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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
| 第728期 作者：□文/王连昆 时间：2024/5/2 16:47:16 浏览：343次 |
［提要］ 本文利用2014～2021年51个国家服务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发达国家实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进一步促进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国家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8月24日
2019～2021年，世界旅游、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服务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遭到重创，总出口额下降13.86%，而金融、通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其总出口额仍上升了19.28%。新兴服务业依托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极大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故而成为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积极鼓吹降低包括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内的数字贸易壁垒，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国内相关政策？一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能否促进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一、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数字贸易壁垒与服务出口复杂度相关主题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
（一）数字贸易壁垒效应相关研究。在数字贸易壁垒的消极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实施数字贸易壁垒的国家会提高外国企业成本，减少服务进口，该国企业无法有效利用优质国外中间服务产品，从而抑制技术溢出效应。壁垒也会通过抑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抑制外国在该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壁垒会使企业成本增加，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终，数字贸易壁垒会导致服务出口复杂度降低。也有学者认为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负向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通过以上梳理，文献多聚焦于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影响上，较少考察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尤其是考察前者对后者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在数字贸易壁垒的积极影响方面，马述忠（2022）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国家放松准入限制可以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如果采取类似政策，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产业竞争力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数字贸易壁垒有利于保护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完善全球数字经济利益的分配。除此之外，数字贸易限制或壁垒还有利于维护公民个人隐私和国家公共服务领域安全等。
（二）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相关研究。学者分别研究了基础设施和双向国际投资对新兴服务贸易的影响。其中，陈虹认为，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外资的进入对服务贸易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大于正向竞争效应，从而降低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那么，在数字贸易领域，一国设置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或壁垒是促进还是抑制了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在不同国家类型中其影响又是怎样的？
实际上，根据“以观察到的现象确定合理性”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型数字贸易治理方式和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开放型数字贸易治理方式的现状，已经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采取的数字贸易政策对其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可能会不同。因此，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试图探讨如上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OECD-DSTRI数据库将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分为五个方面：基础设施连通性、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障碍。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比较落后，新兴服务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一是保护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产业的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该国实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使得国内新兴服务企业较少面对国外成熟企业的冲击，否则国内企业在竞争中不占优势，有可能破产。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若出现贸易摩擦，将导致发展中国家企业失去发达国家技术支持，其新兴服务业将面临停滞或倒退的风险，那么该国服务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抑制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二是提升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企业创新积极性。发展中国家跨境交易规则偏离国际标准化规则或支付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会促使该国企业（主要是生产率较高的大型服务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学习新规则，促进该国企业创新活动，生产多元化服务产品。发展中国家在商标和版权保护等方面给予外国企业及自然人的非国民待遇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增加了国外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的成本，促进了该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新兴服务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三是增加外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数据本地化要求可能迫使外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数据存储机构，如苹果、亚马逊等公司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案的要求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电子交易和其他限制措施中的“在东道国存在商业实体等要求”也会导致外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发展中国家因直接投资增加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而获益，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会有所提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促进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发达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一是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使企业无法有效配置数据生产要素。发达国家新兴服务产业比较成熟，利润动机致使国内企业需要打开国际市场，而国家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和对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下载和数据流采取的限制阻碍了国际数据自由进出，增加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信息摩擦，不利于该国企业数据资源有效配置，最终抑制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例如：发达国家企业在国外设立子公司，该国实施的数字流动限制使得发达国家母公司数据传递到子公司的难度提高，增加企业数据传输成本，从而导致企业无法使用最优方式配置数据生产要素。二是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增加外国企业进入成本从而导致该国企业无法受益于外国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也无法有效利用优质国外中间服务产品。该国的电子交易和支付方式中的相关标准规则与国际标准规则的偏离，使得提供新兴服务的外国企业在进入该国市场时，需要为符合该国规则进行产品和服务的调整，增加了外国企业的可变成本。同样，外国企业获取电子商务许可证的要求会增加外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的固定成本，知识产权限制会增大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成本，在线广告等限制会提升外国企业为该国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成本。最终，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成本增加使得外国企业缩减进入该国的产品和服务规模，从而抑制国外企业高技术密集服务产品对该国的直接技术转让和溢出。该国企业也丧失了获取国外优质中间服务品的机会，从而抑制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增加。例如：2023年3月31日，意大利政府暂时禁止国内使用ChatGPT，因为其违反了GDPR规则，这导致了意大利国内企业或个人无法有效利用ChatGPT提供的服务。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发达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抑制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lnNEXPYit＝α0+α1DSTRlit+αXit+λi+γt+εit （1）
其中，NEXPYit表示i国t年的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DSTRIit表示i国t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Xit表示i国t年的控制变量，λ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为了消除异方差，在回归时对部分变量做取对数处理。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被解释变量为通过陈虹（2020）的方法计算出的2014～2021年51个国家（包括28个发达国家和23个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NEXPY）的对数，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DSTRI），数据来自OECD-DSTRI数据库。控制变量的选取包含人均GDP（PGDP），基础设施变量（INFR）用每百人中因特网使用人数衡量，人力资本变量（HU）用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衡量，创新水平（INNOV）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衡量，这四类数据来自WGI数据库。FDI存量、OFDI存量和人口规模（POP）变量的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用服务贸易占GDP比重衡量，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和WGI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表1中第（1）列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假设H1得证。表1中第（3）列显示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假设H2得证。（表1）
（二）稳健性检验。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核心解释变量DSTRI的滞后一阶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由Kleibergen-Paaprk LM和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结果说明工具变量设定合理。表1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设H1。表1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系数为负，再次验证了假设H2。
五、结论及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发达国家实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通过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促进新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现给出如下建议：第一，我国应通过服务贸易保护相关立法、加强贸易监管等措施防止新兴服务产业受到国外成熟竞争者的冲击；通过完善互联网等领域分类开放体系等措施，逐步放宽新兴服务产业政策。第二，提高传统服务行业规范标准，树立创新经济思维，推动企业技术提升，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第三，积极为新兴服务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推动通信、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出口，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加强大数据中心等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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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安琪.数字贸易壁垒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基于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J］.价格月刊，2022（13）.
［4］马述忠.数字贸易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5］汪晓风，周骁.数字贸易壁垒：美国的认知与政策［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01）.
［6］彭岳.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贸易规制问题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02）.
［7］戴龙.数字经济产业与数字贸易壁垒规制——现状、挑战及中国因应［J］.财经问题研究，2020（08）.
［8］王梦颖，丛聪，张诚.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22（09）.
［9］陈虹，曹毅.双向国际投资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跨国面板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0（09）.
［10］刘金河，崔保国.数据本地化和数据防御主义的合理性与趋势［J］.国际展望，20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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