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基于广西2012～2021年农村面板数据样本构建可靠性回归模型，分析数字乡村赋能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水平的发展、金融水平的发展等方式得以实现，同时也受到政策支持、农业传统化、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贷款数额等因素影响。总之，应充分发挥数字乡村赋能，激发农民创业活跃度，提高农民创业积极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关键词：数字乡村；农民创业活跃度；农民收入；实证研究

基金项目：2022年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项目：“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创业活跃度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广西乡村地区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2210604011）；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专项课题：“基于AHP法的大学生财经素养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ZJY2425）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讯作者：秦伟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3月20日

引言

“三农”问题始终作为我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该社会民生问题的重点实际上在于农民收入能否得到实质性的增长，这本质上是因为农民收入增长能保证农村社会相对稳定和实现社会各阶层整体生活的协调发展。随着数字乡村赋能的发展，农民创业更是可以增长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因此，农民创业问题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国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创业，进一步激发农民创业积极性，农民创业不仅能解决其自身的就业上岗问题，还能为同村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解决农村农民劳动力过剩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大大地增长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社会的稳定。其中，数字乡村赋能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创业的推动。研究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创业活跃度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数字乡村赋能的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我国数字乡村赋能的发展建设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最终实现农民紧跟数字乡村赋能发展的潮流。

一、研究假说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内容中，数字乡村的建设发展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保障，当今广西受限于传统农业生产力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数字乡村赋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促进广西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数字乡村赋能是乡村振兴的未来方向，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十大报告提出，目前建设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乡村战略能够指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西数字乡村赋能农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广西数字乡村赋能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等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广西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数字赋能为本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引擎作用。互联网是时代发展的创新产物也是必然产物，广西乡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会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第四十八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人，农村网民网速普及率为57.6%，占全国网民的27.52%，且广西农村地区网络普及率高达43%。网民数量呈上升趋势，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不仅在城市快速发展，在乡村的普及也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广西乡村接入互联网宽带对于广西农民参与乡村数字赋能农业经济至关重要。同时，广西农民生产的相关农业技术、生产资料、农产品结构及市场等信息的公开离不开互联网的发展，而这些信息的使用能够帮助广西乡村农民对当地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分配，提高广西乡村农民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不仅如此，广西乡村农民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帮助了解自己产品的销量、竞争力、质量等其他有关农产品的情况，通过对产品的了解进而进行生产的调整，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创造产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

电商平台对于广西数字乡村赋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西乡村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商主播行业的快速崛起为广西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根据《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现在的广西已经建成全区农村电商服务站点综合体近7，000个，农村行政村电子商务站点覆盖率已经达到50.7%，各市紧密围绕开展智慧农业，开创性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特色产业+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 “无人机遥感技术+”等模式，全面建设螺蛳粉、芒果、茉莉花、罗汉果、中药材养殖等高端制造业大数据平台，已有积少成多的显著成效。广西电子商务水平的发展，为乡村电商的覆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有助于增加农户的订单量，为农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可能性，并为广西的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网络覆盖率，还能更好地满足乡村产业现代化技术优势扩散和中上游产业集聚等需求，还以点带面地促进农民收入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思路。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创业活跃度受个人及家庭因素影响较多，包括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地区交通便利程度、生产技术水平。随着数字乡村赋能的不断发展，农村现代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水平、金融水平等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广西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保障，从而提高了大部分农民的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此，本研究将农民创业活跃程度因子作为调节变量，得到的广西数字乡村赋能促进广西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图1）

基于上述研究，提出本文假设：

广西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一）模型设定。构建广西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创业活跃度及其交叉项指标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经济学相关综合指数数据平衡监测面板，通过交互项系数对农民创业活跃度在广西地区数字乡村赋能、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的显著性检验。首先对广西数字乡村赋能农民收入增长进行研究，可构建如下基础模型：

GINCt=Ct+α1GIPRt+α2GEDLt+α3GFDLt+μt （1）

加入农民创业活跃度进行调整变量，可构建如下交互模型：

GINCt=Ct+α1GIPRt+α2GEDLt+α3GFDLt+α4GIPRt×GFEAt+α5GEDLt×GFEAt+α6GFDLt×GFEAt+μt （2）

在以上模型中，t表示年份，取值范围为2011～2021；GINC为被解释变量；GIPR、GEDL、GFDL为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μ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广西农民收入（GINC）。根据目前所拥有的文献查询来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可以用来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从当前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到，2012年之前广西第一次统计的平均收入是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但2012年以后统计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的口径发生了变化，为确保提供的数据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采用2012年以后广西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广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变化的情况。

2、解释变量：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广西数字乡村赋能的评价各不相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根据目前所拥有的文献研究查询来看，广西数字乡村主要通过提高农村互联网普率、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以及大力支持金融发展等多种方式进行赋能，进而带动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本研究所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以及广西金融发展水平率等。本研究主要针对广西数字乡村赋能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他效应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为使数据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和科学可靠性以及相互之间的指标具有更好的可比性，具体选取的指标如下：首先，对于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农村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数字赋能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本研究选取广西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广西宽带接入用户数的比值作为参考，预期线性回归系数为正相关。其次，对于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电子商务水平的发展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坚实保障，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广西电子商务交易额与广西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比值作为参考，预期线性回归系数为正相关。最后，对于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金融水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加持要素，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广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与广西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参考，预期线性回归系数为正相关。

3、调节变量：广西农民创业活跃度（GFEA）。数字乡村赋能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受到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对于创业活跃度越高的农民，越容易在数字乡村赋能的浪潮中把握和抓住机会进行创业，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对于创业活跃度较低的农民，反而拒绝在数字乡村赋能的发展中尝试新的路径和方法，导致自身收入水平始终得不到有效提高。因此，本研究将广西农民创业活跃度作为广西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之间的调节变量，并选取广西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与广西农村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作为参考。各项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1所示。（表1）

（三）数据来源说明。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选取了广西2012～2021年近十年来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经数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等。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评价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将被解释变量广西农民收入（GINC），解释变量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和调节变量广西农民创业活跃度（GFEA）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基本指标的统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最小值中，GFEA数值最小，GFDL数值最大，而GINC、GIPR、GEDL数值基本靠近，差值不大；最大值中，GIPR和GFEA相较于其他三项数值偏低，GINC、GEDL、GFDL最大值相差不大，基本稳定；GINC、GIPR、GEDL和GFEA的平均值之间的差距幅度并不是很大，GIPR和GFEA均值相较于其他三项偏低，但GINC、GEDL、GFDL之间的均值差距不大，基本保持稳定；GFDL、GFEA的标准差相较于其他三项变量偏低，其他三项标准差值相差不大；CFEA和GFDL的中位数相较于其他三项偏高，但总体处于稳定。对于指标的数值变化，有个别数据值分布相较于其他项变量偏高或偏低，但都处于可接受误差范围之内，因此数据总体基本处于平稳状况。综上所述，当前数据中并没有异常值，可以直接对数值进行分析。

（二）回归性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广西的实证结果中，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和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的预期的系数均大于零，这和上述预期系数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构建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的回归系数最终在模型（1）中通过了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这可以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对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具有比较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农村互联网移动宽带接入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实现的。在模型（1）中，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GIPR）的回归系数为1.685，该数据表明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就能使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8.5%。与之功能相同的解释变量，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的回归系数是0.203，说明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就能增长20.3%，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的回归系数是0.512，说明广西金融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可以提升51.2%。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的回归系数高于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的回归系数与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的回归系数之和，这说明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在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中具有显著的促进和代表作用。同时，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作为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的衡量指标，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数据代表性。（表3）

为此，通过分析并验证广西农民创业活动活跃度（GEFA）对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的变化趋势具有正向促进调节的作用。在模型（2）中加入了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与农民创业活跃度（GFEA）分别相乘的交互项，即GIPR×GFEA、GEDL×GFEA和GFDL×GFEA。根据最终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农民创业活跃度（GFEA）调节后的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和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这三项解释变量都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变量全部都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这和预期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说明数字乡村的发展对广西农民创业活动活跃度的促进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促进效应，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得农民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提升数值最高，这很可能是因为电商能促进农民销售更多农产品，销售渠道更广，多方位地提高销售，农民也可以通过农村电商平台用电商互联网促销的方式，居家在线进行创业和源源不断地销售农产品，二者一体两翼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明显。

除以上三个因素外，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INC）还受到政府政策支持、农业传统化、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贷款数额等因素影响。政府政策支持、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贷款数额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农业生产的长远打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如何更好地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加大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现代化科技水平，这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解放劳动力进行城镇化建设，也有利于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小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产品价格水平的提高；加大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率，促进规模化生产，增加农业人口收入，同时反过来也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农用器械的种类就越多，农业器械的分工就越明确，农业现代化的生产率就越高，生产率越高，农产品数目就越多，农民销售农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越高。政府助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量，许多农村地区虽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但是在生产投产方面面临资金难题，例如有的农村地区技术人员攻克了技术难题，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迟迟不能从事农业产品的生产，农产品不能投产，农民就没有农产品卖，收入增长就会受到制约。为此，基层政府积极推广“电商+助农”模式，利用电商网店促进信息互通互享，扩宽贫困人口的视野。有了政府的助农支持，农民从事农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越多，从而带动更多农民加入到农产品生产投入中来，其所提供的广泛就业岗位也会潜移默化地带动这里的农民收入增长。农业贷款对农村居民收入也有着显著作用。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了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使得农业贷款也相应增加。农民农业贷款一直保持增长，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末，农业贷款余额增至4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虽低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长11.6%的平均水平，但是高于上年0.2个百分点，而且已经是自2019年以来持续三年保持上行趋势，这说明国家在农业贷款方面一直非常重视，连续多年贷款额的上升说明现代化农业、电商农业的发展确实给农村农民带来了收入，农业的可支配收入确实增加，后期在数字化乡村战略继续良好的引导下，农民贷款额更加令人期待，而对于农村缺乏农业投入资金的农民电商来说更是如此，后续的贷款增加将会对农村互联网、电商等带来更多机遇和收入。

为确保实验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也即针对广西数字乡村赋能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路径的有效性，本研究将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操作如下：将广西农民收入原有的衡量指标即广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换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并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稳健性检验中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2）稳健性检验中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在5%的水平上显著，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GIPR）、广西电子商务发展水平（GEDL）、广西金融发展水平（GFDL）与农民创业活跃度（GFEA）分别相乘的交互项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均显著为正，说明广西农村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发展、金融的发展会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综合表4的估计结果，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并没有改变实证结论，证明本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四、基本结论

在我国乡村振兴工作中，民生问题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激发农民创业活跃度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广西2012～2021年近十年来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及机制激发农民创业活跃度，最终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但是，数字乡村赋能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因数字乡村建设程度存在差异，数字乡村建设越完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显著。当加入调节变量——农民创业活跃度之后，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乡村赋能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总的来说，应充分发挥数字乡村赋能，激发农民创业活跃度，提高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从而起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

综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作为我国人数较多的群体，农民收入增长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加快数字乡村赋能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赋能可以带动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实现收入增长的目的。由于广西乡村地区较东部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发展较慢，导致数字乡村赋能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引入农民创业活跃度这一调节变量后可以得出，广西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赋能的基础上，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加入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明杰.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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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齐备.电商助农视角下基层政府职能研究［D］.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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