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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运河与徽商互动发展研究 |
| 第726期 作者：□文/李小凡 时间：2024/4/1 11:59:39 浏览：530次 |
［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大运河开凿与利用的重要时期。大运河沟通南北，对明朝统一天下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大运河这一经商的交通要道，徽商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壮大，而徽州商帮的经营活动和多项义举，又反过来促进沿运城镇的经济繁荣及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大运河与徽商形成良性互动。
关键词：明清；徽商；京杭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F329.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7月26日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贯通将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统治者将其视为王朝的生命线，对运河的开凿、管理和漕运等方面都更加重视。徽州商人活跃于明清的商业舞台上，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运河以其强大的漕运功能吸引着徽州商帮聚集在沿运区域。借运河这条商业贸易的重要运输通道，徽商经营盐、茶、木、典当等行业，其生产经营活动又带动了运河沿岸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同时徽商在沿运城镇扶危济困、捐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沿岸百姓的生产生活。
一、明清运河与徽商发展概况
（一）明清时期运河的历史作用。自开掘以来，大运河一直发挥着维系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为取得江南财赋而改造运河，实施了大运河的改线工程，重点开掘了卫河与泗水间的会通河、济州河，以及北京与通州的通惠河，实现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六大水系一脉相连，开创了南北经济、文化发展交流的新时代，为明清两代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继续沿用元代修建的大运河开展大规模漕运，运河成为沟通江南经济重心的重要通道。
明初建都于应天府南京，运道十分便利，此时江西湖广的粮食由舟运沿长江直下；浙西、吴中的粮食经江南运河转运；凤、泗的粮食由舟运从淮水运出；河南、山东的粮食，下经黄河运出。明代迁都北京后，经济中心仍在江南地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相分离的局面，为了维持漕运，明王朝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着重对某些运段进行了整治改造，如疏通会通河、引汶济运、修筑高邮湖堤岸、开清江浦河道、建筑淮安五坝等。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馀里。”可见，待会通河疏浚成功，明王朝即废止了海运和由黄入卫的河运，漕粮的运输都开始倚赖运河了。
清代在漕运机构、管理制度、水源、线路、工程设施、防洪等方面都基本秉承了明王朝的旧制。为了维护漕运，清王朝也对运河进行了一系列治理，重点之一是疏浚山东境内的运河，来维持南北运河的畅通，二是维系中运河和里运河的通航，防范黄河、淮河和湖泊的水患。清康熙帝对运河的关心也远超历代帝王，他多次南巡进行实地考察，并总结自身治水经验。
由明至清，漕运始终维持着国家的稳定。为达到漕粮北运的政治目的，明清两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运河通航。这条流动的河，不仅是王朝的生命线，更是明清两代的商贸之河、财富之河。来来往往的商人汇集于此，利用运河进行商品运输和贸易，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其中尤以徽商作为典型代表。
（二）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徽人经商在东晋时期就有记载，当时徽州称新安，故又称新安商人。明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徽商。徽商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之上，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贾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五杂俎》中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将徽商与晋商视为两大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徽商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也有其一番艰辛的历史过程。
1、谋求出路。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使得徽人被迫外出经商。徽州府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此处万山林立，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耕地如此稀少，人们只好在山坳处垦辟薄田，但山高难以蓄水，尤遇暴雨时，粪壤之苗便被冲的荡然无存。乾隆《歙县志》记载：“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原本就山多地少、土壤贫瘠，加之西晋永嘉年间的中原战乱、唐朝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变这几次战乱，北方地区掀起移民浪潮，导致徽州人口不断增加，粮食自给不足，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人们被迫走出徽州、外出经商。康熙《休宁县志》中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秈，不宜稻梁……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足见徽州土地条件之差，粮食产出之少，百姓被迫经营其他产业以谋生。“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就这样，徽州人走上了“以贾代耕”的道路。
2、借势发展。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江南地区市镇兴起，都城人口增加，带动了区域社会的繁荣发展。如棉布与丝绸的生产，都出现了更为专业化的地区。明代学者王象晋在《木棉谱序》中记载：“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寡于艺。故棉则方舟鬻于南，布则方舟鬻于北”，说明当时已然形成了“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局面。同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出现，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商品换回货币。大批产品投放市场，当地难以消化，势必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达。此外，一些农民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和本地的需要，而是为了销往外地，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贸易则必须有商帮参与其中。明代运河的畅达极大地促进了徽商的长途贩运贸易，出现了“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的盛况。
二、运河成为徽商经营的交通要道
（一）附载土宜：运河增加了漕运的经营功能。明永乐时期废海运而改漕运，陆路转输所费不赀，因此运河成为南北物产交流的主要运输通道，也成为徽商经商的交通要道。虽然历史上大运河的主体功能在于大规模的粮食运输即漕运，但漕运同时作为一种市场经营活动，也内蕴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发展到鼎盛时期，在京杭运河航运的漕船，多达万只以上。明、清王朝利用漕船将南方的漕粮、贡品、特产、手工艺品和鲜货甚至花、草、虫、鸟、走兽等送往都城，除此之外，准许在完成漕粮运输任务的情况下，附带沿途买卖的“土宜”商品到京城或者在沿河地区贩卖，而且“附载土宜，免征税钞”，明弘治年间规定每艘不得超过十石、嘉靖时放宽到四十石，清朝初期，按惯例漕粮之外每艘外带六十石。漕船“回空”返回又装载各种农产土货，以及增载客商，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从而促进了南北两地商品的流通。清冯桂芬《显志堂稿》记载了清代漕运的盛况：“自京师之东，延通州，仓廒连百，高樯栉比，运夫相属，肩背相接。其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运河，迢递数千里，闸官闸夫相望，高樯大舸相继，运船以数干计，船丁运夫以数万计，设卫所官以数百守之，各省置粮道坐粮厅以司之，南置漕运总督，北置仓场总督两大臣统之。”大运河的运输繁忙，可见一斑。
（二）种类多样：运河扩大了徽商的经营范围。徽商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分布于交通便利之处，运河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吸引着徽商等商帮的聚集，成为其商业贸易的主要运输途径。在日益加强的南北贸易中，随处可见徽商活跃的身影。歙县丰南吴氏自宽公“资蓄益厚，业益广，往来吴越齐鲁间，金刀、锦琦，流溢于南北”；徽商许海在父亲去世后，继承父亲基业，“挟赀往来吴越燕赵间”。徽商经营范围较广，涉足行业各种各样，“猗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但主要以盐、典、木、茶四者为大宗。
1、徽州盐商。作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必需品，盐业的经营向来获利颇丰。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始的，但其发展壮大则是因为“开中折色”的实行。“开中制”时，徽州盐商需要千里迢迢赴边输粮换取盐引，再南下支盐，而“开中折色”则使其“无远涉之苦”，只需到两淮或两浙盐运司纳银买引，就可以在当地支盐了，这对于徽州盐商是十分有利的。两淮盐运司设在扬州，两浙盐运司设在杭州，这两处距京杭大运河不远，徽州距离扬州、杭州也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从水路启程由新安江可至杭州，经青弋江等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可直抵扬州，徽州盐商从扬州、王家营、清江浦等沿运城镇由发达的内河水运将食盐运往各地。不少徽商凭借地理优势涌入两淮、两浙地区，盐业的高额利润使其很快致富。如，弘治、正德间，歙人许大兴“以盐筴往来淮楚间，起家累巨万”；嘉靖时期休宁人汪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赀至巨万”。清代徽州盐商已达到“两淮八总商，邑人（歙县）恒占其四”的规模，足以反映清代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势力之强大。
2、徽州典商。明清时期，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行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典当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徽州典商从业人数多、分布范围广，以致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沿运区域是商贾云集、百货荟萃之处，商贸的发展使得白银需求量激增，徽州典商也借此得势。北京地区有着大量的徽州典商，据《明季北略》记载，“汪箕，徽州人士，居京师，家赀数十万”。江浙一带，典当业更是几乎为徽人所垄断。崇祯《嘉兴县志》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户无多田。”扬州在万历时期就有“新安诸贾擅其利”之说，江浙一带的县城也遍布徽州典商的店铺。明清时期，徽州典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远超其他商帮。
3、徽州木商。徽州地处亚热带丘陵地区，气候温和，林木众多，因此木材业也是徽州商人的重要产业之一。明清时期，徽州木商从新安江到达杭州，将杭州作为贩运木材的重要集散地，一部分在杭州本地销售，一部分经运河销往嘉兴、湖州、松江、苏州、常州一带，并北上运往扬州、泰州、淮泗等地。如，婺源商人王学炜“业木泰州，值水荒，倡首捐钱三百贯，米五十石”；汪堰“余百金尝货木淮泗”；俞悠春“尝业木维扬，赀颇饶，辄喜施与”。徽州木商在明清时期活动范围更广，运输规模更大，在徽州商帮中占据重要地位。
4、徽州茶商。明清时期饮茶成风，徽州茶商凭借当地盛产名茶的优势，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徽州茶商活动范围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足迹几遍江、浙、闽、广诸省，苏、松、淮、扬诸府，以及临清、济宁诸州。这些地区多位于运河沿线，徽商茶叶借新安江出徽州地界，经宁国府、溧水县、句容县，在河口附近渡江到仪征，然后沿漕河北上，最终抵达北京。这是明清徽茶北运最重要的路线，运河沿岸城镇茶叶的行销，都与这条运输线路密切相关。运河流经的城市也因此成为茶叶转销枢纽，推动了徽州茶商营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三、徽商带动沿运城镇的兴盛、安定与发展
（一）“无徽不成镇”：徽商助力沿运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畅通改善了沿运城市的交通条件，使得南北两地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一批具有商贸功能的沿运城镇相继兴起。交通的便利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商帮在此汇集，开设店铺、运输货物，促进了北京、山东临清、直隶淮安、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一批沿运城市的发展，使这些地区成为“商船辐辏之处”。在一众商帮之中，尤以徽州商帮的经营活动对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万历年间还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俗语。
1、北京。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商船大多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此时北京“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汇聚了大批商人。《歙事闲谭》中载：“据黄记，则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十。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歙县商人经营数量之众、商业资本之雄厚。
2、临清。临清位于卫河与运河交汇之处，其“连城依阜，百肆堵安，两水交集渠千構云集，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通畅的水运促进了临清与各地区的经济往来，也吸引了各地商人来此进行经济活动。“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足见徽商移民临清人数之多，在临清的势力之庞大。这些商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经由运河源源不断地送往临清，再由临清向其他地区转贩，至明景泰年间，临清已呈现出“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的繁荣景象。
3、扬州。扬州又称江都、广陵，地处大运河的咽喉要道，为南北船舶往来之要津，也是明清时期两淮盐运司所在地。这里舟车辐辏，万商云集。徽商在扬州人数之众，在《扬州府志》中就有过：“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其中以徽州盐商财力最为雄厚，“家资巨万”者不乏其人，扬州的繁华与徽州盐商的经营不无关系，据《五石脂》记载：“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4、苏州。苏州地处丰饶的太湖流域，位于大运河与娄江交汇之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便捷的交通使苏州成为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有名的经济都会。得益于苏、徽二州在地域上的邻近，加之苏州的富庶，大量徽商慕名而来，“新安六邑多懋迁他省，吴门尤夥”。而“天下之货莫（不）聚于苏州”也使得苏州成为徽商经营长途商品贩运的必趋之地，各行商业几乎都能看到徽人的身影。特别是在苏州棉布贸易中，徽商在棉布的收购、加工、运销等各个环节中都占有优势地位。清前期，阊门外数十家布商字号店绝大多数都是徽商开设的。如，徽商汪氏的“益美”布庄年销量可达百万匹，富甲诸商。有赖于运河这一商贸的交通要道，苏州的城市经济达到了高度繁荣。
5、杭州。自隋唐以来，杭州就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其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东临钱塘江入海处，并与浙东运河相连，丰饶的物产和便利的水运为杭州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徽州境内水系主干新安江被称为徽商的黄金水道，徽商由此水路东抵杭州，由杭州通达江南各地，从事贸易或转运活动。实际上，徽州很早就与杭州有着贸易往来，据《黟县志》记载，“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盐运司所在地，也是徽州盐商的主要集聚地，徽商还在杭州开设大量茶庄、木行、布店和染织厂，并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这些行业给杭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二）“贾而好儒”：徽商造福沿运百姓的生产生活。许多徽商在从事商业之前修习儒学，因此“贾而好儒”成为徽商的鲜明特色之一。徽商惯以以“仁”为本、以义统利的儒家思想来指导经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财富后，徽商又做了许多对社会有益的事，兴修水利便是其义举之一，它关系到民生福祉，一直为人所颂扬。如，明正德间祁门人郑璷，“商于瓜渚，见运河为官民要道，遇粮运辄阻商行，璷捐金别浚一河，使官运无碍，商不留难，至今赖之”；清歙人江演对扬州水利也有所贡献，“修北关万年桥以利涉。又浚扬州伍佑东河二百五十里及安丰串场官河，盐艘免车运之劳，商民受益”；嘉庆年间，歙县霞峰人汪仁晟见“黄河漫口，运道险阻，佥议无成。仁晟谒河院黎，奏开李工日门，放水入场河，冲刷积淤入海。事竣，北盐舟运通利，南河工料亦得全数运贮，至今为利”。徽商之于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对自身的商业发展大有裨益，也造福了一方黎民百姓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
综上，明清之际，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几大水系，打通了交通、经济的大动脉，从而使岭南百州之物、滇黔巴蜀之产、齐鲁燕赵之货、东方渔盐之利，皆水陆相济，周流不息，莫不相通。运河凭借其强大的交通运输功能吸引着徽州商帮聚集于沿运区域，成为徽商开展长途贩运贸易的重要交通线路。而徽商将运河作为转运枢纽，在沿运区域生产生活、从事商贸，反过来又促进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经济发展。除此之外，徽商以其贾儒结合、文商相融的经营特点，以义生利、利以平民的经营品格，以及大兴运河水利的多项义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运河两岸百姓的安居乐业。明清运河与徽商相辅相成、互利互衬，共同促进了明清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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