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
 |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
|
|
| 管理/制度 |
| 高管激励、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 |
| 第727期 作者：□文/刘逸凡 董婕妤 赵聚辉 时间：2024/4/16 15:30:43 浏览：329次 |
［提要］ 本文运用SPSS26.0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税收负担对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此外，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充当部分中介角色。通过研究，我们对高管激励、企业财务绩效以及税负调节和战略选择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高管激励；财务绩效；税收负担；企业战略；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7月12日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流动率成为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特别是企业高管的流失，这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然而，高管的频繁变动既促进社会和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直接或间接成本，这种变动会对企业的整体绩效水平产生影响。为了最大化避免上述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相关激励机制来挽留高管，但现阶段频繁爆出的限薪令、打工皇帝、甩手掌柜、待遇落差等现象也引发社会公众对于高管激励制度能否显著提升企业整体绩效的思考。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简政放权和减税降费，旨在减轻企业的负担，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并优化营商环境。这些政策涵盖了增值税、所得税、关税等多个税种，其减税降费效果在全国范围内明显可见。尤其是增值税改革所涉及的行业基本都实现了减税。政府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方式，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减税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活力，还为其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然而，对于企业而言，积极依法纳税是履行社会义务的重要责任。税收作为国家对企业盈利进行强制性分配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加剧企业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其现金持有水平。
企业战略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有助于企业判断外部危机与机遇，还能明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优化整合人力资源以提高效率。股东作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在提出现阶段的发展战略后，往往需要管理层执行，高管作为执行者，选择何种战略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尤为重要。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由于现代企业在运营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以及所有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等原因，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常常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股东希望聘请专业的经理人来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然而经理人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完全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除非他们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因此，在日常决策执行过程中，经理人可能存在短视行为，过度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
基于利益趋同理论、锦标赛理论、马斯洛需求理论，管理层在受到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的影响，自身所产生的代理成本会降低，从而改善企业的业绩。通过赋予高管必要的物质激励，提升其基础工资与奖金等方式，将公司股权部分赋予股东，满足其自身的心理需求，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在实现心理效用的前提下，管理层开始重视利用现有的股权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与经营，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智慧和战略规划，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现有的文献研究大多证明了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利益趋同假说。例如，李战奎（2017）的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对高管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股权、薪酬和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王新红（2016）的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高管人力资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通过激励措施，如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管理层被激励着更加努力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保持一致，从而促进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财务绩效的提升。
H1：在控制其他条件下，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H2：在控制其他条件下，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二）税收负担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国家强制征收的一种经济负担，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共享企业利润，分享企业剩余价值权。税收负担过重会直接导致企业利润减少，企业由于可用现金流的缺乏，出现融资困难，同时过高的企业税负也会间接影响企业的股利分配方式。当前我国企业税负普遍较高，企业减负的呼声日益高涨，高管们面临高额的税负，希望通过纳税筹划的方式实现减税，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高管激励的提升大多与企业绩效所决定，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工作，提升公司价值，然而企业税负所面临的边际效率较高，会存在税后收入与边际贡献不匹配的现象。根据亚当斯公平理论，无论高管激励有多高，他都会认为不公平，不会为了公司整体价值而努力，甚至会出现操纵股价、扰乱市场的行为。现有研究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杜建（2021）的研究选择了沪深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呈现负相关。田依林（201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税收负担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表明高企业税负会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表现造成不利影响。李伊（2021）认为，企业税负会明显削弱高管激励的正向效果。这意味着高企业税负会减弱高管层在推动企业发展和提高绩效方面的积极性和动力。娄贺统（2010）通过对中美高管激励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激励制度与企业税负在多个方面存在冲突，可能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这表明在制定高管激励制度时需要考虑税收因素，以实现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在控制其他条件下，税收负担显著削弱了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相关性
H4：在控制其他条件下，税收负担显著削弱了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相关性
（三）竞争战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企业战略的选择是一个相对主观的过程。作为企业战略的执行者，高管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偏好来选择适合的战略方向，而这种选择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以波特竞争战略作为分析框架。一般而言，成本领先战略旨在通过生产低成本的产品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通过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产品利用率，在市场上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在不降低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追求长期发展。一旦高管获得了足够的薪资和股权，他们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素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他们会努力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并推动低成本战略的实施，以提升企业的绩效。差异化战略是以企业通过加大产品研发，使得自身产品与同行相比具有较大差异性，随后通过大力推广与营销，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主动权，谋求长远发展。在此战略下，企业高层需要面临诸多研发与设计问题，由于研发活动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的特点，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提升其对风险的承担水平，提升产品研发强度，积极推广产品的营销，推行差异化战略，以此实现绩效的提升。杜慧霞（2022）的研究以韵达速递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她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差异化和成本化战略的实施，通过股权激励，高管受到激励以推动韵达速递在市场中实现差异化和成本控制，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绩效。另外，魏文君（2021）的研究对象是我国A股上市公司，她实证分析了竞争战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竞争战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通过采取竞争战略，高管能够充分发挥其激励所带来的动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表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在控制其他条件下，低成本战略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6：在控制其他条件下，低成本战略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7：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差异化战略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8：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差异化战略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也与国家的民生福祉和国防力量的增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国家生产力水平的直接体现。为了深入研究制造业财务绩效，本文以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并选取2017～2022年近六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我们采用了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在数据的来源方面，本文所使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性和显著性，我们进行了以下处理步骤：首先，剔除了ST和PT类公司，以确保研究对象的可靠性；其次，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小于0的公司，以排除财务状况不稳定的样本；再次，剔除了存在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最后，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了上下约1%的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经过以上处理，最终筛选出了1，113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总计6，678条。
（二）变量与模型设计
1、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目前国内文献对于企业绩效的衡量大多选取ROA或者ROE，本文拟采取ROA来衡量，ROA=净利润/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高管激励。高管激励通常可以分为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声誉激励和权力激励四种形式。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一般来说，薪酬激励可以通过计算高管前三名的薪酬取对数来衡量，而股权激励可以通过计算高管持有的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来衡量。然而，关于声誉激励和权力激励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声誉激励和权力激励的衡量因素相对复杂，涉及的指标和数据难以统一。此外，现有的数据库在收集细致的财务数据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鉴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衡量方式来研究高管激励。
调节变量：考虑到我国对企业征收的税种多样化，除了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两大主要税种外，还有一些小税种，例如城建税和消费税等。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参考徐刚（2019）的研究，采用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费用之和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税负程度，这个比值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税负越重。
中介变量：企业战略的划分可以根据多种标准进行，考虑到企业战略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战略的衡量在国内外文献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本文依据国内大部分文献对战略的研究方法，选取波特竞争战略作为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可将企业战略划分为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集中化战略将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相结合，本文不对此进行深入讨论。成本领先战略的核心在于降低产品成本，加快产品周转速度，以快速占领市场。而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则需要拥有强大的生产和营销能力，并且在质量和技术方面通常领先于竞争对手。为了让顾客认识到其产品的独特价值，这些企业在销售渠道、广告宣传、产品营销等方面通常会承担较高的费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参考靳亭亭（2018）、李健（2012）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善，在成本领先战略上，以成本消耗方式来衡量，采用营业成本/营业收入，总资产/营业收入，购买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营业收入三者相加之和来判断，其值越低，表明成本消耗越少，越能体现低成本战略。在差异化战略方面，采用营业毛利率、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营业收入之和来衡量，其值越大，表示产品差异化越大，越能体现差异化战略。
控制变量：本文考虑维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参考了部分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验，采用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行业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1）
2、模型选择。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即证明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建立如下两个模型：
ROA=α0+α1SALARY+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1）
ROA=α0+α1STOCK+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2）
为了验证假设3、假设4， 即证明税收负担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拟加入交乘项SALARY×TAX、STOCK×TAX，并建立如下两个模型：
ROA=α0+α1SALARY+α2TAX+α3SALARY×TAX+α4SIZE+α5DEBT+α6OWNERSHIP+α7INDEPENDENT+α8INDUSRTERY+α9YEAR+ε （3）
ROA=α0+α1STOCK+α2TAX+α3STOCK×TAX+α4SIZE+α5DEBT+α6OWNERSHIP+α7INDEPENDENT+α8INDUSRTERY+α9YEAR+ε （4）
为了验证假设5、假设6、假设7、假设8，本文依据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在对照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LOWCOST=α0+α1SALARY+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5）
ROA=α0+α1SALARY+a2LOWCOST+α3SIZE+α4DEBT+α5OWNERSHIP+α6INDEPENDENT+α7INDUSRTERY+α8YEAR+ε （6）
LOWCOST=α0+α1STOCK+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7）
ROA=α0+α1STOCK+a2LOWCOST+α3SIZE+α4DEBT+α5OWNERSHIP+α6INDEPENDENT+α7INDUSRTERY+α8YEAR+ε （8）
DIFFER=α0+α1SALARY+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9）
ROA=α0+α1SALARY+a2DIFFER+α3SIZE+α4DEBT+α5OWNERSHIP+α6INDEPENDENT+α7INDUSRTERY+α8YEAR+ε （10）
DIFFER=α0+α1STOCK+α2SIZE+α3DEBT+α4OWNERSHIP+α5INDEPENDENT+α6INDUSRTERY+α7YEAR+ε （11）
ROA=α0+α1STOCK+a2DIFFER+α3SIZE+α4DEBT+α5OWNERSHIP+α6INDEPENDENT+α7INDUSRTERY+α8YEAR+ε （12）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通过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样本总体的情况。表2是对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和中位数的描述。在全样本分析中，我们观察到财务绩效（ROA）的最小值为-1.648，最大值为0.786，平均值为0.077。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存在较大差距，但总体上相对稳定。在高管薪酬激励（SALARY）方面，最小值为12.504，最大值为18.582，平均值为14.722。这说明所有公司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高管薪酬激励，并且整体水平相对稳定。这与我国企业普遍采用薪酬激励的情况是一致的。而高管股权激励（STOCK）则具有较大差异性，最大值为0.735，最小值为0，平均值为0.085，公司之间高管持股情况不一，部分公司高管持股占据了公司绝大多数股票，部分公司高管不持股，行业间的均值也仅为8%左右，由于股权激励制度传入我国时间较短，且资本市场有着极强的不稳定性，企业对其缺乏统一的认识。在税负（TAX）方面，通过总体均值为9%，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国家营改增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减税措施的提出，制造业企业减税效果明显，但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部分企业面临的税负依然严重。在低成本战略（LOWCOST）实施上，总体均值为2.82，最大值为20.153，最小值为1.038；而差异化战略（DIFFER）实施上，总体均值为0.41，最大值为2.035，最小值为0.155。（表2）
（二）相关性分析。通过表3中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将关注1%水平上的显著性结果。首先，我们观察到企业财务绩效（ROA）与高管薪酬激励（SALARY）以及高管股权激励（STOCK）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这意味着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密切相关，可能对提升企业绩效起到积极作用。另外，企业税负（TAX）与财务绩效（ROA）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这意味着企业税负的增加将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较高的税负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企业税负（TAX）与高管薪酬激励（SALARY）以及股权激励（STOCK）之间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这意味着企业税负的增加将进一步削减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强度。在企业税负较重的情况下，高管们如何在合法范围内进行纳税筹划，合理减税和避税，将变得尤为重要。对于低成本战略（LOWCOST）而言，其所产生的成本与企业财务绩效（ROA）显著负相关，高管在实施此战略时，需要从公司自身发展出发，不断缩减加工各环节成本的产出。而差异化战略（DIFFER）与企业财务绩效（ROA）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在此战略中，为提升企业绩效，需要不断加大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资金投入，扩大研发的范围与强度，充分利用现有营销与管理经验推广产品。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和股权集中度（OWNERSHIP）与财务绩效（ROA）在1%的水平上呈现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DEBT）和独立董事（INDEPENDENT）占比与企业财务绩效（ROA）在1%的水平上呈现负相关。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所选择的模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现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并且这些关联性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这表明我们在选择变量时做出了较为良好的决策。此外，在表3中可以看到，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没有超过0.5，初步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
（三）回归分析
1、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根据表4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中高管薪酬激励（SALRAY）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种关系在1%的显著水平上得到验证。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企业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增加，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提升。类似地，在模型2中，高管股权激励（STOCK）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关系同样在1%的显著水平上得到证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企业对高管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强，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提升，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高管在资源配置中无法享有所有权，这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了资源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有效配置。然而，通过对管理者实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股东能够缓解利益冲突，促使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趋同，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措施不仅能够增强资源配置效率，还能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确保股东利益的实现。（表4）
2、税收负担的调节作用。为了研究税收负担在高管激励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我们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扩展，引入了交乘项SALARY×TAX和STOCK×TAX，并进行了回归分析。表5展示了回归结果。在模型3中，我们观察到高管薪酬激励与税收负担的交互项（SALARY×TAX）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一关系在10%的显著水平上得到验证。类似地，在模型4中，高管股权激励与税收负担的交互项（STOCK×TAX）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也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一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得到验证。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假设3和假设4。高管在得到充分激励后，其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促使其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将更多的精力用来改善企业绩效，关注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税收是国家强制性征收的一种方式，它反映了政府在企业活动中的参与，并分享了企业的利润和剩余收益。当企业面临较重的税负时，高管面临着严峻的业绩压力，这可能导致他们采取冒险行为，产生故意操纵股价以及其他盈余管理等不良行为。当高管面临较高的企业税负时，由于考虑到企业的安全性，他们可能会降低推进长期项目的意愿，并且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会下降，他们会将更多精力放在纳税筹划上，思考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减税和避税。这种情况下，高管的精力被分散，无论是对于短期还是长期绩效来说，都是不利的。（表5）
3、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作用。如表6所示，在衡量成本化战略（LOWCOST）在高管薪酬激励（SALARY）、股权激励（STOCK）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的中介作用，探讨薪酬激励（SALARY）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考虑了高管薪酬激励（SALARY）与低成本战略（LOWCOST）之间的联系。通过模型5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薪酬激励（SALARY）与低成本战略（LOWCOST）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种关系在1%的显著水平上得到验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高管薪酬激励的增加，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显著降低，资产周转率也得到加快。高管在获得公司物质和非物质奖励后，基于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更有可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产品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成本。在模型6中，我们引入了成本化战略（LOWCOST）作为中介变量，结果显示成本化战略（LOWCOST）在模型中仍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综合考虑模型1、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低成本战略（LOWCOST）在高管薪酬激励（SALARY）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5。低成本化战略在两者之间总的间接效应为0.211×0.251÷0.170=31.1%。再看成本化战略（LOWCOST）在高管股权激励（STOCK）与企业财务绩效（ROA）关系方面，首先考察了股权激励（STOCK）与成本化战略（LOWCOST）的关系，结果为-0.124，在10%的水平上效果显著，在控制其他条件下，股权激励的增强会促使企业产品成本降低，资产周转率加快。同时，综合模型2、模型7、模型8，我们发现模型在引入中介变量后，在1%的水平上显著，成本化战略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6得到证明。低成本化战略在两者之间间接总效应为0.124×0.268÷0.195=17%，在实施成本化战略时，高管薪酬激励更能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表6）
如表7所示，重点考量了差异化战略（DIFFER）在薪酬激励（SALARY）、股权激励（STOCK）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关系。为此，我们引入了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与前文模型1、模型2进行参照。通过表中数据，薪酬激励（SALARY）、股权激励（STOCK）与差异化战略（DIFFE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对高管进行激励会促使高管加大研发等长期项目的投入，产品差异化最为重要的便是研发，一般周期长，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高管利用自身的知识经验，发挥管理作用，对产品积极营销，扩大产品市场竞争力。综合模型1、模型9、模型10 和模型2、模型11、模型12，中介变量在模型10和模型12中都在1%的水平上效果显著，差异化战略（DIFFER）在高管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ROA）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7、假设8得到验证。其中，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的间接总效应为0.155×0.057÷0.17=5%，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间接总效应为0.111×0.067÷0.195=5%，在实施差异化战略下，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促进财务绩效提升方面没有太大差异。（表7）
综上，本研究选择了2017～2022年的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查了税收负担在这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战略选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是有益的。其次，税收负担对高管激励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削弱作用。再次，我们还发现成本化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在高管激励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林琳.税收负担、高管双重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兼论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J］.财会通讯，2021（20）.
［2］靳亭亭.竞争战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J］.财会通讯，2018（03）.
［3］李战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J］.财会通讯，2017（35）.
［4］娄贺统.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所得税规定与激励效用冲突分析［J］.财经研究，2010（09）.
［5］杜慧霞.基于公司竞争战略的股权激励设计研究［J］.财会通讯，2022（12）.
［6］杜剑，史艳敏.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纳税支出粘性的调节效应［J］.工信财经科技，2021（01）.
［7］李伊，吴振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所得税陷阱薪酬激励及决策分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5（11）.
［8］李健，陈传明，孙俊华.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2（06）.
［9］魏文君，向涵.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