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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
| 第733期 作者：□文/赖紫嫣 李景欣 时间：2024/7/17 10:37:43 浏览：199次 |
［提要］ 本文选取广东省2011～2021年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分别建立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两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其次，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划分出耦合协调阶段及类型；最后，引入障碍度模型对耦合协调进程中出现的障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都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差异和区域差异，各区域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较不平衡。据此，本文从三个层面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分析；相对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11月4日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城市和农村地区均可从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获益，这也使得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2018年10月，习近平在广东省考察时指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不足是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要加大工作力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广东城乡融合发展报告（2021）》提出，广东省根据习近平提出的建议，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着力解决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其他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广东经验”。因此，研究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证研究方面，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如，姚毓春和张嘉实（2023）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展相对于城乡融合发展较弱，但增长速度较快且二者的差距逐渐缩小。俞彤晖和肖延玉（2023）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针对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姚毓春等（2022）指出，数字经济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但需要解决数字人才缺失、土地资源管理、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不平衡等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效应等方法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进行量化分析，而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取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1～2021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两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计算两个系统的发展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分析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最后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二者的障碍因素进行探讨。
一、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本文依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建立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系统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参考杨玉敬（2023）、俞彤晖与肖延玉（2023）及陈南岳等（2022）的研究成果，并增加新产品销售规模、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等指标。城乡融合指标体系参考了《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报告》及姚毓春与张嘉实（2023）的研究成果，并增加了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总共遴选出包含2个系统、7个要素层、26个指标层的耦合系统指标体系，要素层权重由指标层权重相加得来，如表1所示。（表1）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1）标准化处理：
a■'ij=■，当aij为正向指标■，当aij为负向指标
式中，a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max（aij）和min（aij）分别为指标a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a■'ij是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由于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会出现值为0的情况，为防止熵值法的计算过程中0对对数运算造成影响，本文参考成青青（2023）的研究，将指标标准化的数值向右平移后再计算权重。
a'■'ij=a■'ij+H
其中，H为指标平移的幅度，此处取0.0001。
（2）计算第i年第j个指标的比重：
pij=a'■'ij/■a'■'ij
（3）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
ej=-■■［pijln（pij）］
（4）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
ωj=（1-ej）/■（1-ej）
（5）计算各子系统第i年的发展指数：
Ui或Vi=■（ωja■'ij）
式中，m为年数，n为指标数，Ui和Vi分别为数字经济子系统和城乡融合子系统第i年的发展指数。
2、耦合协调度模型。该模型可以反映两个及以上子系统的相互影响程度，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与协调程度在决定耦合系统演化过程中是关键。本文中构建的数字经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模型，表现为两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的复杂耦合关系，该模型的公式为：
Di=■
其中：
Ci=■ Ti＝αUi＋βVi
式中，Di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第i年的耦合协调度，Ci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Ti为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两个子系统同等重要，所以α和β均取0.5。Di的取值范围为0～1，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强度。
3、相对发展模型。用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的比值来表示相对发展度，计算公式为：
Ei=Ui/Vi
式中，Ei是第i年的相对发展度，表示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两个子系统的相对发展进程；Ui、Vi分别为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发展指数。
本文参考任保平和巩羽浩（2022）对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3种耦合协调发展阶段、9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具体为：将耦合协调度在0≤D＜0.4区间划分为“拮抗”阶段，0.4≤D＜0.7划分为“磨合”阶段，0.7≤D＜1.0划分为“协调”阶段；在每个耦合协调阶段内再根据相对发展度进一步划分为3个小区间，从而得到9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其中，相对发展度在0≤E＜0.8区间表明数字经济滞后于城乡融合发展，0.8≤E＜1.2表明数字经济同步于城乡融合发展，E≥1.2表明数字经济超前于城乡融合发展。
4、障碍度模型。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城乡融合”耦合系统协调发展，需要用障碍度模型来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该模型公式如下：
Iij=1-a■'ij
Fj=ωj
hij=■×100%
Hij=■hij
式中，Iij为指标偏离度，即单项指标与耦合协调目标间的差距；Fj为因子贡献度，此处为使用熵值法求得的ωj；hij为第i年指标层的障碍度；Hij为第i年要素层的障碍度。
（三）数据来源。本文依据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与真实性，选取了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1～2021年的数据，以测度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根据广东省民政厅2021年行政区划，将广东省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大区域。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部分地级市统计局、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及RESSET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二、实证分析
（一）耦合协调分析。本文使用LINGO18.0软件计算出2011～2021年广东省各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进而对两个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Di）和相对发展度（Ei）进行度量，表2为各区域代表年份（第一年、中间年和最后一年）的结果。（表2）
总体上看，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珠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根据耦合协调度区间划分可看出，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从磨合阶段向协调阶段演变，而且深圳近几年已高度协调；东莞、佛山、珠海和惠州先后进入磨合阶段；而其他城市仍处于拮抗阶段。
结合相对发展度（Ei）对耦合协调阶段进一步划分，从整体上来看，广东省相对发展度普遍低于0.8，表现出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城乡融合发展，仅广州和深圳在近几年有表现出数字经济发展超前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对比不同城市，珠三角区域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相对发展度普遍优于其他区域。
结合图1和图2，虽然广东省各市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呈不断向好的趋势，但未出现大规模的协调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较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仍具有较大的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此外，不同区域间耦合协调阶段具有较大差别，珠三角区域本身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是拉动广东发展的主力，因此耦合协调度大于0.4，且发展速度较快；而粤东、粤西、粤北区域由于数字化资源、建设等方面较落后，是广东省贫困人口集中地区，因此耦合协调度小于0.4，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仍任重而道远。（图1、图2）
（二）障碍因子分析。分析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过程中的障碍因素是实现两者高质量耦合协调的关键步骤。本文借助障碍度模型，选取了代表年份，并按照因子障碍度大小对其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协调过程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因子作为主要障碍因子。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深入探索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结果见表3。（表3）
当代表年份为3年，考察对象为21个地级市时，共有63个指标。在数字经济子系统中，移动电话普及率（X13）出现32次，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2）出现29次，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比（X32）出现25次，成为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因素；在城乡融合发展子系统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Y14）出现20次，第一产业占GDP比重（Y11）出现19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Y15）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Y44）出现17次，成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四个最主要因素。
从要素层面来看，把要素出现的频率作为诊断要素层的影响障碍度，来评估数字经济子系统和城乡融合子系统的表现情况。数字经济子系统表现出数字化产业应用（X2）＞数字化基础设施（X1）＞数字化创新潜力（X3）；城乡融合子系统表现出经济融合（Y1）＞生态融合（Y4）＞生活融合（Y2）＞空间融合（Y3）。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系统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都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差异和区域差异，珠三角区域在大多数衡量指标上都高于其他三个区域，各区域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较不平衡。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重视省内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问题，尽力缩小各城市、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鼓励珠三角区域先进技术产业向粤西、粤北及粤东区域扩散，以先进区域带动落后区域发展。第二，加强数字化产业应用，推进数字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建设，保障数字化产品供应能力。重视数字化创新企业和人才培养，对数字化创新企业和人才给予补助支持。第三，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速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提高各类生产要素协同性。健全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户能享受数字化产业链延伸的红利，同时对联农企业增加补助支持，提高企业联农带农的动力。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南岳，宋留爽，卢春桃.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J］.经济论坛，2022（08）.
［2］成青青.数字化赋能制造业转型的效应测度与耦合作用——基于江苏数据样本的熵值法、灰色关联度分析视角［J］.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5（01）.
［3］任保平，巩羽浩.黄河流域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研究［J］.经济问题，2022.511（03）.
［4］杨玉敬.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312（07）.
［5］姚毓春，张嘉实，赵思桐.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现实困境和政策优化［J］.经济纵横，2022（12）.
［6］俞彤晖，肖延玉.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3.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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