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点，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全国278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就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以便为高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U”型关系；机制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5月27日
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说过：“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只关注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还要优化分配结构，注重公平分配，促进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得到飞跃式提升。在2021年，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制约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之一。党和政府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城乡统筹发展效果显著，2012年全国城乡收入比值为3.1∶1，2022年全国城乡收入比值为2.41∶1，全国城乡收入比值连续13年逐步下降，但是这一数值仍然远超国际公认比值。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消除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大障碍。
数字经济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结果，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5年国家提出“大数据战略”，旨在加快数据强国的建设。《“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信息、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促进公共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截至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传统行业的运转方式，数字信息技术渗透各行各业，影响着金融、教育、物流、娱乐等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线下活动受阻，社区团购、云课堂、线上问诊等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功能正常运行。数字经济不断推动经济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助推产业不断升级转型，促使我国经济社会高效运行，增强经济韧性。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做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全面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城乡宽带全覆盖等政策的不断深化与落地也为农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数字经济在农村大有可为。因此，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顺应时代发展抓住数字革命这一机遇，形成普惠共享发展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驱动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存在分歧。
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乐洋、郜栋玺（2023）等认为政府的有效干预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以使得数字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其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普惠性，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黄庆华（2023）认为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均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赵鹏善（2022）通过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发展农业数字化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论。DiMaggio，P.and Bonikowski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与收入增长呈正相关，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地区收入增长更快。郭根龙、柴佳（2023）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Prieger认为普及农村地区的移动宽带和固定宽带会刺激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低收入地区会受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业水平明显促进了城乡协调发。杨珂、余卫（2023）认为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
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谭燕芝、李云仲（2017）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给个人带来14%的收入回报率影响，其中城市能够带来约20%的收入回报，而农村的回报并不显著。Wang，M.，Yin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加大城乡数字鸿沟，但可以通过FDI与城镇化进行弥补。贺娅萍和徐康宁（2019）发现农村地区的居民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城乡间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差异特征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孙湘湘、陈章旺（2023）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Philip、Cottrill认为如果不加强乡村地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在未来导致城乡数字鸿沟逐渐加大。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讨论，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具体表现为大多数学者以简单线性关系概括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对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复杂关系探讨单一，关于“U”型关系探究相对较少，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相对片面。
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全国2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做出的贡献在于：（1）本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评价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以泰尔指数表征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构建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结果可靠性。（3）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素越稀缺，边际效用最高。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尚不成熟，传统产业结构、信息流通方式、就业结构被迅速重构。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改变传统农业产业。从农产品销售端来看，数字经济衍生出数字交易，重构了原有的农业销售流程。数字经济孕育出大量网络交易平台，第三方支付兴起，电商平台赋能农业产业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应用，降低农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弥补农业自身存在的分散、低效率的局限性，有效拓宽农业产品销售渠道，减少中间非必要环节。农产品供应链趋向透明化、高效化发展，加速了农业产品流通速度。农业产品的交易打破了空间限制，销售市场拓宽，销售盲目性降低，增强了农产品与消费者偏好匹配度，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二是数字经济打破城乡信息壁垒。信息化发展通过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村地区获取信息成本降低。通过利用智慧技术对有价值的农业产业数据信息进行智慧分析、深度挖掘，精准把握市场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供给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生产盲目性，保证农业产品有效流通。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居民更容易获得就业信息，在网络平台通过匹配自身技能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获取知识技术成本降低，提高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效率。三是数字经济改变就业市场结构。数字经济推动机械化生产，产生农村剩余人口，促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发生转移。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CRRS）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研究表明互联网普及对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更明显，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高端技术驱动力与知识驱动力较弱，此时会产生大量中低技能岗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率上升，并且因为数字经济部门从业者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高于非数字经济部门，农村居民从事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提高。除了提升农村居民就业总量外，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创业机会增加经营性收入。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通过叠加效应，农村地区会享受到更多的数字红利。
在经过初期发展后，数字经济的知识依赖性逐渐增加，区块链、web3、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不断出现。在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大幅替代了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削弱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与福利效应，而对中高技能较复杂劳动的替代并不显著。农村居民的知识水平不适应技术的发展，低技术依赖岗位不断被人工智能取代，农村居民结构性失业风险增加。数字经济在作用农村发展中的效用量会不断减少，增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数字鸿沟。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H1：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畅通信息传播渠道，继而加速区域创新创业，从整体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较好的关联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对区域内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数字经济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专业化水平以减轻人力依赖程度，促使农业生产高效化，增加粮食产量。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普遍呈现出“兼业化、老龄化、低文化”特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正向影响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农业新产品的培育、农业种植技术的研发，以弥补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缺陷。并且技术创新一般是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辐射，在技术成熟后，农村地区应用技术的边际成本更小，可以直接用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弥合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改善总体收入不均等，新型城镇化更能够提升贫困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发生变化，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农业产业机械化发展减少人力需求，由此会产生大量转移人口，促使他们转移到城市中去寻求非农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大量岗位，吸纳农村居民进城就业。数字经济推动消费互联网的形成，增加对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以此推动城镇化发展，弥合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H2a：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假说H2b：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城市之间差异较大，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受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人文、政策等原因影响，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发展呈现不平衡趋向，不仅是城市地区，各地区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尽管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打破空间与时间的桎梏，但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运用能力也有较大差异，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其他复杂因素共同影响下，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例，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H3：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回归模型设定。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Gapi，t=β0+β1De+β2De2+ρXi，t+μi+γt+εi，t （1）
其中，De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2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Xi，t为控制变量；μi和γ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本文参考王少平和欧阳智刚的方法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泰尔指数，以泰尔指数表征城乡收入差距。计算方法如下：
Gap=■（■）ln（■/■）=（■）ln（■/■）+（■）ln（■/■） （2）
其中，j=1，2，分别代表城镇与农村；Z表示人口数量；P表示总收入。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De2）。本文参考赵涛等的测算方法，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等指标数据，以主成分方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并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方项（De2），考虑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
3、控制变量。本文采用如下控制变量：（1）人口密度（PD），以单位面积的城市人口数表示；（2）研发投入（RD），以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值表示；（3）外资强度（FDI），以实际使用外资与GDP比值表示；（4）受教育程度（EDU），以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表示；（5）金融发展水平（FD），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示。
4、中介变量。由前文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创新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故本文设置中介变量如下：（1）创新水平（ino），以专利授权数表示；（2）城镇化水平（ub），以城镇化率表示。
（三）数据来源。本文选取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大部分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与趋势预测法进行填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表1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2）表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由表1可知，无论使用哪种模型，De、De2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且D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De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U”型的，即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到达拐点后，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验证了假设H1的正确性。（表1）
控制变量方面，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外资强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但均不显著。研发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定程度的研发投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增加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城市创新，进而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教育的差距使农村家庭极易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水平人才-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上文证明了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为进一步验证结果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考虑到上文使用主成分法表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偏差，本文进一步使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各地级市数字经济得分，并分析其与城乡收入差距，结果如表2列（1）所示。由表2可知，D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De2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表2）
2、数据上下缩尾1%。考虑到数据中可能存在异常值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上下缩尾1%处理，结果如表2列（2）所示。由表2可知，在剔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后，De、De2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剔除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在各方面发展水平上都具有特殊性，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所以本文剔除直辖市，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列（3）所示。由表2可知，在剔除直辖市影响后，D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De2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机制检验。上文证明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为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本文以创新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
由表3第（1）列可知，数字经济与创新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创新水平的提升，但到达拐点后数字经济发展反而会抑制创新水平的提升；由表3第（2）列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创新水平的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设H2a。由表3第（3）列可知，数字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由表3第（4）列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设H2b。
5、异质性分析。上文以全国278个城市作为整体样本，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资源分布与城市发展程度相差较大，仅从整体出发可能忽略上述因素带来的地区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将我国按照地理区位分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按照常住人口数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
表4（1）～（3）列汇报了考察地理位置差异的异质性结果，可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正“U”型关系，且拐点依次左移；表4（4）～（6）列汇报了考察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结果，大城市、中等城市与小城市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U”型关系，且拐点依次减小。从地区发展情况来看，东部、大城市各项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中部、中等城市次之，西部、小城市处于发展靠后位置。原因在于，与东部和大城市相比，西部与小城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较为单一，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相对匮乏，故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拐点的到来。综上，验证了假设H3的正确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影响，即数字经济发展前期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数字经济的继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此结论在经过替换解释变量、数据上下缩尾1%、剔除直辖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水平、城镇化程度均存在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城市创新水平与城镇化程度的提升，但数字经济水平继续发展会抑制创新水平与城镇化程度的提升，且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水平与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对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宽带建设、互联网普及工程，优化农村地区的数字设备，广泛推进数字平台的应用，释放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潜能。同时，加大农村居民数字使用能力的培养，强化农村居民的信息检索能力，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源水平，在科技革命中强化竞争优势，促使数字经济的普惠共享效果体现。第二，大力鼓励技术创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坚持创新导向，强化对数字企业创新的政策扶持与金融政策支持，加大数字技术产学研基地建设，推动数字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升级。促进技术创新成果在农村地区、农业产业的横向溢出，以技术创新带动传统农业技术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农业逐步向智慧农业升级，削弱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三，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促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创造出低技能岗位，提升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水平。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基础民生领域农村居民享受到更多资源与服务，强化农村居民对数字经济的接纳与运用能力。以此强化城镇化建设在弥合城乡收入差距中的正向作用。第四，剖析地区发展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性政策。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不同，在推进数字经济作用于弥合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时要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加强东部、中部、西部的联动作用，促进数字资源共享，同时发挥东部地区的带头示范作用与辐射效应，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用提升。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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