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数字经济对陕西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已经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在梳理乡村振兴中数字经济影响因素后，以行政区为单元，使用超效率模型计算各区相对效率值，就其差异性做出分析解读，最后提出政策性优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

基金项目：陕西开放大学2022年科研项目：“数字经济对陕西乡村振兴内生发展的影响”（编号：2022KY-B18）；陕西开放大学2022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开放教育高质量数字化课程构建研究”（编号：sxkd2022yb04）；2021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一般项目：“小康社会背景下陕西省农村家庭财富增长路径及模式研究”（编号：2021ND0017）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4月21日

一、文献综述

国内理论界目前对乡村振兴内生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个时期。

（一）研究酝酿阶段（1990～2010年）。这一阶段，学界大多讨论的议题较为宽泛，如发展机制、内生比较优势、优势地区增长极、内外因素结合、科技进步、体制等。王述华、邓锋（1990）认为农业要依靠自身的或内在的因素实现农业发展。邹薇（2002）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内在地决定生产率水平，而后者又取决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结构。景云祥（2003）认为“增长极”及周边地区，必须着力提高内生发展能力，切实提高本地的区域竞争力，尤其是经济发展呈现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各经济区域打造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必须把外生发展因素和内生发展因素结合起来，提高本地的区域竞争力。赵希勇、郜效岩（2008）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如果没有良好的科技支撑，区域经济就不能取得快速发展和进步，甚至会停滞不前或被时代所淘汰。刘兴赛（2009）认为区域振兴的关键在于建构内生发展能力，即实现市场主体的自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市场的深化。赵凌云、杨明杏、董慧丽、夏志强（2009）考察湖北发展进程，认为应该综合发挥内生型和外向型经济优势，充分发挥内生型经济的巨大发展活力。周启梁（2010）考察三峡库区生态补偿，认为重点保护生态环境、培育产业内生发展能力、改善社会就业与民生，将有助于推动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看，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向较为松散，但已经有学者提出区域内生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观点萌芽。

（二）研究争鸣阶段（2011～2016年）。这一阶段，研究的关注点呈现进一步分散化趋势，观点涵盖的方面包括：内生发展、内生驱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精准扶贫、创新驱动、内生发展机制、实现路径等。邵长青（2011）认为创新驱动、内生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林松（2012）认为提升县域产业集聚区的内生性发展能力，关键是要从多方面入手构建一个有效的区域性技术创新网络，建立一个县域产业集聚经济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夏梁省（2012）认为民营经济内生发展应该依据“外生增长-内生增长-内生发展”的发展逻辑路线。赵火平（2014）认为村级内生能力建设是集体经济发展之本、农民收入增长之源、农村社会和谐之基。唐瑾（2014）认为县域经济内生性发展道路就是发展特色经济，即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优势。张立群（2015）认为坚持内生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是根本，发挥资源优势是基础，培育新型农民是关键，革新政策机制是保障。杨培峰、余琪（2016）认为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是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投资、国有经济、地方政府及国家援助的高度依赖。

此时期，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能力关联问题初露端倪，其解决涉及地方政府的政策、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等经济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相关研究开始聚焦于企业和村级小型经济体，虽然没有直接将扶贫与区域内生发展紧密结合，也没有细化说明和解答内生发展路径及模式等问题，但各地方坚持区域内内生发展的方向基本确立统一。

（三）研究政策性深化阶段（2017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及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以及政府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学界纷纷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开展了多方面探索。郑有贵（2017）认为较强的农村经济社会内生发展能力，是破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强依赖难题的中国式路径，应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集体积累和统筹机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集体行动理论。檀学文（2018）考察了皖北贫困村，实证说明精准扶贫为代表的外援性因素是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虽然其内生动力正在形成，但是仍显薄弱，主要表现是村庄治理缺乏人才，村内新型经营主体所带动的现代农业发展与普通农户的家庭经营脱节，认为培养人才和建立良性村民自治机制是当务之急。程士国、普友少、朱冬青（2020）认为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绩效会激励技术投入，进而引发制度变迁;阶段性的制度变迁和连续的技术进步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绩效的增长，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引导与激励农业经营主体提高技术偏好和提升制度创新能力。公茂刚、王天慧（2020）认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内生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进而推动农业内生发展。王兰（2020）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江剑平、葛晨晓、朱雪纯（2020）认为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必须要以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杨永伟、陆汉文（2020）发现信贷资金深嵌产业发展与制度化扶贫体系，在体系内扮演补益性角色。王扬（2021）提出“技能资本”的概念，认为技能资本从本质上构成了农村职业教育对于丰富农村内生资源、提升农民内在参与以及重构乡村社会认同的价值意蕴，形成“资源-参与-认同”的乡村内生发展逻辑理路。李耀锋（2022）认为可立足乡土资源，从制定精准培育方案、拓展联农带农功能、涵养本土人才生态三个方面推进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形成内生发展的实际执行者。

这一段时期的研究，证实外援性的扶贫工作效果良好，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具备可行性，但其外生性决定了相关政策措施一旦消失，若没有内生性力量接力推动，则后继乡村振兴工作很可能面临动力匮乏的局面，所以后期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如何提升农村地区内生发展能力上。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数字经济对各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各行业均可以利用数字经济手段获得时代红利。由于乡村振兴数字手段多样，所以数据来源也是多样的。本文使用2021年陕西通信管理局行业数据及经济社会发展年报数据，依据代表性和可获得性选取了地区性单元10个，指标性数据4个。

（二）模型设定。陕西省区域性单元共有10个，依据行政区域划分，选取的指示性指标需少于区域性单元数量，考虑有效性非绝对化要求，采用超效率分析方法，即包络法较为合适。这样可以规避两个方面的数据问题：一是量纲不统一问题；二是指标值过高，无法比较的问题。相较于其他统计方法，较为适合政策及相关效果的相对性评估。区域性指标使用行政区域，指示性指标结构化后舍去替代水平低的同类型指标，计算中设定规模报酬可变，方便拟合超效率DEA模型估计，同时效率值极限问题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处理。

具体模型如下：

minθsuper0 （1）

s.t.■αjXij+S-i=θsuper0Xi0 （2）

■αjYrj-S+r=Yr0 （3）

■αj＝1 （4）

αj、S-i、S+r≥0，j≠0 （5）

（三）变量选取。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手段主要是借助低成本通信技术完成长尾收益，使得以往无法在农村地区开展的高成本生产销售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早期数字经济缺乏平台，同时需要高技术人才来完成运营，其效果评估多采用业绩指标等。但随着技术进步，评价手段最终趋于相对化，不同平台的运营及使用也趋于非技术化，且平台相互之间的可比性也逐渐不适宜用绝对指标，比如数字手段装机数量、带宽等。因此，选取基础泛化指标做投入变量，结合内容指标，共同构建投入变量，包括移动电话用户数、宽带用户数、区域数字搜索指数，产出指标直接使用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表征数字经济带动效果。

1、产出变量。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水平可以直接体现在当地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地区范围内具备较高的数字经济环境水平才可以较为长期地支持当地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各种手段在陕西省各地区均已经实现不同程度的覆盖。因此，使用农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做表征指标，能很大程度上直接体现效率水平，具备较强现实意义，使用2021年数据做参考年份指标值。

2、投入变量

（1）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经济手段最基础的配置是移动电话，其功能已经超过了普通通话、短信功能，由于移动电话开户需要和身份信息绑定，所以通过移动电话可以关联性开通微信、抖音等媒体账户，完成数字经济基本平台搭建背景要求。此外，移动电话已经拓展了其他功能，早已突破了掌上电脑的基本功能配置和影音手段，而且得益于微电子技术的升级换代，其智能化水平日渐提高，逐渐演化成即时通信、办公、娱乐于一体的功能性数字经济基本工具。虽然农村地区的普及和使用能力上和城市地区存在一些差距，但不妨碍其进程性过程，升级是迟早的事情，伴随着数字经济观念和思维逻辑的迭代渗透，为农村地区实现乡村振兴观念的改变带来了契机。

（2）宽带用户数。数字经济手段工作效率最好的是使用计算机和网络，一般普通用户多使用家庭宽带或企业宽带。宽带用户日常不仅可以使用其完成信息搜集、商务沟通，更能使用多种技术性学习网站学习了解最新的生产和商务技术，例如如何P图片、如何拍摄短片、如何加字幕等。数字经济的手段主要是提供基础环境，通过不断渗透来催生一批又一批的试水者，带动周边人群参与相关生产加工，实现所从事产业的升级和项目新增。最终通过智力提升，内化为个人及群体能力，迭代为财富增加和观念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振兴持续、自发地推进。

（3）陕西地区搜索指数。数字经济环境催生的各种运营主体，无论是经营性的还是宣传性的，最终都会内化为数字世界的搜索及交易，实现数字经济红利真实转化。这种内化较为持久和泛化的依据是各地区的相关性搜索指数。搜索指数的使用能对地区经济、文化、商务等活动均有所表征，其涵盖的内容及程度均可以量化表达，远比波动水平较高的交易额、点击率等要稳定和多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支持效果的评价，通过超效率指标衡量，取相对性考量而非绝对比较。数据覆盖陕西省10个行政区域，具体分析如表1所示。（表1）

对比发现，陕西省效率指标值地域差别较大，表现在铜川出现极端高值，而西安出现极端低值，其余主体部分又分化为两个层次。铜川各方面推进很快，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年度增长幅度很大，尤其是经济转型拓展了非资源产业发展空间，这是其效率值高突的主要原因。而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保持稳定推进，农村地区发展一直居于前列，水平较高，近几年反而表现不突出。排除这两个极端地区后，总体上省内数字经济推进政策及结果，主体一致性保持良好。

主体部分两个层次的地域差别主要表现在平原区和山区地理环境差异上，平原区渭南、宝鸡等地，数字经济发展有较好的人口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便利，借助大量产业聚集平原地区，利于农产品借助数字经济手段加工销售。而山区地域如安康、汉中等地，农产品特色产地与加工销售存在交通障碍，同时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山区较高，而覆盖人群又较少，存在较大的运营成本压力，很不利于农民借助相关手段开展涉农加工销售业务活动。

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人口覆盖好的地区，其效率值水平也较好，排除地区地形因素，政策总体对陕西省乡村地区内生发展支持效果明显。考虑到其他因素，山区地域是可以克服地形等不利因素的。比如商洛地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内生发展的关联与运作反而是解决这些不利因素的低成本方法，促使其未来发展潜力更大。

四、结论及启示

总体上，数字经济对陕西省乡村地区内生发展支持效果明显，同时具备较大潜力空间。第一，提升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覆盖面。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信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在平原地区覆盖度都很好，但在山区均不足。山区人口分布少，基础设施覆盖成本高，但随着技术水平提升，基础设施运行及维护成本都会有所下降，平原区更是如此。第二，推动数字终端产品下乡，加强数字经济工具使用宣传和普及。数字终端产品涉及智能手机、电脑、录音录像设备，这类产品在乡村地区销售远远滞后于城市地区，其先进水平也较城市地区降低一代，这导致相关数字手段总是落后于城市地区，而且工具使用方法及展示远远跟不上营销需要，这很不利于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水平提升与发展。第三，开展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相关培训。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项目运营需要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完全依赖自学和项目实践完成技术进步，速度慢，普及率也不高，若是加大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可以尽快实现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提升。第四，加强乡村地区数字经济内生能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与应用。各地职业院校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成功模式可以迅速增加省内涉农行业产业对接乡村地区，完成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内生能力提升。同时，职业院校吸纳学生以各地区村镇人口为主，有较好的地域结合基础。

（作者单位：陕西开放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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