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企业与环境如何协调发展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剖析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内涵机制，并将女性高管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考虑。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但不显著，女性高管显著正向调节于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环境绩效；女性高管；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2月2日
引言
随着企业的粗放式扩张，无论空气、水、还是土壤都被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已逐渐演化成经济问题。企业受到政府环境管制以及社会媒体关注监督，不得不履行环保义务，一直以来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进行发展，许多环境管理流于形式。现阶段政府未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施全方位管控，除了一些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被强制要求必须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大部分企业仍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公开，仅在环境绩效好时，企业出于形象管理动机向外界披露更多环境信息，以获得公众好感，提升企业价值。
近年来，国家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2015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抬高了企业环境管理责任的门槛；2022年二十大提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要求，加快企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与防治。这要求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同时，要肩负起对生态环境的责任，因此探究企业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仅关系到企业未来长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进一步帮助我国顺利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体制的建设，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高管是企业战略制定与经营管理的核心人物。近年来，随着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获得极大的提升，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参与到管理层决策与治理，女性高管的独特的管理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有研究认为女性高管较多的公司会披露更多的企业环境信息，同时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因此，本文在探求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将女性高管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深入剖析其内在运作机理。
一、理论与假设
环保绩效与企业价值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传统假说、波特假说与不确定假说，他们包含了统计学上的所有因果关系。传统学派将企业环境管理、环保投入资金视为企业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减少企业利润。Gray（2003）等采用造纸厂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受到政府环境管制压力，占用生产性资金进行排污减排治理，既而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波特假说则认为污染是一种经济浪费，从长期来看企业环保投入可以倒逼企业创新，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弥补企业因技术创新而造成的损失。Abdul Rashid Abban（2020）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来衡量澳大利亚采矿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绩效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改善环境绩效有助于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胡曲应（2011）以企业排污费以及排污费年增加量作为评价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仅仅对环境末端治理并不一定能改善财务绩效，但对环境预防、环境管理采取积极措施不仅可以带来环境绩效的改善，也会产生经济效益。朱清香（2020）以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2012～2018年为观测时间段，发现环境绩效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并且对于二者而言，当市场竞争越激烈、行业越集中时，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正向影响越显著。不确定假说认为两个要素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相关关系，而应根据具体环境、具体情况进行研究。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助于建设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外界公众难以获取企业环境信息情况，大多只关注财务绩效等指标，从而导致一些以盈利为目标导向的企业忽视环境绩效对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政府减税、免税、财政拨款等一系列优惠，同时提升消费者的好感，增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环境绩效不佳的企业往往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不仅会被政府罚款，也不利于其品牌形象的树立，对公司长期发展十分不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环境绩效越好，企业价值越大，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基于高阶理论，高管行为特征会显著影响企业战略选择，性别多样化可以从各方面对企业决策起调节作用，促进公司治理多元化。宋迎春（2014）将湖北省65家上市公司的女性高管区分为财务、经理、董事以探究女性高管职位差异是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结果显示女性财务、经理分别显著正向影响、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关怀理论认为女性高管独特的价值观与认知模式使她们更加关注关系和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朱文莉等（2017）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女性高管人数比例增加、持股比例提升均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又与企业环境绩效息息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女性高管对于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制造业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选取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观测时间段为2016～2020年，并剔除了以下样本：（1）ST和*ST企业；（2）存在异常极端值的企业；（3）数据披露不全的企业；（4）观测时间段未持续经营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共计得到3，851个研究样本。本文所需数据均由国泰安数据库（CSMAR）提供，其中数据库中环保投入成本数据不全的企业由笔者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整理而得，所有数据均经过了归纳整理。本文使用Excel、SPSS23.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本文根据既往文献研究，TobinQ能够很好地兼顾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同时考量了企业的负债和权益，是衡量公司绩效、公司成长能力的重要指标。TobinQ数值越大，代表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企业价值越高。
2、解释变量。企业环境绩效：由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善，学术界尚未对企业环境绩效有统一的评价方式，学者们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进行研究。本文延用杨冬云等（2019）在《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创新能力与企业环境绩效》中的研究方法，采用企业环保投入成本与营业收入总额的比值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评价，用符号EICR表示。环保投入成本是指企业用于环保设施的研发与维护以及对“废气、废水、废渣”进行治理所投入的资金，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具有良好的评价作用，其计算公式为：
EICR＝■×100%
3、调节变量。女性高管：本文研究对象是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女性成员，既往文献主要采用比例法评价女性高管的占比情况，也有学者将企业总裁、经理、财务是否为女性采用虚拟变量法作为评估手段。陈治言（2020）采用比例法描述女性高管的调节作用，可以很好地衡量女性高管参与公司决策治理的程度。
4、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真实可靠，避免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参考相关文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控制，本文选取主要衡量指标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偿债能力（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成长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经过汇总，本文变量名称、变量定义详见表1。（表1）
（三）模型设计。为检验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构建模型一：
TobinQi，t=a0+a1EICRi，t+a2Sizei，t+a3Levi，t+a4Growthi，t+a5Roai，t+a6Statei，t+a7Boardi，t+a8Yeari，t+ε
为了检验假设H2，在模型一基础上添加女性高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二，要求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TobinQi，t=a0+a1EICRi，t+a2WRi，t+a3EICRi，t×WRi，t+a4Sizei，t+ a5Levi，t+a6Growthi，t+a7Roai，t+a8Statei，t+a9Boardi，t+a10Yeari，t+ε
其中，TobinQi，t、EICRi，t、WRi，t分别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企业价值，环境绩效与女性高管占比情况，EICRi，t×WRi，t为企业环境绩效与调节变量女性高管比例的交互项，ε为回归残差，其余为控制变量组。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根据表2分析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TobinQ）的均值为1.86，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7和20.57，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间不同企业间企业价值差距较大；解释变量企业环保绩效（EICR）的均值为0.024，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和13.78，标准差为0.25，这意味着我国不同企业间对环保的投入普遍不高，且环保绩效实现差距较大，环境管理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制造业企业需进一步加大环保投资；公司高层管理者中，调节变量女性高管（WR）平均值为0.14，女性高管比例显著低于男性，最小值是0，标准差为0.16，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比例普遍较低，现阶段女性仍是企业高管中的少数人群，“玻璃天花板”效应仍普遍存在。此外，企业的成长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有所差距，数据均值与中位数差距不大，整体上符合正态分布，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
（二）相关性分析。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环境绩效正相关作用于企业价值，但未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不符合假设1，二者之间作用关系是否显著将在回归分析中进一步检验；女性高管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探究女性高管的调节作用。控制变量与企业价值多数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变量系数最大值为0.438，因此回归分析中各变量不存在高度相关问题，可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3）
（三）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模型一中企业环境绩效回归系数为0.001且P值>0.1，说明企业环境绩效虽然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不显著，假设H1未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进行环保行为提升了企业价值，但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企业的环保投入成本占营业收入比值（EICR）普遍较低，平均值仅为0.024，因此环境绩效改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有限。（表4）
模型二检验了女性高管在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的调节关系，表4中显示，F值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二回归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女性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交互项（EICR×WR）回归系数为0.034，P值<5%，且女性高管回归系数为0.005，表明女性高管调节效应显著，验证了女性高管能够显著正向调节于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即女性高管占比越高时，企业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显著，该结论支持了假设2。
由于女性高管的加入提高了企业高管性别多样化程度，有助于企业降低单一性别造成的决策偏激，为高管团队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思想。同时，女性高管的利他偏好特点使得其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环保理念相契合。女性高管擅长沟通合作、更加谨慎等管理方式有助于企业将环保理念落实，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企业环境管理也会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倒逼企业进行高效节能生产。
四、结论
本次研究以2016～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分析主体，以TobinQ值衡量企业价值，企业环保投入成本总额对营业收入总额的比值衡量企业环境绩效，女性高管占高管总人数的比值为调节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积极进行环境管理有助于企业价值提高；女性高管显著增强了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前文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企业方面。企业应消除环保即负担的短视理念，重视环境绩效的提升为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利用良好的环境绩效提升品牌、社会形象，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关注，获取政府相关部门的肯定。另外，企业应进一步促进高管团队异质性，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合理科学的高层管理人员性别比例，从制度与意识层面打破“玻璃天花板”与“玻璃悬崖”，保障女性工作者在职场中的相关权益，促进男女职员的公平合理竞争。
（二）政府方面。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女性在职场中似乎天然处于劣势，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保障女性的工作权益，消除女性顾虑，使女性全身心的参与到职场中去，发挥女性独有的优势。除此之外，政府在企业履行环保责任起着指导与监管作用，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水平普遍较低，环境责任意识不强，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做好环保宣传，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强制要求相关企业系统、完整、规范地披露环境信息与环保义务履行情况，通过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利用市场中的经济效益激励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督促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与环境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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