共有14个独立国家、10个地区，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而中国与其中的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对外援助及合作关系，其中多数为海岛国家，和斐济、密克罗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了较为稳定且持续的对外援助关系。近几年，中国在萨摩亚的援助项目明显增多，还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开展了项目。从图2中可以看到，我国在中高收入国家中的援助比例有所上升，欧洲地区在我国对外援助资金中所占比例有较为明显的提高。这与中欧之间所实施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在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中国和欧洲加强了彼此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在欧洲国家开展的援助一直以来相对稳定，中国在欧洲开展的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2000～2017年间中国共在欧洲的12个国家开展了援助。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北马其顿是主要的受援助国。（图2）

（二）对外援助方式时空特征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多的体现为经济动机，其主要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和工业、农业等生产性部门，使得援助发挥促进中国与受援国双边贸易的作用，推动双方的可持续和双方的共同发展。目前，我国按照对外援助方式划分资金的使用，主要分为优惠贷款、无偿援助以及无息贷款三类。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具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提供成套设备及其他物资等。中国的海外开发性金融项目在最近20年以优惠贷款的形式形成较快速度的扩张，其支出已经成倍的超过美国及其他主要大国。目前优惠贷款是对外援助资金的主要方面，现在官方更愿意将对外援助作为国际合作的一方面考虑，中国在欧洲的对外援助更多以优惠贷款的形式，中国对欧洲的援助更多的是倾向中东欧国家，中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欠佳的国家及地区为援助重点。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一些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人道主义援助等，十八大以后还用于南南合作援助资金。从图3中可以看到，无偿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资金中一直是主要的援助方式，反映出中国对受援国在中小型的社会基础项目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视。（图3）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目前，无息贷款主要向具备偿还能力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在这些无息贷款中，中国会根据贷款国的实际状况，实时评估其还款能力，如果贷款国出现还款危机，中国还会免除其一部分无息贷款。截至2018年底，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共计494笔，累计金额达311.84亿元人民币。目前，无息贷款在对外援助资金比例持续较大幅度降低，现在占比份额相对较少。根据无息贷款的性质、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预计其比例应该会长期稳定在10%以下，国家现在的对外援助政策更多的是偏重于持续性、生产性的项目，而且生产性项目在前期投入较多，后期将形成一个相对较好的国家发展基础。

三、注重国际合作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新特征

早期中国开展对外援助时更注重和某个区域具体的国家开展合作磋商，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积极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各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中国连续13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肯尼亚机场快速路、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等一大批项目完工或投入运营，积极推进“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17+1合作”）从多领域、多方面推动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2008年中国政府发布首份对拉政策文件，在这以后，中国和拉美地区发表了多份政策文件沟通了中国和拉美地区的交往。2016年发布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中方和拉丁美洲各方共同构建“1+3+6”务实合作新框架。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并发布了《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目前，中国-拉丁美洲的合作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还注重电子商务、高校、智库的青年人才交流及国家区域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亚洲开展的对外援助通过对外援助专项资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为发展中国家注入发展资金，盘活发展资产，同时也积极参与如澜湄合作机制、APEC等亚洲的各区域组织开展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注重区域性的国际合作，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路线，满足了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是“六廊” “六路” “多国” “多港” “带”，最开始以六个经济走廊为主，现在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各种区域走廊。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同时也改善了受援国面临的发展困境，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中国的对外援助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特色商品走进中国市场，也为中国制造拓宽了国际市场，发展了中国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AidData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分析中国官方对外援助资金类型、援助方式的时代特征与区域特征。总体来看，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亚洲周边国家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传统地区，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区域。中国对外援助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搭建平台，助力打造“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大格局。本文从地理学视角考查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时空变化特征，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内容。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按国别收入水平的对外援助资金比例的划分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不同时期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也在跟着实际发生变化，比例的增减既包括中国对外援助对象的选择等主观因素，也包括不同时间段受援国的发展水平、是否存在重大突发事件等客观因素；其次，主体研究内容其背后的原因分析较少，更多的是停留在对表面数据的阐述，对于对外援助的时空演变特征的研究不够深入。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朱丹丹，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发展吗？——基于非洲1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7（01）.

［2］宋国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及政策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3（03）.

［3］罗照辉.大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J］.国际问题研究，2022（01）.

［4］MAGGIORELLI L.Chinese aid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volution and prospects［J］.RevistaInternacional de Cooperación y Desarrollo，2017.04（02）.

［5］罗建波.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理论、经验与世界意义［J］.国际论坛，2020.22（06）.

［6］赵美艳.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D］.外交学院，2022.

［7］XUN P，SHUAI W.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nd US foreign aid：as seen i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8.39（01）.

［8］VAN GRIEKEN B J，KANTOROWICZ J.Debunking Myths about China：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fficial Financing to the Pacific［J］.Geopolitics，2021.26（03）.

［9］胡建梅，郝杰，张意博，等.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03）.

［10］庞珣，王帅.中美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意义——以联合国大会投票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7（03）.

［11］国合平.中国对外援助展现大党大国担当［N/OL］.人民日报，2022-08-18.

［12］SAUER C O.THE FOURTH DIMENSION OF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4.6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