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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影响文献综述 |
| 第729期 作者：□文/汪春泽 时间：2024/5/16 10:25:54 浏览：155次 |
［提要］ 儒家文化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会对企业经营决策行为形成深刻影响。在儒家文化相关制度背景及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梳理儒家文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对比分析已有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度量儒家文化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并具体从内部经营治理与社会责任履行两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述，最后讨论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及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并为儒家文化的相关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儒家文化；经营治理；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项目编号：CX20231182）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9月9日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转型新经济国家，中国当前正式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尚不完善，许多问题可能从正式制度视角难以得到充分解释，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且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中寻求答案。基于此，非正式制度中文化的社会治理作用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文化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它不但塑造着中国企业的精神，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一、儒家文化的制度背景及主要思想
儒家学说于春秋时期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创建，后经孟子和荀子等人加以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完整思想体系，并以四书、五经、六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载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广泛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维系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百姓经世致用的纲常伦理。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以及新思潮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受到质疑和批判，但儒家文化内含的优良传统以及智慧思想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并焕发出新的生机。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战略部署，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明确要求。
儒家文化中的“仁”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仁”最初指的是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现代 “民本”思想的执政理念、“人本”管理的企业文化均可视为儒家“仁”理念的进一步延伸。儒家的“义”指的是道义，君子重义，强调要坚守社会基本的道德原则，不应为一己私利而违背道义。儒家的“礼”不仅指外在的礼节和行为规范，更是指内心的约束和欲望的克制，这也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前提。儒家的“智”则体现出儒家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儒家的“信”即“诚信”，诚信是立国治国之根本，也是企业立足之根本。除儒家五常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为人处世态度方面，儒家推崇“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在生活工作中，儒家也提倡 “居安思危”的风险防范理念。丰富深邃的儒家思想浸润着中国人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也指导、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各类经营决策。
二、企业层面儒家文化的度量方法
除少数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当前有关儒家文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多采取实证研究的形式，而如何在企业层面度量儒家文化往往是此类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其中，如何选择适合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是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孔庙、书院、进士数量是相关研究的主要选择。孔庙又称文庙，具有“庙学合一”的特点。中国绝大多数孔庙是因立学而建，使得祭祀和学校功能在孔庙中相互结合。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孔庙和书院作为学习文化礼仪、开展儒家教化的重要场所，发挥着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而儒家文化作为科举制度的载体，进士数量的多少更是一个地区儒学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同时，地区的孔庙、书院、进士数据可以从历史资料或有关数据库中获取。因此，以地区孔庙、书院、进士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模型方法的选择是在企业层面度量儒家文化所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而距离模型和区域模型是当前研究较为青睐的方案。其中，距离模型的使用可具体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用公司注册或办公地址与孔庙（书院）两者之间的距离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距离可以是与最近的一个孔庙（书院）之间的最短距离，也可以是与多个孔庙（书院）的平均距离，距离越远，代表企业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越弱；另一类则是预先设定一个半径R（如100千米、200千米），然后计算公司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在设定半径R范围内有多少家孔庙（书院），如果设定半径范围内的孔庙（书院）越多，代表公司儒家氛围强度越强。距离模型的最大优势是研究者可以在准公司层面为每一个公司获得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儒家文化变量值，从而可以有效解决截面自相关、区域交界处公司儒家文化难度量等问题。但距离模型的缺陷在于所依赖的公司注册地的选择并非外生，而是交通条件、税收、法律与营商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精细化度量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已有研究也有选择采用更高层次的区域模型来度量公司层面的儒家文化。如，Kung和 Ma（2014）、才国伟和谢佳松（2020）使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孔庙数量以及进士数量来量化企业层面的儒家文化强度；徐细雄（2019）、潘爱玲等（2021）以企业注册地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儒家书院数量（以该地人口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度量儒家文化。区域模型的优势在于计算处理较为简单，数据搜集工作相对较小，但缺点在于这一测算方式比较粗糙，并且中国当前的省级行政区域的面积和人口同古代的差距较大，因此在实证处理中也需要控制更多变量。
除距离模型和区域模型外，部分研究也利用区域文化指数来度量企业的儒家文化强度。如，赵向阳等（2015）首次构建了较为权威的中国各省的GLOBE文化习俗指数，其中“未来导向” “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和“小团体集体主义”等指标都与儒家思想高度相关，可以视为儒家文化中相关精神的具体体现。基于此，潘爱玲等（2021）、王治和谭欢（2022）的研究采用了GLOBE文化习俗指数作为企业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这种方法的缺陷与区域模型类似，即度量方式不够精确，但学者们可以考虑将这一方法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
三、儒家文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与企业内部治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发现儒家文化中的有关内容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治理。如，儒家文化中的“仁” “义” “信”等核心观点能够对管理者产生强大的内在道德约束，有效抑制其自利行为，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减少业绩信息披露违规，并进而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儒家文化中“节俭”的观念有助于减少铺张浪费，从而约束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儒家文化中的“诚信”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提高人们的创业成功概率，并有利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和发展；儒家文化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则有助于增强企业高管的预防性持现和战略性持现动机，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儒家文化对科学和人才的重视，则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企业创新。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的部分落后观念也可能会给企业治理带来消极影响。如，Du（2016）研究发现，受儒家“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会降低公司董事会性别的多样性；杜兴强等（2017）发现，儒家较为严重的等级观念导致的论资排辈现象将不利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从而降低他们对公司决策提出异议的意愿。
（二）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面价值。总体来看，邹萍和李谷成（2022）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会通过改善社会信任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且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容易发生在外来文化冲击程度较低的企业中。邹萍（2020）发现儒家文化中“仁” “义” “信”等观点能促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提高其披露质量。进一步区分社会责任的多个维度，在社会慈善方面，徐细雄等（2020）发现儒家文化中的“仁” “义”等伦理价值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民营企业当中更为突出。从促进员工就业、改善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常赛超等（2020）通过单案例纵向研究的形式，发现企业的儒家文化教育实践能够改善员工日常行为态度，并有效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淦未宇等（2020）实证研究则发现儒家文化能够影响企业的员工雇佣方案，提升企业的员工雇佣保障。陈仕华等（2020）发现儒家文化中的“均平”思想能够改善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潘爱玲等（2021）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环境自律意识，从而推动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和转型发展；罗元大和熊国保（2021）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正向调节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对其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四、未来研究展望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微观企业的管理决策发挥重要影响。本文对2015年以来发表于国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总结。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研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儒家文化对微观企业决策的影响，在企业儒家文化的度量上，以孔庙、书院、进士数量为主要代理变量，以距离模型、区域模型为主要的度量方法。从研究结论上看，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改善企业的运营投资效率，同时促进企业管理者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是当前学者们得到的普遍结论。
客观而言，现有文献也存在些许不足。首先，当前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案例研究较为缺乏。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加深入直观地考察具体案例企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儒家文化对企业内部管理者及员工的行为影响，相关研究结论也可能更具应用推广价值，因此本文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相关主题的案例研究。其次，目前实证研究在企业儒家文化的衡量上较为依赖历史数据，而历史数据可能存在数据可靠性上的缺陷，并且也难以度量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全貌。因此，期待未来研究在儒家文化度量方法上能取得新的进展。最后，现有研究多只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方面出发，单独考察儒家文化中的“仁爱观” “风险观”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同时从儒家思想中的多方面展开，从而更好地体现儒家文化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才国伟，谢佳松.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企业创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
［2］常赛超，陈春花，晁罡，刘子成.儒家文化缓解员工工作压力的作用机制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05）.
［3］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3.48（09）.
［4］淦未宇，徐细雄，刘曼.儒家传统与员工雇佣保障：文化的力量［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01）.
［5］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J］.管理世界，2015（03）.
［6］李金波，聂辉华.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J］.中国社会科学，2011（06）.
［7］罗元大，熊国保.企业环境责任、儒家文化与技术创新——来自我国污染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04）.
［8］潘爱玲，王慧，邱金龙.儒家文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J］.会计研究，2021（05）.
［9］潘子成，易志高，柏淑嫄.儒家文化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J］.管理学刊，2022.35（01）.
［10］王治，谭欢.儒家传统文化会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J］.会计研究，2022（07）.
［11］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J］.金融研究，2019（09）.
［12］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J］.管理世界，2015（02）.
［13］邹萍.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吗?［J］.经济管理，202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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