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
 |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
|
|
| 金融/投资 |
| 数字普惠金融对广西乡村振兴的影响 |
| 第726期 作者：□文/杨 隽1 李亚菲2 时间：2024/4/1 11:58:16 浏览：98次 |
［提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广西为例，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系统GMM方法
基金项目：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科研课题：“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与路径研究”（编号：2023KYYB40）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6月9日
近几年，相继颁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文件，均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进程，积极创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切实促进“精确”和“普惠”在金融发展中的有效融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推进。广西作为西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中东部地区而言偏低，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广西乡村振兴影响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本文主要研究在2011～2021年11年间广西14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选取2011～2021年广西各地级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具体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及其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2022年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对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差值法进行了补缺。同时，为保证数据分析顺畅，参考了其他相关文献的处理方法，对绝对值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二）变量界定
1、乡村振兴的衡量。目前，对乡村振兴水平的衡量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诸多学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内涵以及实际情况，采用主观或客观的评价方法进行测度。例如，利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和诠释，以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进行客观评价，或根据实地调查结果采用主观方法进行分析。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通过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反映乡村振兴的进程，例如张寒孟、李佳恒等。因受限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拟选取广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来衡量其乡村振兴水平。
2、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是利用数字化信息手段解决普惠金融在服务过程中面临的空间距离远、高负担性、信贷困难等无法有效解决的难题的新方式。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产业的支柱地位，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成为分析经济社会运行水平的有效切入点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受北京大学优越的学术资源和蚂蚁金服在社会的普及度，使得二者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成为当下较为权威的衡量。其内容包括对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方面的具体衡量。本文根据权威性及时效性，采用 2022年北京大学公布的广西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其各自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的衡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所拥有的要素资源越能在城乡间实现共享，助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GDP）作为控制变量之一，选取广西14个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具体的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代表着国际市场的占有力，影响着乡村农产品销路的开发和乡村农产品需求的强度，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因此，本文选择对外开放程度（OPEN）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并采用当年平均汇率转换后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具体的衡量值。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事业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助资金，因此财政的支持力度（FC）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故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用广西14个地级市的农林水支出占政府一般性支出的比值表示。交通运输水平（TC）影响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广西地处在群山环绕之中，许多乡村以深山为伴，山既是资源又是通往外界的屏障，因此交通是广西乡村通向外界，发展和宣传本地特色的必要条件，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展。因此，本文将交通运输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之一，以广西14个地级市的公路里程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作为与外界沟通的另一种方式互联网（INT），以其虚拟性的特点达到无障碍的交流，其普及率代表着乡村振兴事业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基础条件，也影响着乡村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以广西14个地级市的互联网用户数进行衡量。具体变量指标如表1所示。（表1）
（三）模型设计与方法估计。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广西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在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逐一进行分析的同时，考虑到广西各地级市当期乡村振兴水平可能会受过去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拟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Yit=α0+α1Ruralit-1+α2DIFit+β3∑θCVit+εit
式中，Y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乡村振兴水平；DIF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维度指数；CV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下标i表示广西各地级市、t表示年份；β和θ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本文选择的数据变量n大于时间t，判断为短面板数据。为解决短面板数据的局限性和内生性，选择广义矩估计方法中的系统矩估计，即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践研究。
（四）描述性统计。表2展示了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后的结果。（表2，表中数据由stata15计算所得，下同）
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广西14个地级市在对外开放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互联网普及率方面的不均衡发展较为突出。其中，对外开放水平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达219倍，这反映了广西各地级市的对外贸易存在巨大差异，区域分化严重。互联网普及率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4倍，反映出广西各级地市网络化、数字化能力不协同。
（五）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主要用于初步判断回归的可行性，是采用系统GMM方法的必要步骤。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
（六）回归分析。模型的检验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保障，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回归后，采用系统GMM模型常用的检验方法，即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和Sargan检验，对系统GMM模型的工具变量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表4依次报告了将广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维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的系统GMM回归分析结果。4个回归模型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AR（2）的概率）均大于0.1，无法拒绝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即验证了回归方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Sargan过度识别的检验数据也均大于0.1，证实了所被解释变量Rural有工具变量为外生，工具变量有效。由此可以证实整个模型的设定是合理有效的。（表4）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广西乡村振兴之间明确有正相关关系，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总体回归方程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的系数为0.187，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平均提高5个单位，广西乡村振兴水平提升0.187%，标志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且正向地促进广西乡村振兴的进展。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加持，实现了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延伸、使用深度的渗透，乡村居民可以获得低成本、有针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有效推动乡村各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为乡村居民致富营造良好的条件和机会。
分维度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益，有助于探求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分别将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动态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覆盖广度（DIF1）的回归系数为0.03，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对广西乡村振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正向效应尚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广西乡村的覆盖面尚且不足。广西乡村多在山区，空间距离远，加之广西各地级市的互联网普及率离散程度较大，不均衡的网络化条件和协同效用受限的数字化现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延伸和“普”性优势的发挥。因此，广西应加强互联网的普及，并利用互联网加持普惠金融，进一步实现普惠金融覆盖面的扩大，以“普”性优势激发正向促进效应。
使用深度（DIF2）的回归系数为0.000，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广西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为0，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受覆盖广度的不足，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效应的显现；另一方面广西数字普惠金融产品、非基础金融业务在乡村发展的不足影响了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的使用深度指标的具体内容分析推测，可能广西在乡村开展信贷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和信用业务方面尚且还有较大的空白，进而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效应的发挥。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较为复杂，乡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所限，较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深度的熟练应用，进而限制了金融服务的支持成效。
数字化程度（DIF3）的回归系数为0.067，系数为正，表明数字化程度与乡村振兴也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且在三个维度中对广西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明显，但也依然未满足统计层面的显著效应。受技术的发展与互联应用，使用移动支付和扫码支付已成为了乡村居民的生活常态，为乡村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进而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有利的正面环境。然而，受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数字化程度的实惠性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导致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推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渗透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同时，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完善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涉农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增大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的边际效用。
综上所述，广西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依靠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激发。在两个维度的正向激发下，使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促进乡村振兴正向发展上有了显著的效应。
二、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业的升级模式，对实现乡村振兴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本文以广西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数据为依据，在引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以系统GMM方法为研究手段，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广西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双轨正面激励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广西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广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积极作用；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较大，对乡村振兴促进作用的边际效应可观。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一）刺激多方契合力，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广西乡村振兴的零推动作用使其成为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突破点。使用深度主要在于有产品、有服务、能使用、好适用等方面。因此，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一是要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打造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全内容、全产业链发展，推广定制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如线上自动金融应急贷款，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和以“公司+基地+农户”为核心的村投体系等。二是加强对乡村居民的金融宣讲。政府可以利用社交平台、电视、广播等形式，以简洁易懂和接地气的乡村语言将金融知识渗透到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乡村居民人人了解金融，识措施，知风险。三是打造供需双方的沟通平台，以信用系统为根基，提升金融服务方产品的集成展示和介绍，拓宽乡村居民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实现双方金融供求的契合，进而助力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二）采用“点、线、面”三位一体模式，提升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广西乡村振兴的正向推动不显著，表明了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上仍需继续推进，以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一是优化金融机构下沉，构造规范化、便民化的金融便民服务站，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扩大金融机构涉农深度。二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扩大现有乡村金融服务数字化覆盖面，实现金融机构触角的延伸和业务的升级完善。三是扩大金融在乡村的服务对象，实现对乡民生活、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点、线、面”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的金融服务覆盖。通过深化机构入村，扩大服务数字化覆盖面，扩展服务对象层面，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涉农力度的推进，全方位促进乡村振兴。
（三）完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化品质，提高数字化程度。数字化技术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显著特点和集成优势，然而广西14个地级市互联网的普及率并不均衡。因此，首先应重视互联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宽带覆盖率，普及智能手机终端，为普惠金融推进乡村角落构建数字化、网络化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环境，有效解决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盲点。其次应提升数字化普惠金融的科技含量和技术集合力。通过技术集合，提升普惠金融精准力。例如，利用数字化技术间的融合化解乡村金融回报低、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难题。通过融合协同的数字化技术，高效实现“三农”要素的万物互联，踏入到区域性、全球性的价值链当中，促进乡村振兴的全面升级。
（作者单位：1.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柳州市龙潭公园管理处）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寒蒙，张子杨，汪昌阳.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35（05）.
［2］李佳恒.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农村经济数据［J］.山西农经，2023（04）.
［3］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
［4］马绿原.乡村振兴中数字普惠金融贡献研究［D］.郑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
［5］田霖，张园园，张仕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03）.
［6］李季刚，马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37（10）.
［7］康书生，杨娜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511（02）.
［8］李琴.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实证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22.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