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公众的健康行为每天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公众对于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也在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本文以浙江省中青年为调查对象，探索公众对“未实施、假定实施”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并同步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支持度的影响，为后续的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机理研究提供借鉴价值，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干预方向。

关键词：政策支持度；健康促进政策；logistic回归模型；健康行为

基金项目：2023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提升健康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公众接受：基于参与式设计（Co-design）理论的政策声明研究”（项目编号：2023R425002）。通讯作者：丁烨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6月27日

健康行为（如吸烟、饮酒、高糖饮料的摄入）对公众健康存在影响，健康不良行为不仅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发生、发展的主要危险因素，也是影响公众心理健康、智力发展、人际交往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不同的健康行为对Ⅱ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影响不同，有健康不良行为（吸烟、饮酒、饮食油腻、体育锻炼小于2次/周）的患者血糖升高较明显。在2013年至2019年，美国公众因过度饮酒导致死亡的估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其中20～49岁的中青年人因过度饮酒导致死亡的估计人数所占比例达同年龄段的20.3%，其主要死亡原因包括酒精性肝病、其他中毒、机动车交通事故等。所以，促进有益的健康行为（如戒烟、限酒）对人们健康十分重要。

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健康行为最有效的举措就是推行健康行为促进政策。但是，公众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理解并不总是与政策制定者设定的优先事项相一致，这导致政策推出后公众支持度欠佳，实施效果受限。因此，在健康行为促进政策决策早期，鼓励公众参与并考虑公众看法，有利于趋同公众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

正因为如此，各国学者纷纷开展了对“未实施、假定实施”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调查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公众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都持有积极态度。韩国学者曾开展了一项对健康税及媒体对有害产品的监测这两项政策支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71.8%的受访者总体上支持征收健康税，同时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媒体对烟草、酒精、饮食广告以及食品广告进行监管。在国内，学者对浙江省温州市公众进行了禁烟政策支持的调查，其中86.1%的调查对象支持学校实行全面禁烟政策，81.4%的调查对象支持医院内全面禁烟政策，51.5%的调查对象支持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政策，公众对餐厅和酒吧的全面禁烟政策支持度较低。

除了对支持度进行描述研究外，学者们也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探索。其中，社会经济因素作为能抑制或提升人群对医疗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也被许多学者纳入研究变量中。国际酒精控制（IAC）研究的南非分部在对支持酒精政策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低收入人群比中高收入人群更支持“限制酒精饮料出口数量、增加税收”等限制酒精饮料政策。而来自国际酒精控制的另一项研究表示，公众对限制酒精饮料政策支持度在低收入国家中最高，在高收入国家最低。此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感知度等均会影响公众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

然而，现有研究多来自国外。较国外多角度、较全面的研究而言，国内对“未实施、假定实施”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研究发表较少。此外，社会经济因素中，探讨最多的变量是收入，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因素探讨的不多。同时，研究显示，公众对社会的感知（比如社区安全感、是否感到被社会孤立等）也能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比如环境保护）的支持度，但几乎没有研究探讨该类变量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作用。

因此，本文以浙江省中青年人群为调查对象，探索公众对“未实施、假定实施” 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并同时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公众支持度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议和干预方向。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2022年12月～2023年5月，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线上问卷的形式，对浙江省14～59岁人群开展调查，了解他们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并探索社会经济因素对支持度的影响作用。在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本研究共回收问卷1，382份，有效问卷1，359份，有效率98%。

（二）问卷内容。本次调查的问卷内容包含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和学历）、经济情况（年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健康需求因素（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和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健康行为因素（每周运动次数、每天吃蔬菜水果的份数、是否饮酒、每周吃糖类食品的次数、是否吸烟）以及公众社会感知因素（社区是否提供安全感、自身是否乐观、自身是否感到被孤立）等。

问卷调查了以下两条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1）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如限制高热量零食或含糖饮料在学校附近的街角商店出售、在包装上绘制图形警告标签、提高税率等）；（2）限制酒精饮料（如限制酒精饮料在当地的街角商店出售、酒瓶上绘制图形警告标签、提高税率等）。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来描述中青年对政策的支持度。1～5分分别表示非常不支持、不支持、一般、支持和非常支持。在后续分析中，我们将支持程度划分为两类：1～3分为“不支持”，4～5分为“支持”。

（三）资料分析。首先，对“中青年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Chi-squared test和Cochran-Armitage test比较各个政策支持度在社会经济因素间的分布差异。之后，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探索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检验水准α值取双侧0.05，统计软件为R-3.6.0。

二、数据与结果

本次调查共纳入1，359名14～59岁中青年。其中，女性占半数以上（1072，78.88%），年龄以14～24岁人群居多（902，66.37%），城市人口占50.33%（684），多数为未婚等其他婚姻状况（1049，77.19%），学历多为本科及以上（1014，74.61%）。

（一）中青年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经调查，中青年对“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项政策的支持度为50.48%（691人）；对“限制酒精饮料”这项政策的支持度为60.41%（821人）。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项政策的支持度在年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间的分布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差别（P>0.05），但在是否有养老保险、社区安全感感知以及孤立感感知等因素间的分布存在差异（P<0.05）。具体来说，有养老保险、感知社区更安全、感到被孤立的人对这两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更高。

（二）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为了更明确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logistics回归来进一步开展多因素分析。表1结果显示，相较收入≤29，000元的中青年，收入≥80，000元的中青年对“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支持度更低（OR（95%CI）=0.66（0.46～0.95））。此外，有养老保险、感知社区更安全的人群更易支持“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项政策（有养老保险OR（95%CI）=1.40（1.05～1.85）；感知社区安全OR（95%CI）=1.76（1.29～2.41））。但相较感知被社会孤立的人群，没有感知到孤立感的人群对“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项政策的支持度反而更低（OR（95%CI）=0.48（0.37～0.61））。（表1）

社会经济因素对“限制酒精饮料”这项政策支持度的影响略有不同。比如，是否有养老保险、感知社区是否安全等因素与该项政策的支持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关联。但与“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类似的是，相较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中青年的支持度同样比较低（OR（95%CI）=0.73（0.55～0.98））；且没有感知到孤立感的人群也更不易支持这项政策（OR（95%CI）=0.65（0.50～0.83））。

由此，我们发现收入可能会影响中青年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收入越高的人群支持度反而越低。另外，孤立感也是影响支持度的重要因素，但没有感知到孤立感的人群却更不易支持政策，这需要进一步探讨原因。

三、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探索了浙江省中青年对“未实施、假定实施”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并同步探讨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本研究中，中青年对“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项政策的支持度为50.48%，对“限制酒精饮料”这项政策的支持度为60.41%。有研究表示，1990年，国外公众对限制酒精饮料政策的支持度已达63%，而对于限制高热量食物政策的支持度为37%。在英国、威尔士、爱尔兰等地区，公众对大部分“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相关政策的支持度在50%～60%，对“提高高热量食品税收”这一政策的支持度在40%左右。此外，超过70%的英格兰及苏格兰公众支持限制酒精饮料政策。相较于国外此类政策，本次调查研究数据中，中青年对“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政策的支持度与国外同类研究数据基本持平，但中青年对“限制酒精饮料”政策的支持度较国外同类政策研究数据相对偏低。

本文发现，相较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对政策的支持度更低。此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较中、高收入人群而言，低收入人群对政策的支持度更高，同时中低收入国家人群对政策的支持度较高收入国家更高。

本文结果显示，医疗保险与支持度不相关。养老保险仅与“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个政策的支持度相关，与“限制酒精饮料”这项政策支持度无关。尽管目前国内外研究尚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健康行为政策的影响，但医疗保险可能会影响人群健康行为的发生。与没有参保医疗保险的公众相比，有医疗保险的公众其健康不良行为（如饮酒、运动次数减少，但不包括吸烟）发生频率更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越高其健康不良行为发生频率越高。而对于新农保养老人群，新农保增加了健康消费等渠道，有效减少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不良行为（吸烟等）。

多因素结果表明，感知社区更安全的人群更易支持“限制高热量零食（薯片和糖果）或含糖饮料”这项政策，但与“限制酒精饮料”这项政策支持度不相关。此结果与其他文献结果有一定的相似，但也存在差异。以往研究表示：公众安全感作为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公众政治信任的中介，公众的安全感感知能够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国外学者在了解个人价值观与支持酒精与烟草控制政策的关联时发现，“能够确保家人安全”这一价值观同样影响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与此同时，结果显示孤立感感知也是影响政策支持度的重要因素，但没有感知到孤立感的人群却更不易支持政策。虽然没有具体的社会孤立感感知对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度的影响研究，但是多项研究表明，感知社会孤立感与孤独感显著增加新发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同时显著影响晚年认知功能。社会孤立感感知越清晰的老年人，其感知对健康行为影响越明显，健康行为越消极，而情感缺失等状况得到缓解的老年人其健康不良行为也会逐渐减少。本次研究与既往研究观点有所出入，但考虑到多项研究的主要人群为中老年人，而本次研究的主体为中青年人，调查结果也会因为主体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设计是横断面研究，因果推断能力有限。此外，本调查是自填式问卷，自我报告的答案可能受到回忆偏倚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探讨我国中青年对“未实施、假定实施”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作用。本文结果不仅深化推进了公共卫生政策理论的研究，也有助于政府在实践中开展有效行动以促进政策的推行。（一）医保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应以促进公众自主健康行为为导向，提高医保政策的科学性与精确度，提倡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就医、养老需求，从而提高公众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二）建立健全社区安全保障机制，提高社区治安管理能力，立足于广大人民的根本需求，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加强安全保障设施建设。（三）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促进行为宣教力度，协助公众正确认识健康促进行为，以此来提高公众对健康行为促进政策的支持度。

（作者单位：杭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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