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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城乡发展差距 |
| 第726期 作者：□文/胡 月 时间：2024/4/1 12:17:06 浏览：237次 |
［提要］ 本文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抑制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地区的创业活跃度间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通过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以及促进地区创业活跃度三个方面来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
关键词：数字金融；创业活跃度；城乡差距；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9；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7月26日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振兴以及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城乡差距体现在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生活差距、人力资本等诸多层面，各级政府提出针对协调城乡区域间发展的政策意见，加快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缩小城乡福利鸿沟，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产业扶持等多种政策手段以推动农村经济向前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阻碍城乡要素平等自由流动的机制等。尽管这些年来取得不少成就，但这些措施仍存在局限性。如何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科学理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内涵及特点，探索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途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各项政策的引导作用。
近些年，结合普惠金融和信息技术优势的数字金融在我国发展迅猛。数字金融凭借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克服城乡地理距离的限制，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客户准入门槛。这一种新型金融服务如何影响城乡差距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数字金融是多业态、多维度的，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数字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
一、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能够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长期供给不足，是促进城乡发展协调的又一重要渠道。在微观层面主要从减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和增进民生福利的角度出发。陈池波认为数字金融有效缓解农村家庭脆弱性，间接提升农村居民家庭面对突发危机的风险应对能力，从而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平稳与城镇发展差距。Neaime等认为人均银行数量的增加能够增加贫困地区金融供给量，从而降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薛启航等认为普惠金融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主流金融产品和服务，还为金融排斥群体创造经济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通过普及教育、医疗资源下沉以及创业机会均等化的路径提升整体福利水平。在宏观层面上，数字金融从经济强度、就业市场等角度出发。数字金融缓解长尾人群金融排斥问题，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农村区就业和创业水平，提高金融市场服务效率，改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尽管普惠金融可能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但这种关系可能因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金融机构质量、监管环境以及实施的普惠金融政策类型不同而异。Cole等认为农村居民人均教育资本不足可能导致居民较低层次的金融知识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基础金融服务设施，因此在农村深入发展普惠金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发展差距。耿良和张馨月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并且短期内对周边地区的就业市场具有空间溢出性。
绝大多数文献认同金融支持对创业水平的激励效果。蒋晓敏等认为数字金融降低个人获取资金的门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整体的创业水平。任太增等认为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且能为居民家庭个人创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且对民营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激励效应尤为显著。李晓园等认为数字金融显著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并且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基础设施越完善正向调节农村创业水平。Charfeddine等认为数字金融服务对企业创业生命周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银行账户、存款、储蓄等基础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可以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促进工资和汇款的快速转移，开放信贷准入，有利于激励初创企业的发展；而信贷工具更适合于成熟期企业维持其生产经营活动。
学界普遍认同创业活动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学者间观点具有争议。Bruton等认为培养低收入群体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有利于低收入者降低贫困脆弱性，实现贫困地区增收创富。马天女等利用递归方程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创业型经济能显著改善城乡二元收入格局，并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两条路径间接协调城乡间发展失衡的局面。Atems等认为仅是鼓励创业的政策加剧城乡收入二元化，甚至不利于经济良性增长。然而，经济增长的政策比旨在鼓励创业的政策更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研究数字金融、创业活跃度、城乡差距两两之间的关系，且多集中于对城乡收入不均的研究。本文将数字金融、创业活跃度纳入到城乡差距问题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符合普惠金融背景下城乡要素深化融合的需求。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以及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报告。其中，2011～2012年农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为农民纯收入数据，但两者差距不大，因此用2011～2012年农民纯收入替代农民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转移性净收入经过同样处理，少数缺失值用插补法进行处理。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参考周慧等构建的城乡多维差距，选择收入、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作为二级指标。城乡收入差距采用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描述，城乡医疗差距采用城乡每万人拥有技术卫生人员数比值描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采用城乡可支配人均转移净收入比值描述，城乡教育差距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值描述，最后采用熵值法构建城乡发展差距指数。
2、解释变量。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公布的2011～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金融指数数据进行研究。
3、中介变量。参考姜南等的做法，同样选取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新建企业进入指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度量，该指数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创业活跃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借鉴相关文献，选取一些控制变量用来减轻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城镇化水平ubran是指地方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对外开放open是指货物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按当年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换算；基础交通设施road是指公路里程数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教育经费支出edu是指各省的教育财政支出占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比值；产业结构s是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值增加值的比值。
（三）模型构建。为验证以上假设，本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urgapi，t=α0+α1difi，t+∑αiCVs+ui+εi，t （1）
enteri，t＝β0+β1difi，t+∑βiCVs+ui+εi，t （2）
urgapi，t=γ0+γ1difi，t+γ2enteri，t+∑γiCVs+ui+εi，t （3）
其中，t为年份， CVs为控制变量的集合，u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2）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模型（3）是将创业活跃度纳入式（1）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创业活跃度两者共同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效果，并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统计结果。表中最后一列为城乡差距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所选择的变量除了基础交通设施，其他变量均与城乡差距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其中，数字金融与城乡发展差距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金融与城乡发展差距呈负相关关系。接下来，本研究将进一步讨论两者的关系。（表1）
（二）基准回归。表2中，列（1）为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存在显著性的负相关关系，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加入控制变量后，列（2）中数字金融与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显著，且数字金融估计系数为-0.1288，即数字金融每增加1%，城乡发展差距程度将削弱0.1288%，表明数字金融显著地抑制城乡发展差距，驱动城乡关系协调发展。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人口城镇化导致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农村优质年轻劳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成为市民，从而不利于城乡要素融合发展。对外开放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可以促进相关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充分流动，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紧密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环节，进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协调城乡发展。基础交通设施的系数为显著为正，可能是交通设施投资效应挤占大量民生性公共资金的支出，进而加剧城乡二元化。教育经费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未能实现对城乡发展差距的降低。产业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缺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农村居民无法适应产业升级过程中涌现的新兴职业，并无法从自身的资本积累中获益，从而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表2）
由列（3）、列（4）、列（5）可知，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8、-0.0357、-0.0672，这表明数字金融分维度对城乡发展差距均发挥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中，覆盖广度表现为金融服务覆盖范围的扩大，将更多的群体纳入到金融服务体系内，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发挥数字金融普惠性特征。使用深度表现为金融服务的深化，用户相比于过去更易触及到贷款、支付、保险等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农户长期金融供需矛盾。数字化程度表现为金融服务的快捷性和便利性，用户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字信息技术知识，就可以 “在线”享受金融支持，这些优势有利于农村金融体系发挥造血的功能。
（三）机制分析。本部分通过因果逐步回归法从创业活跃度的视角对数字金融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传导机制进行进一步检验。列（6）汇报了数字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为0.0651，且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地区创业活跃水平，即数字金融每增加1%，地区创业活跃度将增加0.0651%。列（7）将创业活跃度这一中介变量放入到数字金融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和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62和-0.5466，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在数字金融抑制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路径中，约有27.63%是通过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机制实现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研究数字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选取了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城乡发展差距，其中覆盖广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创业活跃度在数字金融影响城乡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金融通过带动地区创业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即创业活跃度这一传导机制是成立的。
（二）政策建议。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引申出若干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动数字金融深度发展。在促进数字金融在城市的发展，同时需要加强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放松对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制，多方努力之下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的经济环境，促进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资源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使得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数字金融服务。第二，发展数字金融过程中应克服金融嫌贫爱富的特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兼顾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各界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合作平台促进城乡要素流动，进而优化农村要素配置结构，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针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抵押品缺乏等多重问题，应通过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经济融合。第三，政府继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充分发挥创业活跃度在数字金融缩小城乡差距中的间接作用机制。一方面要加快促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针对个人及企业创业开发多元化金融产品，发挥金融造血输血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政府继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较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困境，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激励企业创新创业行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池波，龚政.数字金融能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吗?［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04）.
［2］NEEAIME S，GAYSSET I.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 in MENA：Evidence from poverty and inequality［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18（24）.
［3］姜松，周鑫悦.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金融论坛，2021.26（08）.
［4］COLE S，SAMPSON T，ZIA B.Prices or knowledge?What drives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1.66（06）.
［5］耿良，张馨月.普惠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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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太增，殷志高.数字金融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J］.管理学刊，2022.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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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ARFEDDINE L，ZAOUALI S.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purring the creation of early-stage firms and supporting established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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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慧，孙革，周加来.数字经济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资源错配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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