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冲突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企业在社会中承担着对环境的责任，绿色治理为企业承担责任提供新思路，研究绿色治理对其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从而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解决这一难题有着战略性指导价值。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绿色理念、绿色效率和绿色披露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情况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此，建议企业深化绿色理念、提高绿色效率并积极进行绿色披露，这对企业提高绿色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绿色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江西企业绿色治理与效果评价研究”（编号：19GL03）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2年12月11日
引言
过去企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加快经济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愈发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并认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从党的十八大推行在“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到十九大指出必须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绿色发展理念并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色理念，将绿色可持续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可见，绿色治理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绿色治理在近些年也受到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企业被要求在满足自身绩效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绿色环保治理，公司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演化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企业的经济责任也对应地转变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主要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主体，是绿色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行动者。近年来有不少企业面临环境丑闻，更多企业应建立内部绿色治理架构，践行绿色治理理念，通过绿色治理这一由政府、社会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用内部化方法来解决企业生产中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这一行为可以向社会公众释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号，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取投资者信任，对企业长期发展与竞争有正向影响。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重大影响，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更好，要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与之相适应。然而，绿色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企业通过绿色治理更好地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也会对其社会责任表现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绿色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企业推进绿色转型，完善绿色治理结构，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绿色治理。绿色治理起源于欧洲兴起的绿色政治思潮，其最初目的是保护环境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在该主旨下，Hicks于1946年提出资本存量不随时间减少而不变或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绿色GDP思想。随后在1966年，肯尼思·鲍尔丁指出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地球才能够得以生存。而20世纪80年代“绿色经济”的首次提出将经济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主张将环境融入资本投入，提供了一种解决经济与环境矛盾的新思路。不同于以往的绿色理念，绿色治理在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可承载性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环境地位等同于人类发展，形成“天人合一”的绿色治理观。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约束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而是秉承“多元化治理”观，通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手段实施与治理机制协同来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统一，促进可持续发展。绿色治理的核心准则就是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指引企业的绿色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企业与环境的包容性发展。
国内学者对绿色治理的研究始于联合国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其中提到了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并首次提出中国应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学者提出企业应在现代公共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政府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也有学者从绿色经济治理出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绿色治理框架，将绿色理念应用于经济发展中，通过走协同并进的绿色经济治理道路以推动绿色治理这一目标的达成。因此，绿色治理是指在以政府为主导下，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共建、共治、共赢的治理理念和协同的治理体系，以实现经济、生态、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此前，绿色治理的研究较多偏向于宏观区域绿色治理，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矛盾问题。而企业作为现代公司绿色治理的行动者，更应当关注在环境可承载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新经济背景下公司治理的转型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借鉴《标准普尔公司治理评价指标》（2003）以及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发布的《绿色治理指标体系》（2019）之后，在企业已经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下，整理出本文的绿色治理体系，如表1所示。（表1）
（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是由美国学者霍华德·鲍恩在1953年发表的《商人的社会责任》中首次被系统地定义，他认为企业有义务按照社会整体的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出现是商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远传统的经营理念，不仅要为股东创造价值，还要兼顾员工的合法权益以及对消费者、社区、环境和整个社会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通常，公司会在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将相关信息披露，而企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原因可以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解释。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企业中除了如股东和债权人这样的传统会计信息使用者之外的其他对象，他们也需要关于公司活动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当公司承认合法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就会根据他们的要求主动报告更多的环境和社会信息。因此，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以树立和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也可以满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保护各相关利益主体，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而绿色治理作为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新理念，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无疑也有着一定影响。
二、研究假设
（一）绿色治理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引起了企业对环保的重视，绿色治理理念逐渐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然趋势。绿色理念就是企业将环境保护融入自己的发展战略之中，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的科学发展。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绿色”
“环保”的数量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绿色理念在一个企业战略层面中的重要性，并向社会公众传达出自身对环保的重视，而这往往能够使企业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也更好。因此，提出本文假设1：
H1：绿色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绿色治理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绿色治理机制是指一个企业在运营管理层面如何协调操作以实现企业的绿色目标。对于企业而言，一个完善的绿色治理机制主要体现在其治理效率和治理结构。
企业的治理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企业投入的产出比率，绿色效率的高低会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实际结果有直接影响，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提出本文假设2：
H2：绿色效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
企业的治理结构指的是企业内部治理制度和机制的安排，其中涉及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通过权力制衡来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达到企业的良性运转，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结构的优劣能够直接对企业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造成影响，这是评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提出本文假设3：
H3：绿色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绿色治理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绿色责任是指企业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社会责任中的绿色属性。而企业对环境信息的绿色披露能够直观反映出企业的绿色责任，积极披露相关信息能够使企业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更优秀。因此，提出本文假设4：
H4：绿色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2020年3，796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剔除了*ST的企业。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上市公司CSR报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保证研究的合理性，运用STATA17.0进行1%和99%分位数下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本文采取和讯网披露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考察，各项分别设立二级和三级指标对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的评价，其中涉及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37个。根据对应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总分越高表明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
绿色理念：绿色理念是指企业将环境保护融入自己的发展战略之中的程度，为验证假设1，本文选用披露公司的环保理念、环境方针、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等情况，赋值为1，否则为0，来衡量企业绿色理念的普及程度。
绿色效率：考虑到绿色效率反映的是企业投入的产出比率，为验证假设2，本文选取管理费用与治理层人数之比来衡量企业绿色效率的高低。
绿色结构：企业的绿色结构是指企业内部治理制度和机制的安排，为验证假设3，本文选取高管人数与员工人数的比率来反映企业内部绿色结构的科学水平。
绿色披露：企业的绿色披露能够直观体现出企业在绿色责任方面的表现，为验证假设4，本文以上市公司年报是否披露环境相关信息，是取值“1”，否则取值“0”，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披露水平。
3、控制变量。依据已有研究实证表明，其他因素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造成影响，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和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用该公司各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表示；成长性则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表2）
（三）模型设定。为验证研究假设，即检验绿色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CSR=α0+α1G＿CON+α2G＿EFF+α3G＿STR+α4G＿DIS+α5SIZE+α6GRO+ε
其中，α0为多元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α1～α6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ε为方程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3是本文对所选取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社会责任均值为24.03，最大值为85.06，而最小值为-13.86，标准差为15.94，说明已经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卓有成效，但还有部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情况不良。绿色理念均值为0.380，说明样本企业绿色理念普遍不深入。绿色效率最大值为1.098e+08，最小值为3，429，均值为4.312e+06，说明样本之间绿色效率差距较大。绿色结构最大值为0.0411，最小值为8.42e-05，表明样本之间绿色结构相差较大。绿色披露均值为0.807，标准差为0.394，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对于绿色信息多多少少有披露。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最大值为26.49，而最小值为3.023，均值为18.13。控制变量成长性最大值为2.789，最小值-0.540，均值为0.170，表明样本企业成长性整体不高。（表3）
（二）相关性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除了绿色披露G_DIS外，被解释变量CSR与其他变量和控制变量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绿色理念G_CON、绿色效率G_EFF、企业规模SIZE及成长性GRO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4）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表5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由结果可知，容差均大于0.2，且各变量VIF均小于2，表明该模型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表5）
（四）回归结果。从表6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绿色理念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且系数为4.774，假设1得到支持，即绿色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解释变量绿色效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假设2成立，即绿色效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解释变量绿色结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负相关，且系数为-237.427，假设3没能得到支持。解释变量绿色披露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且系数为1.200，假设4成立，即绿色披露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成长性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即公司发展能力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其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表6）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文选取2011～2020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绿色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样本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参差不齐，且普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绿色理念越强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绿色效率越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绿色披露越积极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
（二）建议。企业应将绿色理念融入自身的发展战略之中，充分意识到企业所需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把绿色发展贯彻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培养员工的绿色意识，定期对员工绿色行为进行考核，确保企业整体上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企业在绿色治理机制建设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并重，最大化提升企业投入的产出比率，同时也要内部治理结构能够反映出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益，完善治理机制，以使企业绿色行为达到效果；在绿色责任方面，企业应该更积极主动披露自身绿色信息，让社会公众监督自己的绿色行为以及关注造成的后果影响，传递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企业通过这些在绿色治理上的改进，能够使其在履行社会责任层面做得更好，满足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树立起企业形象，实现与多方治理主体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杨立华，刘宏福.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
［2］任昕宇，陶克涛，石宝国，巴音那.绿色治理视域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绩效［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2.20（04）.
［3］李维安，郝臣.绿色治理：企业社会责任新思路［J］.董事会，2017（08）.
［4］唐妤，陆一恒.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综述——基于绿色治理的视角［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2.25（09）.
［5］王雪梅，卜华.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2（14）.
［6］夏雪.绿色治理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吗？［D］.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7］杨丞娟.美好生活承载与区域绿色治理的“长江经济带样本”——基于相关文献的综合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01）.
［8］李玉明，陈建平.关于绿色新政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建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12）.
［9］翟坤周.经济绿色治理：框架、载体及实施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9）.
［10］张艳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研究［J］.中国商论，2021（09）.
［11］Deegan，C.The legitimising effect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A theoretical foundation［J］.Account.Audit.Account.J，2002（15）.
［12］陆旸，刘振艳，丁棠丽.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J］.商业会计，2018（24）.
［13］马明泉.探析企业的管理措施及绿色理念［J］.全国流通经济，2022（10）.
［14］孙兴妤，戴永务，刘丰波.企业绿色治理对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竞争力的影响［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05）.
［15］陈平，封晓健.新时代我国绿色治理的结构性路径探析［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22（04）.
［16］高汉祥，郑济孝.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源、分流与融合［J］.会计研究，2010（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