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主要利用双向固定效应研究被投资国制度因素、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资本对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成果表明：该国制度得分越高，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具有抑制性作用；该国人力资本水平、技术资本水平越发达，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性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国制度与中国制度差异越大，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具有促进效应。

关键词：RCEP；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5月31日

引言

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设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12年由东盟发起倡议，历时八年于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十五国签署协议。该协议的签署代表着当前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形成。该协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补充，充分体现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

对外直接投资（OFDI）一直是学术圈探讨的焦点所在，相关理论比如垄断竞争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区位选择理论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从微观角度看，节约成本从而扩大利润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从宏观角度看，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垂直型投资和水平型投资，垂直型投资主要目的是获取国外相对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水平型投资是当国家间要素禀赋相近时，东道国为了获取更大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差异套利已经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Habib等（2002）发现发达国家倾向于在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Divoka等（2010）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距与两国间的直接对外投资呈负相关。国内的学者也聚焦于制度要素对于中国FDI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制度距离对于OFDI影响不显著；制度距离与OFDI呈现显著负相关。

现有大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较高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能够吸引技术密集型、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但是较高的人力资本，也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这对劳动密集型的OFDI流入具有负面影响。大部分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国家对于OFDI的吸引力越强。

本文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以中国对其他RCEP协议国2003～2018的OFDI数据为参考，评估该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要素禀赋、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对于中国OFDI的影响。该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解决一部分内生性，有效消除了时间效应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区域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格局下，本文不仅有助于理解影响中国OFDI的要素，而且为下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开放提供参考。

一、理论假设

东道国社会制度越先进，该国接受的OFDI受到的保障越高，企业撤出难度较低，沉没成本越低，从而更加吸引到OFDI。但是该理论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素：第一，中国开启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除了利润最大化动机以外，还有更多的政策考虑因素，这个因素可能使得企业经营者更愿意承担一定的政策因素风险。第二，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制度与发达国家尚且有差距，而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现有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现代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中国国有企业更多地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对外直接投资首要目的，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得分正相关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本文首先通过对该数据来源进行Hausman检验，所计算出来的p值为0.0002，强烈拒绝原假设，所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固定效应。为了剔除时间相关趋势，采取了双向固定效应，增加了结论的稳健性。该模型的主要表达式为：lnfdi=∑βixit+ziδ+εit，其中因变量为lnfdi，因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较大，本文为增加回归准确性，对其做了取对数处理；xit为解释变量主要有人力资本、制度禀赋、技术资本；zi为控制变量，主要有两国之间的距离、要素禀赋、该国市场化程度；βi、δ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因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协商阶段就将印度包含在内，最终协议签署阶段才退出，而且后续印度有可能重新加入该协议框架，所以本文也将印度相关数据列入考虑中。

1、因变量：lnfdi。OFDI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公报（2003～2018），蕴含了中国对于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该数据分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和存量数据，其中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作为本文主回归的解释变量，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解释变量，用来增添模型回归的稳健性。

2、解释变量：ssc。ssc代表该国制度的综合得分，本文采取熵值法从六个维度对该国社会治理程度进行评价。该数据的来源是世界治理指数。

3、控制变量。（1）ds代表该国到我国的距离，大部分文章采用的是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此数据来源是谷歌地图。（2）eoo代表资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衡量要素禀赋，该数据来源为世界发展指数（WDI）。（3）gpp表示的是该国政府购买在GDP所占比重，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反之亦然。（4）edcs代表该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人力资本与该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成正比。该指标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世界发展指数（WDI）。（5）hte代表高技术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该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是世界发展指数（WDI）。

（三）描述性统计。（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接受了本模型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假设。本文采取双固定效应，先进行了标准OLS回归，再分别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最后进行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本文首先进行了因变量与主解释变量在固定效应下的一一回归，表2中（2）、（3）、（4）列说明，在单一因素影响下，社会制度得分与我国OFDI数量成反比，接受高等教育人群比例、高技术出口占总出口比例与我国OFDI数量成正比；而结果（5）列显示，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结论与单独因素作用下一样。

本文引入控制变量，进行主回归，通过表2中（6）列的回归结果发现，社会制度得分与我国OFDI数量成反比，接受高等教育人群比例、高技术出口占总出口比例与我国OFDI数量成正比。

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社会制度得分越高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其市场份额大多已经完成分配，后进入该国市场的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较少，削弱了我国对该国OFDI的动机；社会治理得分较低的国家，其法律体系相对不完善，进入该国的学习成本较低，且欠发达国家对于外国OFDI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往往会在税收、工业用地等要素禀赋上给予外资更大的优惠，我国企业从而节约成本，加大对该国OFDI投资。而该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越高，其工人、经理人的智力水平、逻辑能力、思维能力越高，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综合素质越高，对于我国OFDI的吸引力越大。高技术出口占据出口比例越高，往往其技术水平越高，一方面我国一部分跨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往往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不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有一部分社会责任，包括引进高新技术，被投资国技术水平越高，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另一方面该国技术水平越高，生产水平越高，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自身生产效率，从而节约成本，获取更大利润。

四、稳健性检验

（一）制度距离对于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现有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制度距离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国制度得分在RCEP国家中与印度尼西亚相近，处于第12位左右的位置。本文主回归发现被投资国社会制度得分越高，我国对于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反而越低。本文通过将社会制度得分替换成中国与该国的社会制度得分差值的绝对值，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得出制度距离与本国OFDI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

表3（1）列，本文进行了基准回归，标准的OLS回归说明，社会制度得分差距与我国对外投资成显著负相关，但其结论缺少稳健性。表3（2）列，在社会制度得分差距单独影响下，社会制度得分差距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表3（5）列进行了总回归，将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控制变量全部列入了回归范围，结果表明社会制度距离越大，我国对于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越大。社会制度得分距离越大的国家，往往其社会越稳定，政策具有可预期性，尽管不能提供税收优惠、用地审批优惠等便利条件，但是其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辅助提高我国跨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来弥补税收、用地审批政策上所缺乏的优惠措施。

另外，制度差异越大，也意味着两国间居民的相似性越少（教育、习俗等），根据供需原理，两国之间企业生产的同质性也就越低，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该国供给的数量较少，从而满足了市场导向型企业的需求，而且我国跨国企业可以将该国居民的偏好与本国已有产品进行融合，形成新的产品竞争优势，以通过海外投资对国内竞争产生帮助，获取国内市场的更大份额，帮助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本文将社会制度得分指标切换成制度距离得分以后，该国高技术出口占据出口比例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依旧与我国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显示原有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二）东道国要素禀赋对OFDI存量的影响。本文主回归采用的OFDI数据是2003～2018年流量数据，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用OFDI存量数据来替代原始的OFDI流量数据，从而得出原始结论是否适用于OFDI存量数据。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额与其他数据存在着数量级的差距，所以同样取对数处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

首先进行OLS回归中ssc、edcs、hte变量的符号没有改变，而且显著性也与原假设保持一致。即在OLS回归中，社会制度得分与中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受到高等教育人群比例与中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而高技术出口与中国OFDI无显著的关系。再进行社会制度得分、人力资本、科技禀赋与中国OFDI的一一回归，其结果与主回归相一致，即社会制度得分与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人力资本、科技禀赋与中国O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再将这三个主要变量与控制变量一起进行主回归。根据（6）列可知，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与主回归中的系数是同向的，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都在5%水平上显著，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框架下，我国OFDI与被投资国的社会制度得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二是受到高等教育人群比例越高，越能吸引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三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与该国的高技术出口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建议：我国应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吸引外资；提高本国教育水平，让“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推进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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