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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升级实证分析 |
| 第730期 作者：□文/何艳秋 时间：2024/6/1 11:14:25 浏览：50次 |
［提要］ 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却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还限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基于30个省份面板数据，设置地理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对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9月26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尤其严重。在2017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全国3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29.3%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70.7%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空气质量堪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同时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效率成为摆脱当前经济困境的必由之路。在进一步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政府解决环境问题“市场失灵”的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政策工具，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同时实现“治污染”和“调结构”，因此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污染产业的转入，但当前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当创新补偿效应部分或全部弥补遵循成本时，实现帕累托改进。“波特假说”的提出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可能。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产业是一种强制性的“精洗”，最终将以“优胜劣汰”的方式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国外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较少，其中Burton 和Gomez通过研究环境规制成本对纸浆和造纸行业市场结构变化发现，当环境规制成本下降时，企业发生合并的可能性高于环境规制成本上升时。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主要为国内文献，但是国内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例如刘和旺等（2019）以“十一五”减排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倒逼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这种倒逼效应仅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余泳泽等（2020）、毛建辉和管超（2020）都将政府行为考虑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后，适度的考核压力并不必然削弱环境规制的效力，其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较为明显。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是具有门槛效应的。钟茂初等（2015）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 U ”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郭然和原毅军（2020）根据省级面板数据得到同样的结论，进一步研究下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耦合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明显的地区与规制类型异质性。
总结现有文献可知：第一，以上研究多基于经典计量模型，没有考虑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影响，容易造成系统性模型设定偏误；第二，“结构效益”的提升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大多数文献都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忽视了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二、研究设计
（一）空间计量模型。由地理第一定律可知，地区之间存在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因此地区宏观经济运行各方面可能会被其他地区学习和模仿，地区间表现出强烈的关联关系。但是，传统计量模型研究具有空间属性的经济问题时，忽略了这种空间关联性，可能会造成结果出现偏差，而空间计量模型恰好将这种相关性考虑其中，能够有效反映宏观经济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其中SAR模型是指因空间依赖性导致空间自相关的空间自相关面板模型，SEM模型是指因空间误差项导致空间自相关的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然而，许多情况下两种空间传导机制是同时存在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则综合考虑上述两种空间传导机制，其一般形式为：
Y＝αln+ρWY+Xβ+θWX+ε （1）
其中，α代表常数项，ln代表n×1阶单位矩阵，ρ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W表示空间相关关系，WY、WX分别表示因变量、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β和θ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空间权重矩阵
1、地理邻接矩阵。基于二进制算法建立地理邻接矩阵是国内学者常用的方法，本文同样参照该方法建立矩阵，若两地边界接壤则为1，反之则为0，具体如下式所示：
W1＝1 i与j相邻0 i与j不相邻 （2）
其中，海南省为海岛，不与其他省份直接接壤，本文参照王晓红、冯严超等的做法，将海南省与广东省设置为互相邻接省份。
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各个省份除了地理上的联系，本文还基于经济社会特征建立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指在更加全面、客观分析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方法如下：
W2＝diag（Yi-Yj） （3）
其中，Yi和Yj代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用观察期内人均GDP来衡量，│Yi-Yj│表示两地的经济距离。
3、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将地理距离权重和经济距离权重结合起来，构造出经济地理嵌套矩阵，该矩阵综合考虑了空间地理距离特征和经济相关属性。具体表达式如下：
W3＝W2×Wd （4）
其中，W2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d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并且Wd=Wij■ i≠j 0 i=j，d为两地区地理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根据经纬度计算，该矩阵作为替换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且以上矩阵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存在缺失而删去。历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为了提高估计的准确性与可比性，对于可能存在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本文数据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GDP指数进行平减，将所有名义值调整到以2010为基期的实际值。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ES）。本研究参照刘伟等的方法，采用产业间比例关系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代理变量用以描述产业结构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ES＝■■×LPm m=1，2，3 （5）
其中，E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Ym分别表示各地区三大产业的增加值，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LPm表示各地区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产业增加值与同期期末就业人员比值。ES越大，产业结构高级程度越大，反之越小。
（2）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本文选取各省份环境保护税税额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描述环境规制强度，其中2011～2017年数据为排污费收入，2018年及以后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代替排污费收入，同时根据张成（2011）做法选取人均设施运行费用作为ER2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①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选取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并根据年均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②财政支出水平（FISCAL）：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衡量财政补贴程度。③R&D经费（RD）：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与工业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强度越大，越能够激发原始创新动力，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④经济发展水平（PCDI）：利用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做对数化处理。⑤人力资本水平（EDU）：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各省份人力资本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6岁以上人口接受教育年限与人口数量乘积之和除以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得到。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空间适用性分析。采用Moran’s I指数对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Moran’s I指数在空间权重矩阵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空间计量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分析，并且全部Moran’s I均为正，这说明我国省级层面的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出显著的相互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特征。
（二）空间杜宾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空间杜宾模型的一般形式和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本文的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ESit＝ρWESit+β1ERit+βyXit+θ1WERit+θxWXit+λi+μt+εit （6）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ρ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E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ER是环境规制，X为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β和θ表示回归系数，λ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μ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误差项。
（三）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分析。表1为公式（6）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地理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均大于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个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是存在空间相关性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即本省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会通过地理和经济上的关联带动其他省份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各个省份间存在着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其中，竞争效应是因为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这关系着地区的发展和官员任免，使得各个省份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各个省份为了提升政绩，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表现出竞相向上的趋势，但发展并不是单打独斗，各个省份还会产生协同效应，一方面省份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发展好的省份被当作发展示范区，被其他省份进行模仿学习。（表1）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的影响，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将解释变量数据替换为人均治污设施运行费用（ER2）；二是将空间权重矩阵更换成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在更换了解释变量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后，环境规制的一般回归系数与空间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对本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置了地理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产业结构升级自相关系数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溢出作用，即本省份产业结构升级会带动邻接省份和经济属性接近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的直接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本省份和其他省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采用更换解释变量和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基于上述实证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考核制度，引导地方政府间形成良性竞争机制，避免地区间产生逐底竞争，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第二，环境规制本质上是对地方产业的一种“精洗”，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处理好被淘汰企业的善后工作，避免因为产业结构变动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导致社会动荡。第三，提高外商投资门槛，筛选外商投资的产业，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外商投资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这使得中国成为外国的“污染避难所”，适当提高外商投资门槛，有利于我国摆脱低端锁定，改善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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