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由于“经济外部性”的存在，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往往采用生态补偿机制。本文在阐述生态补偿对经济发展影响机理基础上，以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做准自然实验，采用广西区内13个市数据，利用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九洲江生态补偿政策对上游地区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对上游玉林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基础上，对九洲江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政策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环境保护；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5月28日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流域生态补偿作为践行“两山”理论的主要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机制对地区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和缓解贫困两个方面。耿翔燕等认为生态补偿可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张辉等认为短期内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可能给上游地区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但长期来看，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Locatelli认为，短期内流域生态补偿会降低农民的收入，但长期会带来减贫的效果。还有学者分析了不同补偿方式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娜仁等认为造血式补偿在扶贫效果上优于输血式补偿，且持续性更长。部分学者还支持“经济抑制论”的观点，认为生态补偿机制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如，张晖等认为当一二产业受到冲击的同时，第三产业没有及时增长，则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流域生态补偿对上游地区经济的影响存在“经济抑制论”和“经济促进论”两种观点。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质是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保护环境而损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造血式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缓解贫困促进公平方面有积极影响，然而当产业退出存在壁垒或产业间调整不及时时，这种积极影响的路径就会存在障碍，最终导致经济的抑制。

九洲江流域是横跨广西和广东的重要流域。其发源于广西玉林市陆川县，流经陆川县、博白县文地镇，广东廉江市，注入北部湾，是廉江市最大的河流。截至目前，粤桂两省已进行了三期的跨流域生态补偿合作，分别于2016年、2019年、2022年签订生态补偿协议。补偿方式为粤桂两省出资，再由中央考察生态目标完成情况后确定奖励资金，一并拨付给上游的广西地区，作为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这种补偿机制对上游地区经济的影响如何？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不是需要以牺牲上游地区为代价？如何平衡二者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九洲江上游地区为例，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玉林市人均GDP的影响，并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对上游地区经济影响的路径，最终提出政策建议。

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上游地区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生态补偿机制使上游地区丧失部分发展机会。流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环境牺牲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本质可以用外部性理论进行解释，上游的玉林市为发展经济，过度开发畜牧业和排污型工业，其产生的废水流至下游廉江市，破坏生态环境，威胁饮水安全。也就是说，上游地区发展的生猪养殖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外部性，虽然给上游地区带来经济增长，但却对下游地区带来福利损失，当下游地区的损失大于上游地区的收益时，社会总体福利就是下降的。上下游地区签订协议，下游地区通过转移支付限制上游地区污染性行业发展，这类似于“科斯定理”给出的解决外部性的方案，在这种制度中，上游地区会丧失部分发展机会。

（二）生态补偿机制影响上游地区产业结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降低了上游地区一二产业的产出比例，提升了第三产业的产出比例。九洲江流域上游污染主要来自养殖业污水和工业废水，对此，当地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划定九洲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沿岸2，000米范围内设限养区，200米范围内设禁养区，清理拆除禁养区内1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累计清拆养猪场1，662家，清理生猪23.11万头，拆除猪舍建筑面积51.1万平方米。此外，对流域附近数十家工厂进行取缔或改造。生猪养殖是九洲江上游地区第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为打击了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吸纳能力较强的服务业、旅游业转移。

（三）生态补偿机制减小上游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环保政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为阶段不同具有差异，短时间内对区域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但长期来看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发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上游地区技术创新既有积极影响，也存在消极影响。为了消除环境保护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企业往往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创新能力差的企业很有可能以为不适应改变而退出市场。然而，从短期看，生态补偿政策也确实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在其他方面的创新投入。

（四）生态补偿机制减小上游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流域生态补偿对上游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对上游地区农户的经济补贴，增加了农户的收入，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以九洲江流域为例，简易结构的养殖栏舍补助23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的补助350元/平方米，框架结构的补助570元/平方米。此外，对于参与“高架网床”生态养殖模式建设的养殖户，政府补偿400元/平方米。

1、新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力转移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在治理环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岗位，如流域的清洁人员，这些岗位一般都当地的乡镇居民担任，提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此外，随着河流的清洁，流域周围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带动旅游业、当地的农家乐甚至餐饮业的发展，这些新兴的服务行业也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增收。

2、产业的转型升级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政府部门在九洲江上游推广“高架网床+益生菌”生态化、“环保公司+养殖场（户）”专业化、“收粪合作社+养殖户”社会化、无害化等“四化处理”模式，改造273家养殖场，改造面积达38.2万平方米，同时也对多家涉水工厂进行一对一的专项升级改造。这些举措加快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二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生态补偿机制影响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间接影响经济。有研究表明，对经济增长影响因子最大的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可以促进较快的经济增长，而第一产业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可以提高产业的效益和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当收入较低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经济总体的消费水平，刺激低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从而带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

生态补偿的上游地区为保护河流水质，必然会丧失发展机会，如不采取配套措施就会降低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这也是为何在广东补偿广西1亿元的补偿资金的同时，中央仍拨付资金对广西进行补偿。只有足够的政府资金投入和配套措施，才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二、实证研究

（一）变量设置。本文因变量采用人均GDP，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张晖等的研究中，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沿用。具体指标解释如下：（1）人力资本，通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但由于数据难以获得，本文用中小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代替；（2）产业结构，本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3）投资水平，本文用人均总投资表示；（4）劳动力投入水平，本文用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数/总人口表示。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均采用市辖区数据。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除百色市以外的13个市为样本，2010～2019年共十年数据，其中九洲江流域上游的玉林市作为实验组，其余市为对照组。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表1）

（二）模型设置与回归结果。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it=β0+β1did+β2time+β3treated+λXit+εit

其中，变量time（时间虚拟变量）表示政策执行时间，其系数表示政策开始时间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共同冲击，由于2019年以后各地区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本文数据截至2019年，又因九洲江生态补偿政策第一期实行时间为2016年，所以2016～2019年time取1，2010～2015年取0；treated（地区虚拟变量）表示是否为政策实施地区，其系数代表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玉林市为实验组，其余为对照组，所以玉林市取1，其余市取0；所有样本可分为四组，实验组在2014年以前，实验组在2014年以后，对照组在2014年以前，对照组在2014年以后。did是time和treated的交乘项，用来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X为各个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水平。i表示各个地区，t表示年份。

进行回归后，结果如表2所示，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拒绝原假设，说明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适用固定效应模型。两个模型均显示did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投资水平不显著。（表2）

实证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上游的玉林地区经济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玉林市在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时损害了当地的经济效益，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以及配套措施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三、对广西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缺乏系统的生态补偿立法。生态补偿要用法律手段严格约束各利益主体，促使其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调节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广西现有的生态补偿地方法规和制度较零散，对涉及生态补偿的内容简单、范围不够全面，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生态补偿立法还缺乏系统性。

此外，生态补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完整的产权体系来确保其顺利运行。但广西产权制度尚未完善，自然资源所有权确权和登记尚未完成，生态补偿工作受到限制。

（二）增加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环境规制本身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只有外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对冲经济的抑制作用，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下游地区的广东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上游进行补偿，中央政府也根据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拿出相对应的资金补偿给广西。但总体来看，并没有有效抑制经济衰退，从对农户的补偿金标准来看，应当再增大投入。

广西农业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多以政府资金补偿方式为主，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支付压力比较大，资金来源有限，缺乏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主动参与，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农业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由于财政资金投入不足，政府、企业、个人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差异大。

（三）建立生态补偿检测机制。目前生态补偿依据的调查、监测、评估、研究等基础体系尚未建立，没有建立系统、全面、适用的生态补偿数据监测体系和操作模型。缺乏系统的生态补偿试点和示范，补偿的科学依据不足，补偿标准、方式、范围不尽合理。

（四）增加受偿地区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影响上游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这些转变都需要足够的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政府应当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河流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只有政府投入才能在整体上保持河水清洁。具体到个体农户和私营企业，应当给予实物资本补偿，帮助其进行产业升级，建立绿色产业模式，同时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否则农户和企业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达到政策目的。

（五）补偿方式多元化。目前，广西的生态补偿方式比较简单，补偿范围较小。广西生态补偿缺乏培训、教育和技术转移等具有“造血功能”的补偿方式。在一二产业被抑制的同时，产生的失业必须能够快速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当中，而受教育程度低自身能力受限的人群将很难完成劳动上的调整，造成失业的同时也会影响经济发展。“造血式”的补偿方式可以让当地居民快速完成就业调整，恢复甚至提高生产力水平。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耿翔燕，葛颜祥，王爱敏.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云蒙湖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04）.

［2］张晖，吴霜，张燕媛，虞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2）.

［3］Locatelli，Rojas，Salinas.Impact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n Local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Costa Rica：A Fuzzy Multi-Criteria Analysis［J］.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08.10（05）.

［4］娜仁，陈艺，万伦来，林春鑫.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2010-2017年安徽新安江流域的经验数据［J］.财政研究，2020（05）.

［5］卢文秀，吴方卫.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2000-2019年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22（07）.

［6］E Horváthová.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n firm performance：short-term costs and long-term benefit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2.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