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共同富裕大背景下，用消费不平衡能够更好反映居民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间的消费不平衡更加值得探讨。而民族地区大多数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会更加深刻，因此研究民族地区的城乡间消费不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民族地区面板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并通过模型稳健型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发现在民族地区城乡间的收入不平衡是城乡间消费不平衡的最主要因素；民族地区的税收并没有起到调解收入差距的作用，造成城乡间消费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电子商务发展缓解民族地区城乡间的消费不平衡。据此，提出参考建议。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乡消费不平衡；城乡收入不平衡；税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5月25日
前言
共同富裕可以促进消费的均衡发展，因为当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合理，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而消费不平衡则会导致一些人群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和服务，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消费不平衡是共同富裕的障碍。消费不平衡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消费不平衡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需求结构失衡，影响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消费不平衡还威胁了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消费不平衡的解决之道。共同富裕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共同富裕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质。共同富裕要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预期收入和消费意愿。共同富裕要求培育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引导居民合理节约消费，提高消费效率和效益。共同富裕本身就含有公平、平等和均衡的意义，不平衡自然是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象。不平衡包含经济发展不平衡、福利不平衡、收入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城乡发展不平衡又包含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和城乡居民消费不平衡等问题。因此，解决城乡居民消费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一、文献回顾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消费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社会保障制度、风俗习惯等。这些因素也会对消费不平衡产生影响，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孙豪与毛中根（2017）在相关研究中从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宏观方面考察居民消费不平衡的成因。之后，范晶与高艳云（2022）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数据，通过回归结果和Shapley值分解方法计算得到2013～2019年各因素对消费不平衡影响的绝对贡献额与相对贡献率，分析发现收入是影响中国家庭消费最重要的因素，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对消费不平衡的影响度有所上升，缩小收入差距依然是降低消费不平衡的关键。
众多研究均认为收入是消费的最基础的决定因素。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仅与短期收入有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并认为消费量是收入的函数。根据以上理论可以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在没有其他外在变量的影响下，收入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消费上的不平等。一部分文献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不平衡的扩大。如，杭斌和修磊（2016）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家庭总消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李小克和李小平（2016）认为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结构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均证实了城乡收入不平衡扩大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事实上，收入不平衡也会对消费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杨海平（2017）的研究认为收入不平衡的加剧是我国消费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并且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我国居民消费的不断下降。李晓琴（2018）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是总体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同样，也有研究证实了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关系。易行健和肖琪（2019）研究发现收入不平衡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在异质性方面，王晋玲与公亚丽（2020）认为收入不平衡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在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姚健与臧旭恒（202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无论持久性冲击还是暂时性冲击，农村家庭都比城镇家庭有更大程度的消费保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有更大程度的消费保险；相比年轻群体，老年群体对持久性冲击有更小程度的消费保险，并且认为收入不平衡与消费不平衡并不是同步变化的。
目前，学术界在衡量消费不平衡时多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分位数法等方法，对消费不平衡进行测度和来源分析，在消费不平衡的影响因素方面，众多文献基于全国或省域数据，验证了收入不平衡是消费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目前对民族地区的消费不平衡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空白。鉴于民族地区的微观数据缺乏，因此本文用民族地区的城乡数据来研究城乡收入不平衡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的增加多。消费函数可以用下列方程表示：
c＝α+βy （1）
其中，c代表消费，α代表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部分，β为参数，βy表示收入引致的消费。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城乡消费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本文参考李小克和李小平（2016）计算城乡消费不平衡与城乡收入不平衡的方法，采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衡程度。因此，式（1）变成了方程式（2）：
gc＝α+βgy （2）
其中，gc代表城乡居民消费不平衡的基尼系数，g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基尼系数，βg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引致的城乡居民的消费不平衡，α代表常数项。
由于造成城乡居民消费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如税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地区的城镇化率、对外开放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农村发展水平、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商品的购买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需要把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方程式（3）中，如下：
gc＝α+β1gy+β2tr+β3pgdp+β4fe+β5ur+β6ie+β7is+β8rdl+β9ed+β10app+β11hm （3）
在式（3）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需要考虑到人口因素，本文用人均GDP来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用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用人口城镇化衡量地区的城镇化率，用境内目的地的进出口总额衡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用农林牧渔的产值来衡量农村发展水平，用快递的数量代表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GDP的比值代表商品购买力，用公路里程代表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且由于各个变量的单位不统一，需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因此根据式（3），构建出一个静态面板模型，如下：
lngcit＝α+β1lngyit+β2lntrit+β3lnpgdpit+β4lnfeit+β5lnurit+β6lnieit+β7lnisit+β8lnrdlit+β9lnedit+β10lnappit+β11lnhmit+μi+εit （4）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EPS数据库平台，其中由于人口数据部分年份有缺失，因此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查找相关的人口数据，进行补充。数据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03～2021年。为了剔除不同数量级和不同单位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三、实证分析
本文为了探究民族地区城乡收入不平衡和税收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影响，对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表1）
模型1只把城乡收入不平衡变量放入，模型2把所有城乡收入不平衡变量都放入，模型1和模型2都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是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4是进行随机效应回归。
从模型2来看，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民族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衡是造成民族地区城乡消费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且是正向作用，并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也就是说随着城乡收入不平衡的程度加深，民族地区城乡消费不平衡的程度也会随着加剧，并且城乡收入不平衡每增加一个单位，城乡消费不平衡就会增加1.789个单位。
在控制变量方面，税收、财政支出、城镇化率、对外开放水平、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税收、财政支出和电子商务发展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但是这几个变量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影响却不同。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消费不平衡，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在财政支出中比较重视民生，对农村投入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消费；在电子商务方面，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快递行业飞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农村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农牧民的消费。税收、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消费不平衡，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牧民中收入提升较快的人群进入城市并定居在城市，留在农牧区的多是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这就会造成城乡消费不平衡的扩大。事实上，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农牧民进城打工，在城市消费，留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消费能力低的人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消费不平衡。在对外开放水平方面，进口的商品一般会流向城市，带给城市居民更多的商品选择，且进口商品价格较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平衡。在税收方面，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收入的变动较为敏感，因此税收的增加会拉大城乡消费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民族八省区200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收入对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城乡收入不平衡程度会显著加剧城乡消费不平衡的程度，且影响作用强度大于1。第二，税收的提高会加大城乡消费不平衡的程度。税收作为调节国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工具，对消费水平也产生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但是目前民族地区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调节收入，自然也就不能缓解消费上的不平衡状态，即税收与城乡消费不平衡呈现出同方向的变化。第三，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缓解了城乡消费不平衡的程度。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在民族地区，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非常注重，虽然依旧以城市发展为导向，但对农牧区的财政支出也是很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的城乡消费不平衡的状态。在电子商务方面，随着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消费者和消费品之间突破了时空距离的限制，使农牧民在消费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消费不平衡。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间的收入不平衡，进而缓解城乡间消费不平衡；第二，提升税收效率，改善税收结构，使税收更好地发挥调解居民收入不平衡的作用；第三，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民生性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农牧民消费时的后顾之忧，激发农牧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潜力；第四，鼓励电子商务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促进农牧民消费；第五，发展地区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牧民的收入。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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